翟业军，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作家协会第十届主席团委员、文学评论委员会主任，首届西湖评论家。发表论文一百多万字，出版专著《春韭集》《金风集》《洞穴与后窗》《“文人”汪曾祺研究》《阐释之门》。主持国家、教育部和江苏省项目多项。获得首届雪峰文论奖、第十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等奖项。担任茅盾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浙江文学榜等奖项评委。
访 谈
翟业军：我一直是一个游牧者，
朝向水草丰沛的地方策马奔腾
翟业军 唐山山
翟业军一定是一个有别于大多数学院派的学者。
十三岁考入师范，十六岁站上中小学的讲台。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做小学老师后，翟业军毅然挣脱既定的人生轨道，自考、读研、攻博，一步步踏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殿堂。他庆幸，早年的经历让自己没有被学术体制完全规训，可以自由地游走在不同的领域之间。也许这可以解释，做研究时，翟业军不愿偏守一隅。跨媒介、跨领域的对照阅读，让他感受到强烈的智识的愉悦，在他看来，拥有了这样的愉悦，人生便是值得一过的。这是一位评论家留给自己最珍贵的馈赠。
谈到文学带给他最原初的感受，他用一句话形容心底翻涌的渴望：“想立刻跳下车，找到一个人，跟他或者她说一些什么。”我毫不怀疑这种“倾诉”的巨大热情至今依然贯穿在翟业军所有作品中，读他的评论文字，如同与他对坐，听他娓娓讲述。文字清新、舒展、透亮，把评论 “写得好看” 也是他的基本追求。
我问翟业军，怎样算是“批评要把自己写出来。”他说，“我”会不断被批评对象激发、改变，每经历一次，“我” 便丰厚一层；反过来，不断丰盈的 “我”，也总能找到可以继续滋养自己的对象，发掘出它潜藏的秘密。如此深刻的缠绕，我想，也唯有到如此的状态，写到动情时，才会或狂喜到骑车去曲院风荷转上几圈，或被文字牵动到号啕大哭、不能自已。
当年自认为并非小学老师那块料的人，如今却是很受学生欢迎的大学教授。他教学生们，找一两位自己喜欢的作家，竭泽而渔地阅读；不要待在书斋里，去看、去听、去嗅，去感受风的迷人阻力，在御风而行的时候，我们或许也能飞翔。
二十余年深耕汪曾祺，是他学术生涯的一场漫长对话，如今他又把目光投向新时期文学情感研究，探寻中国人情感的万千褶皱：爱感、恨感、死感、期待、恐惧、焦虑、羞耻、忧郁、倦怠……他依然向往纯粹透明如晶体的境界，去找到一片“林中空地”，讨论生而为人的根本困境，与读者会心。年岁渐长，下笔收敛，但“违心的话不说，烂的作品不评”的底线从不动摇。
就像他说的那样，做一个游牧者，永远向着水草丰沛的地方，策马奔腾。
好的研究应找出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
中国作家网：回看您的人生轨迹，您早年有过中小学任教的经历，之后选择离开工作，重新回到校园继续求学。是什么样的际遇与决心促使您放下已有的生活轨道，走向现当代文学研究之路的？个人经历如何塑造了您的批评视野？
翟业军：谢谢中国作家网对我的访谈。时间过得很快，在我成长过程中觉得理所当然的一些事情，到了现在，得认认真真地解释，下一个或者几个代际的人们才会明白，所以，我经常有“几世为人”的感慨。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农村孩子的理想目标不是考上重点高中，然后上大学，而是中考时考取中专或者中师，因为这样一下子就能解决掉户口和工作问题。我是1990年考上江苏省高邮师范学校的，13岁。93年，我回到宝应老家的中学和小学任教。我也许是一个受欢迎的大学老师，但一定不具备教好小学生的能力。