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 锋
当我读到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孙昌建先生的新著《西湖上的初阳 ：〈杭州日报〉副刊五十周年》（下文简称《西湖上得初阳》）时，一种历史的凝重感在文学的语境下油然而生。孙昌建先生是一位创作题材宽广、驾驭体裁多元的作家和文史研究者。作为一位地道的杭州人，他又很接地气推出了这部以副刊文学，尤其是诗歌所承载的历史人文气息，即《杭州日报》自二十世纪中期开篇后五十年重要文化节点为着墨对象，去触摸这一时期重要的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
在《西湖上的初阳》里，作家以 1947 年 3月《当代晚报》、《当代报》晚刊、《当代日报》作为序曲开始追溯，以 1949 年作为时空切口对该报副刊发展历史进行研究阐发，上及国际、国内社会大背景，下接杭州地方人文气候，如坐标的纵横两轴呈现出时代的风情。作品既有作家本人亲历的社会实践，又有在学术上的版本考据，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著作中流滋出新中国建国后杭州跌宕起伏五十年的历史脉络。
从“夜来香”“雷峰塔”“湖边”到“湖滨”“初阳”“劲松”“西湖”……《杭州日报》副刊不同风格的名称演变，让读者品味到历史中曾经有过的栩栩如生的杭州形象。文化是民族性格内在凝核，备受社会重视，在开篇 1949 年副刊史之一的《五月的鲜花六月盛开》里，孙昌建在讲述报纸的延脉关系后，以诗人阿垅的诗歌《保卫文化》对旧政权的文化批判作为分析对象，这种看似不经意的着眼点，既是作家心中“江河万古流”的历史、文化情结在他笔下的反映，也是当年的诗人和幕后的编辑这一群文化传承者留在报纸上一抹永远的文化记忆。
而 1949 年下篇的《吃着水果看着花，并且控制宇宙》，作家写的则是浙江大学有趣的招生“软文”。当年，旧世界已倒塌，整个社会充满着教育先行，建设欣欣向荣的新世界的热烈氛围。在文章中，作家列举了在新中国建设事业中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科学家、文学家、史学家们的群像 ：中国电机工程学界的一代宗师王国松，医学教授王季午，生物学家贝时璋、谈家桢，数学家苏步青、陈建功，物理学家王淦昌、束星北……这群在杭州默默耕耘的国士们气势磅礴，为新中国的成长发挥了各自领域里无可替代的作用。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在基因科学还鲜为人知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其中有我曾作为一名新闻从业人员荣幸地采访过的谈家桢教授。身为伟大的教育家和科学家，谈家桢教授在当时浓烈的应试教育的氛围下，对提升国民素质教育的念念不忘和对发展基因科学的前瞻性呼唤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相关通讯刊发在 1998 年 5 月 7 日的《浙江科技报》等报刊上。回忆当时的情景，为确保对基因科学表达的准确性，文章发表前我请谈老专门审核了稿子，和蔼可亲的谈教授逐字修订的严谨的形象深深铭记在我心中。今天，当我在这部《西湖上的初阳》里读到谈家桢教授的名字，别有一番情感涌上心头。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1959 年至 1961 年是民众极其艰苦的年代，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1961 年纪《大家都吃冬腌菜》这篇文章，标题精准地抓住了这一时期的民生特征。这一年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极期，或如中唐“元白”等一众诗人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而提出文学创作不仅是被动地反映社会生活，而应积极干预生活的“新乐府运动”遗风的传承，艰敝的民生被作家们以多种文体的表达落在副刊上。孙昌建写道 ：“上一文讲过 1960 年《初阳》副刊上出现了一些歌颂食堂的诗文，而且不止一次，那么到了 1961 年，从歌颂食堂变成了书写粮食和蔬菜……要理解这些诗，就得了解这些诗产生的背景，这就得跟第一版结合起来看才行。”报纸的第一版作为政治导向其内容是什么？作家列举了当年 11 月 5 日和 11 月 28日，《杭州日报》在头版上的标题 ：《立即动手晒腌储备蔬菜》《晒腌储藏秋菜，安排群众生活》，腌菜这些今天看来的芝麻小事却落在头版上，可见当年民生的艰难。