有一次，我给三年级学生讲24小时计时法，下午3点就是15点，讲了两天，学生都没听懂，看着他们的幼稚、无辜的脸，我一下子懂了，我不是做小学老师的料，我得学习，然后离开。我很快拿到自学考试的专科、本科文凭，并于98年考上扬州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生，2001年又到南京大学攻读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选择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契机，我在几个地方说过：一天，从县城回家，坐在中巴车上，我翻看一本当代小说选，一下子被一个小和尚和一个小姑娘谈恋爱的故事吸引，我涌起一种强烈的渴望，想立刻跳下车，找到一个人，跟他或者她说一些什么。后来，我明白了，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我被这样的力量吸附到它的身边。我的经历当然导致我的学养不够完备，存在不少知识盲点。不过，站在当下，拥有后见之明的我又很庆幸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从来没有被学术体制所规训，而是自由地游走在不同的领域，我渴望从尽可能多的人、事、作品中获得教益和长养。
我还想特别说一下我的两位老师，已故的扬州大学曾华鹏教授和南京大学许志英教授，他们都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第二代学人中的佼佼者。我无意评价他们的学术。我想说的是，在跟他们相处的过程中，他们极少说到自己的现实利益，更不会说到自己家庭的困难（那一代学者的家境往往是清苦的），他们说来说去的都是学术和学术界，他们为刚刚冒头的新人而欣喜，为哪个有前途的年轻人耐不住寂寞去从政或经商而扼腕——他们所认定的前途只能是学问的精进。身处当下这个令人沮丧的学术界，我无比怀念他们。
《洞穴与后窗》，北岳文艺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
中国作家网：您在《洞穴与后窗》中致力于文学与影像解读互参互证，新作《阐释之门》当中，也依然能读到对影视作品的专论，如今我们身处视觉文化愈发强势的时代，影像之于您整体的研究实践有着怎样的意义？这种在不同领域间的思考，带来什么样的收获？
翟业军：当我写作《洞穴与后窗》时，影视的力量还很强大，没想到它们的寒冬很快来临，它们所面临的危机，也许更甚于文学。不过，当下肯定是一个视觉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如果不熟悉、研究视觉文化，一个学者必然落伍或者冬烘。很难说得清楚作为整体的影像对于我的整体研究实践具有哪些意义，能说得清楚的只是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影像给我带来的刺激，或者叫灵感。比如，如果不是有一天我盯着《恋恋风尘》的结尾，夏天繁盛的树叶在风中摇响，云卷云舒，往绵延青山投下迟迟又速速奔走的影子，我大概不会想到通过侯孝贤去理解沈从文。当我把沈从文的“天眼”和侯孝贤的长镜头放在一起对照时，我认为我解决了两个重要问题。其一，侯孝贤是看了朱天文带来的《从文自传》，才找到拍《风柜来的人》的方法的，这是电影研究界人所共知的典故，但是，研究电影的人不懂沈从文，他们说不清《从文自传》究竟是如何影响侯孝贤的创作的。其二，我们从来都把沈从文给新文学化了，只有从侯孝贤的影像回视《从文自传》，我们才能理解沈先生为何会斩决地说自己的创作跟改造国民性思想“毫无什么共通处”，还说自己的一切习作皆缺少什么寓意。只有把沈先生跟新文学传统剥离开来了，我们才有可能读懂他，走进他。
在不同领域的游走，让我从不拘泥于一隅。这世界有那么多了不起的、有意思的东西，我为什么不去跟它们对话，而是把生命耗费在无趣、局促的角落？我还由此揣摩出一种“对照记”研究法：好的研究应该把两种或者多种东西对照起来看，看起来差不多的，就看它们的“同中之异”；貌似不同的，看能不能找出它们骨子里的“异中之同”？这样的“对照记”研究法让我发现了一些真相，更让我感受到强烈的智的愉悦——拥有了这样的愉悦，人生就是值得一过的。
中国作家网：您的批评语言风格令人印象深刻。读您的文字，能感受到它的反制式、自由灵动，有读者评价说“既能让人读懂，又让人读来清风拂面”。这样的批评写作风格是如何一步步生长成型的？
翟业军：在《洞穴与后窗》自序的开头，我说：有一天，收到一位编辑老师的电邮，说，读了我的文章，“如在雾霾天里突然吹来一股清风”。我想，这句话既是说我的文章有道理、有价值，也是说写得好看吧。写得好看，是我的基本追求，如果写不好看，我为什么还要写？其实，曾老师、许老师都不追求好看，他们要求的是准确、简洁，就像老中医开药方。但是，他们是包容的，并不排斥好看。2000年底，我硕士三年级，确定留校任教，读博士则是未来的事情。一天傍晚，我突然接到徐德明老师的电话，说，我投给《扬州大学学报》的一篇文章，外审专家是许老师，许老师很喜欢这篇文章，并希望素未谋面的我报考他的博士，如果考上了，我就是他的关门弟子。后来的种种经历不必细说，只说一点：当我坐到许老师家的沙发上时，他一上来就告诉我，我的文章的观点未必惊人，但文笔清新可喜，他喜欢。
如果说我确实有语言风格这个东西的话，那么，它的形成一定和我喜欢的几位作家有关系，沈从文、张爱玲、汪曾祺、王安忆、毕飞宇，等等。我一直跟我的学生说，找一两位自己喜欢的大家，竭泽而渔地阅读，这就是跟高手过招，一直跟高手过招，你就不会差。今年第10期《作家》发表了我为李杭育老师的小说集《水浒客栈》写的序言，一个学生说，某句话“很王安忆”。我丝毫没有被“戳穿”的懊恼，而是很高兴他具备这样的鉴别能力，我相信，他在研读几年的王安忆之后，某些表述也会“很王安忆”的。当一个人同时很鲁迅、很沈从文、很张爱玲、很王安忆的时候，我想，他/她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写作风格，他/她的文章一定是好看的。
中国作家网：评论本身就包含选择。哪些写作值得进入阐释视野，又对哪些写作保持沉默，这也是在搭建一套属于批评家个人的文学谱系。您挑选批评对象的内在驱动力是什么，您会优先看重对象的哪些特质？
翟业军：刚进入文学批评领域的时候，我荤腥不忌，什么样的小说都看，什么样的作家都敢批，当然也就得罪了一些人。现在的我没有了从前的火气，人也变得世故了一些，犀利的批评文章不会再写了。我所能坚持的是，违心的话不说，烂的作品不评。
你说得很对，评论就是选择。我选择一个评论对象，首先是因为这个对象激发我、丰富我，我就在评论对象的过程中得到了成长。我还看重一些特质，比如，优秀的小说家必须有一种属于自己的叙述语言。叙述语言很重要，它是一个小说家的核心秘密。我在南京大学工作的时候，经常考学生一道题型：选几段话，让学生猜它们的作者分别是谁，并详述理由。这个理由很难写，写出来，学生也就掌握这位作家的叙述语言，从而理解、占有他/她的创作了。
《春韭集》，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
中国作家网：您曾提出，批评就是要把自己写出来。不难看出，无论是《春韭集》《金风集》，还是《阐释之门》中，都能看出您的批评里饱含丰沛的个人感受。那么，您是如何处理把握其中的尺度，既让自我有效在场，又不让个体感受遮蔽、取代文本自身？
翟亚军：“批评就是要把自己写出来”，是我请郜元宝、赵顺宏两位教授给《阐释之门》做读书会时突然想到的名字，不一定严谨，很多人也未必接受。但是，我的基本态度就是这样的：如果不能把我自己写出来，我为什么要写这些批评文章？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我”不是天然地放在这里，就是客观的、不动的，而是时时被批评对象所激发、改变的，每被激发、改变一次，“我”也就丰富了一层；反过来，丰富的“我”一定会找到那些能进一步丰富“我”的对象，并把它潜在的秘密发掘出来。这样一来，就不会出现个体感受遮蔽或者取代文本的情况，因为感受本身就是被文本激发出来的。
我希望自己在写作中是纯粹的、透明的
中国作家网：从2004年发表第一篇汪曾祺相关论文算起，您对汪曾祺的研读已持续二十余年。《“文人”汪曾祺研究》是凝聚您多年研读时光的成果，能否向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大众常把汪曾祺简化为冲淡闲适的文人符号，但您一直在丰富拓展这一既定印象，您对汪曾祺的认知发生过怎样的变化？
翟业军：我给《“文人”汪曾祺研究》写了两篇“后记”，第一篇《一本生长起来的书》，说的就是这本书是缓慢生长起来的，生长了二十年，在漫长的岁月中，它经历了童年、少年、青年等时期，变化真大。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一开始并没有“文人”这个概念，而是想着一篇篇地写汪曾祺的名篇精读，《受戒》《大淖记事》《异秉》《八千岁》，等等。到了2014年，我突然想到，汪曾祺说，“书画萧萧余宿墨，文章淡淡忆儿时”，他的萧萧书画与淡淡文章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如果不弄清楚这个关系，怎么敢说自己弄懂了汪曾祺？于是，我很快写出论汪曾祺文学与书画创作的关系的文章，发在《文艺研究》上。进一步，我又想，万川映月，我们可以从无数条川流中的月影，去回溯高悬天上的作为原型的月亮，那么，我们不是应该从汪曾祺在文学、书画、美食、戏剧等诸多领域的实践，去建构出一个作为原型的汪曾祺形象来？换句话说，作为作家的汪曾祺其实只是汪曾祺在文学这道河流中的倒影而已，离开作为书画家的汪曾祺、美食家的汪曾祺、戏曲家的汪曾祺，我们就不可能理解那个作为原型的汪曾祺。于是，我又写了戏曲家汪曾祺、美食家汪曾祺等一系列文章。至此，“文人”这个概念就呼之欲出了。汪曾祺确实被简化成了冲淡、闲适的符号，他好像就是一个写写散文、做做美食的恬淡文人。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我有两点想特别说明。
《“文人”汪曾祺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
首先，1980年复出时的汪曾祺绝不避世，他写那些优美、健康的小说就是要给并没有多少美好和诗意的世界带来美好和诗意，他知道，人的心是瓷器，是脆的，受过伤的心是有璺的，得呵护，得小心轻放。就拿《岁寒三友》来说吧，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只是三个说上不上、说下不下的普通人，他们根本不可能也无意于以松竹梅作为自己人格的投射，或者叫隐喻。这里的奥秘在于，汪曾祺把作为君子、高士的人格投射的“友”，改写成友谊的“友”，他知道，越是缺乏友谊的时代，文学就越是应该给人们送来友谊，只有在文学所送来的既虚幻又真实的友谊支撑下，人们才有力量“挨”过重重苦厄。这样的文学不像匕首和投枪，能把世界的内里血淋淋地撕开给你看；也不是鸡汤，告诉你现世的一切都安好，而是在承认世间苦的基础之上，给你带来一点“滋润”。正是因为懂得老朋友的一片衷心、苦心，林斤澜在为北师大版《汪曾祺全集》作序时，才会提出“绝不平和”说：“也许‘心平气和’是作家的难得的‘气质’。但研究家却要面对绝不平和的现实……”
其次，八十年代后期的汪曾祺艰难地、近乎“自毁”地开启了自己的晚期风格，或者叫衰年变法。衰年变法之后，汪曾祺写过一篇小说，《迟开的玫瑰或胡闹》。很多人觉得，汪曾祺的晚期风格就是“胡闹”，而我坚定地认为，晚期汪曾祺是“迟开的玫瑰”，“迟开的玫瑰”连通着他的早期写作。我有一个比喻：大家所熟知的，写出《受戒》《大淖记事》的汪曾祺是温暖的、金黄色的，他就像小英子家大门上贴的春联，“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晚期汪曾祺则是蓝色的、热烈到冰冻的，他就像《小孃孃》里谢普天、谢淑媛第一次做爱时，天上炸响的一个又一个蓝色的闪电。汪曾祺衰年变法的根本动因，是老/死的印记深深地烙在他的身上，他用以反抗的武器则是性，特别是《小孃孃》《薛大娘》《鹿井丹泉》《窥浴》等小说写到的不伦的性。
有趣的是，晚期风格不只体现在汪曾祺的文学创作中，他的书画创作同时迎来转型：他作画、论画一向喜欢萧萧、留白，喜欢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到了晚期，他变得浓烈、拥挤起来。印象最深的是他暮年画的两幅画。一幅是《一朝风月，万古虚空》，略脱形象的朱荷墨叶铺满全纸，可是，蓝、粉、金、白突破了红、黑的围困，它们在招摇、在跳跃、在呼喊，一池荷花成了一汪艳异的梦境，就像他的小说的蓝色之美。另一幅是他去世前不久画的《朱荷墨叶图》，浓艳的大花大叶塞满了画面的每一个角落，以至于他只能在枝叶的缝隙间写上小小的“曾祺丁丑”——疏朗、空白，那是有“佳兴”的人的趣味。在汪曾祺的临终之眼里，每一朵花，每一柄叶，都是他对于现世的极度的沉湎，也是永远的告别，那么多花叶挨挨挤挤在一处，汇成了一声大大的却又说不出来的再见！
中国作家网： “把自己写成一种晶体”，是您心目中批评家的理想状态吗？晶体的意象如何理解，指向批评主体一种怎样的境界？
翟业军：“把自己写成一种晶体”，是我给江苏散文家张羊羊的一本散文集写“跋”时用到的一个比喻性说法。我喜欢张羊羊散文如晶体一样的纯粹。后来，我自己的一个访谈也用了这个标题，我是喜欢这种境界的。简单说，晶体的意象有这样一些指向：1.纯粹，透明。我是一个俗人，有自己的盘算，有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苦衷，但是，我希望自己在写作的过程中是纯粹的、透明的。2.纯粹、透明并不是一种现成的样子，而是通过不断的写作来逼近的一种境界，这一逼近的过程，就像是“结晶”。3.透明、纯粹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并不真正知道，因为我从未抵达，但我知道林林总总的不纯粹、不透明，我通过写作一一“否定”（这是王安忆的说法）它们，然后试图通往一个也许是虚妄的肯定。4.我希望自己的写作是在拓开一片“林中空地”，在空地中，我讨论一些生而为人的根本性难题和困境，这样的讨论让所有的读者都有会心，都能参与进来。
关于纯粹、透明，我举一个例子。论述汪曾祺改写《黄英》的“醉陶”一节时，我说，这是最好的蒲松龄与最好的汪曾祺的相遇：三郎与曾生豪饮，就是“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觥筹交错中，人作为花在暗发，“我醉欲眠卿且去”的时候，人怒放成一树菊花，对于这样的人/花，可以报之以酒，也可以报之以琴，所以，“明朝有意抱琴来”。我没有说明的是，这也是最好的我与最好的蒲松龄、最好的汪曾祺的相遇，我相信，论述“醉陶”时，我也开出了一朵李白的盛唐花。
关于根本性难题、困境，我对汪曾祺改写《促织》的论述，可以用来作一个说明。黑子来到父母的梦境，他对他们说：“我想变回来。变不回来了。”第二天一早，黑子和宫里的黑蛐蛐都死了。我说，好像有一堵该死的墙横在那里，孩子只能自己爬过来，他就是爬不过来，可父母没法拉他一把，哪怕是轻轻的一把，只能眼看着儿子走了。这是一个最绝望的故事，写尽生而为人者的忧伤，而它的前身却是一出多少有点庸俗的喜剧。敲击着这些文字，我突然号啕大哭，感到无力，一种对于我所爱的亲人以及我自身的命运的无力。
《金风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
一生能够体验几次“啐啄之情”，就够了
中国作家网：所以，如果用若干关键词概括您一以贯之的批评观，您会选择哪些？
翟业军：没有什么一以贯之的关键词，如果某些关键词一以贯之地支配着我的写作的话，就无异于僵死。我一直是一个游牧者，朝向水草丰沛的地方策马奔腾。不过，有一些方法论，我自己是相信的，说是一以贯之地相信，也未尝不可。比如，前面说过的“对照记”。再如，解读一部文本、一个作家、一种思潮时，我强调近观与远读相结合的方法。近观，才能看清细节，抓住矛盾、漏洞、罅隙。但是，我们不仅要趋近一个对象，弄清楚它说的是什么，更要退后，再退后，把眼睛眯起来，看它的手势、姿态，听它的声音、腔调。有时候，没说的比说出来的更重要，说的神态比说的内容泄露出更多的秘密。
中国作家网： "啐啄同时" 是您心中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的理想关系：雏鸡在壳内啐，母鸡在壳外啄，批评家如同在外部 “啄” 的母鸡。时机相合、力度相合，才完成一次“新生”。所以，批评阐释也并不是随时可以启动的，可以这样理解么？什么样的状态，才算是等待到了这种可以 “啐啄相应” 的美妙时机呢？
翟业军：我经常谈论“啐啄”。“啐啄”是阐释主体与对象之间的感应，是一种美妙、神奇的机缘，所以，它当然不是随时随地可以发生的。一个批评家，一生能够体验几次“啐啄之情”，就够了。“啐啄”时刻的降临不是等来，而是寻找到的。我需要不停地找，茫然、无助地找，好像根本没有希望，前方都是灰暗的，突然就被灵感击中，一阵狂喜，一种被“选中”的狂喜。在写作《退后，远一点，再远一点！——从沈从文的“天眼”到侯孝贤的长镜头》的那几天，我整个人都是狂喜的，狂喜到我不敢写，写得太顺了，好像不应该，我必须停下来，骑车去“曲院风荷”转上几圈，回来再写。
《阐释之门》，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
中国作家网：您多年来批评写作产出十分丰厚，论文近200篇，五部专著，累计百万字以上，批评写作自有其节奏，是否也曾遇到对文本感触很深，但迟迟写不出满意文字的时刻，这种时刻您会如何应对？
翟业军：我的博士同学张生，他是小说家，也是法国理论专家。在我漫长的副教授生涯里，他跟我开玩笑地说，要珍惜副教授的时光，因为这是一个学者最具爆发力的时候。确实如此，上了教授后，有一段时间，我很倦怠，写得很少，我甚至怀疑起写作的意义。这两年，我缓过来了，我知道写作是我的宿命，我更期待写作给我带来的快乐——现实中的快乐太少了，没有写作的快乐，日子怎么过得下去？我的写作需要灵感，需要找到打开对象的钥匙，或者叫“刺点”。我没有遇到过写不下去、写不出来的时刻，我只要找到了“刺点”，就能顺着它，一下子揭开覆盖在对象表面的那一层膜。
中国作家网：您曾提及，批评若要和它的对象相匹配，纤敏的感知力、情怀与决断力一样都不能少。就您的观察而言，技术冲击的当下时代，感知力面临着怎样的处境？又可以怎样养护培育这样的能力？
翟业军：时代在巨变，待在书斋里是没有意义的，书斋里的那些活，很快会被AI取代。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我对大学老师这个职业也产生了怀疑。去年的一天，我正在上课，一个一直盯着电脑看的女生大概是弯腰拿东西，耳机从电脑上脱落了，电脑传来很大的外放声。我从不批评学生的，就没管，继续讲，女生手忙脚乱地想把耳机插回去，就是弄不好，于是，我听清楚了，电脑传来的是我上课的即时声音。也就是说，女生明明坐在课堂上，但她更愿意通过网络来收看我的课程，面前隔着一块电脑屏幕，是她和世界最合适的距离。这是一种彻底的隔绝：现在的人们跟世界不再素面、素体相见，而是隔着屏幕去观看它的“拟像”。异彩纷呈的拟像填满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是充实的，所以，这是一个由技术带来的平权时代。但是，拟像并不是真像，以拟像为真像，将导致很多灾难性后果。比如，触觉所感知的世界是一个由压力和抗拒组成的系统，拟像的世界里没有触觉，是光滑的、去压力的，长期待在那里，一个人将丧失对于压力、抗拒的感知能力，会失重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从一个光滑、失重的世界拽出来，去看、去听、去嗅，去感受风的迷人的阻力，在御风而行的时候，说不定我们会飞。
以上的话说的是生活，也是批评。
中国作家网：在您漫长的阅读生涯中，有没有存在这样一位作家或者一部作品，并非您的重点研究对象，却长久地浸润您，潜移默化影响着您的审美与精神世界？
翟业军：张爱玲。关于张爱玲，我只写过两篇文章，论《色，戒》和《小团圆》，但她深刻影响了我的审美。张爱玲是一个天才，我只能阅读她，不能“研究”她。
中国作家网：接下来，您会重点关注哪些文学命题？为什么？
翟业军：接下来我做的题目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中的情感研究”。中文学术界已有的情感研究，只是在情感的抽象层面打转，没能深入到情感的具体样态，探究它们的由来、演变。我想探究“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所勾描、抒发的中国人如下一些情感的变迁：爱感、恨感、死感、期待、恐惧、焦虑、羞耻、忧郁、倦怠……比如，我在2026年第1期《小说评论》上发表《从疯狂到忧郁——给毕飞宇小说人物的精神状况作一次“再诊断”》，谈毕飞宇对当下人们普遍忧郁化的洞观。
这两年，我重点关注的是羞耻，这里详细说一下。耻感不是先天的、自然的，而是由教化外烁的。比如，孔子曰，“知耻近乎勇”，孟子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羞恶之心，是“义”之端。教化是强制，更是水滴石穿地“滴”，润物细无声地“润”，让人发自肺腑地体认到，只有有了羞恶之心，人才成为人，否则就还是禽兽。如此一来，人人怀着一颗知羞知耻的心，耻感又好像是与生俱来的。耻辱令人觉得不洁，感到秽亵，就像是赤身露体地行走于稠人广众。之所以划出一小块耻辱的区域，就是要确保大块的清洁，清洁建基于耻辱之例外，例外状态的宣判才是清洁之常态的保证。
那么，谁来宣判例外？“哲学王”，“圣王”，有什么样的“哲学王”和“圣王”，就会有什么样的作为例外的耻辱，所以，耻辱是各个不同的，各个不同的耻辱连缀成一部辽阔的耻辱史，而耻辱史，也就是人类的文明史。
“新时期”开始时，人们以穷为耻。穷不只是匮乏，在那个饥馑的年代，谁不匮乏？穷是相对的，比较出来的——你有，但是我没有，我的没有还没法子悄悄的、偷偷的，而是不得不在你的有的面前狠狠地、赤裸裸地撕开。想想这个被撕开的伤口吧，它怕风，怕水，甚至害怕抚慰，只能绝望地裸裎，这一绝望感就是最刻骨铭心的耻辱。《平凡的世界》的开头，1975年二三月的原西县中食堂门口放着甲、乙、丙三种菜，让连丙种菜都吃不起的孙少平、郝红梅感到羞耻，羞耻到吃着黑家伙、喝着偷来的剩汤的他们闭上了眼，接着，两颗泪珠从脸颊滑落。他们的羞耻不是因为自己是黑的，而是因为黑的不得不在白的、黄的面前露出自己的黑，黑由此显得更黑，所以，他们必须由黑而黄而白，白了的他们才能一雪曾经在你们面前黑过的耻辱。一定要白、比白还要白的决心和狠劲正是四十年来中国发展的原动力，也是一根把路遥抽得像陀螺一样疯转、转到爆的鞭子。到了一个富裕但高度分化的时代，先富起来的人们真的能够心安理得地享受富裕和富裕给他们带来的荣耀吗？他们难道不需要对面积不小、程度不浅的贫困负责？他们会不会对富裕感到羞耻，在自己的胸前决绝地烙下一枚“富”的红字？每一个有良知的富人都不能置身事外，都应该作答。我正在写一篇论述石一枫的文章，想要说明的是陈金芳身上令人震动、恐惧的耻感，而这样的耻感再也没有了。
中国作家网：最后，想回到写作本身，回望这么多年的批评生涯，如果抛开外部评价，对您个人而言，从事文学批评以来最珍贵的收获是什么？
翟业军：第一，写作的快乐，智的愉悦；第二，我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真相；第三，文学批评让我成为一个不偏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