而文中的“歌颂食堂”，也藏着深深的时代密码——这就是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农村家家户户不开火，饥肠辘辘的百姓只能到公共食堂喝汤水的特有现象，长辈们常以“吃食堂饭”来表达对那个特殊时代的痛苦记忆。在这一年的副刊纪里，作家列举《把番薯贮藏好》《小林黄姜》《白荡海藕》《菊黄蟹肥捕捉忙》《繁荣的水陆码头——瓶窑》等等的诗歌、文章标题，全方位反映出当时一切的一切只为纳食而谋的全民生存状态。这其中有一篇写“韩信屯兵设窑，制瓶盛水”“贮菜不烂”，产“乌甏”的余杭区瓶窑镇的文章，更是生发着当年的作者着眼于现实，文章为全民腌菜寻找工具、服务于现实而著的内涵。作品中也有以“冬吃萝卜夏吃姜，郎中先生关药箱”的趣味表达文字，体现着作者们苦涩中努力把握着解决民生艰困的导向，可谓用心良苦。如今饱暖，当思当年祖辈、父母的饥寒交迫，因而，每每见到餐桌上的浪费和对土地的索求无度，我总觉得如鲠在喉，常让我重吟南宋水心先生“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而哽咽。
在 1980 年纪的《大有作为的开始》里，作家写道 ：“1980 年的到来，意味着一个年代的到来，这也是我们今天常常提及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回眸当年，一首家喻户晓、人人会唱，由张枚同作词、谷建芬作曲、任雁演唱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歌曲翻越历史的崇山峻岭来到我的耳畔。歌曲带来的不只是动听的旋律，还有那个时代灿烂的阳光、在“科学的春天”里人们奋发的精神……那活跃的时代气息无法让人忘却。而在文学上，这一时期朦胧诗带来的风波已成为年代的一块胎记，其影响已远远超出文学的圈子。这年的 10 月 19 日，《初阳》刊发了左亚琳的诗歌《小路》，其“朦胧性”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小路》作为朦胧诗样本被推上了解剖台，褒贬不一的争论陆续在副刊阵地上交锋。这里既有基于深厚传统诗歌创作理论功底的评论家朱松生先生在朦胧诗出其不意到来时“我也没有把握”的彷徨和对这一新生诗歌样式的宽容 ；我也读到了当年正值青春年华的诗人张德强生为朦胧诗创作正名的《“小路”辩》。张德强先生以“新的内容须有新的形式来适应，新诗也在探索着前进，偏离固有的‘古道’，在广阔的原野上自由驰骋”来拥抱这一诗歌新事物。对朦胧诗臧否不一引起争论的文学事件，让我的思绪联想到萌芽于南朝，融“胡乐”在隋唐、五代十国的里巷里发育，一样不被当时正统文人看重而被称之为“诗余”的词的曲折诞生。这场在副刊里掀起的朦胧诗讨论，无论持哪一方的观点，人们都带着严肃的思考而带来创作上思想的解放与跨越。这场争论既是文学创作的讨论，也体现出“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后人们活跃的思想如暖湿气流的碰撞，在文艺界引起的雷鸣电闪。这是当时社会状态的真实写照，今天读来依旧让人耳目一新。
历史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 1994 年副刊纪的《莫扎特从来不作曲》里，我眼前猛然跳出一个标题《今年不见踏腌菜》。此刻，望着书本我有些傻傻发呆，虽无法读到这篇署名为“一人”的文章，但文章的标题一下子把我拉回到 1961 年那篇《大家都吃冬腌菜》里描述的饥饿的场景里。两篇文章，两个标题，语涵中跨越三十多年，饥饿已不再是常态的历史变迁令人动容。
1999 年是世纪之交，于《杭州日报》这是迈向新世纪的一个重要时刻，作者以《专栏之年》写下了这一年的副刊纪年。在这一年里，出色的副刊编辑们参与创办《都市快报》中去，把这份充满文化、生活气息的报纸办得风生水起。这份新生的报纸，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杭州日报》副刊在经济发达时代的媒体延伸，这也是这家报纸的副刊在创立半个世纪后的高光亮相。在文章结尾，孙昌建意味深长地写道 ：“1999 年 12 月 31 日，《杭州日报》一共出刊 120 个版，一方面是意在纪念 20 世纪的结束 ；另一方面是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而在这 120 个版面中，并没有一个是副刊版，这也是需要特别指出的。”
历史在世纪之交的关隘，总在体现着它的特别之处。在纸媒的巅峰时刻，其背后却另有一双眼睛在窥视着既有的媒体生态 ：一群拥有特别发达的上、下颌骨和咬合肌组成的媒体新生物种正在母体的孕囊里蠕动——这便是即将颠覆传统的新媒体群，只是那时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这是当时的后话，也是今天的前史。
历史可分为即时记录的历史和后记的历史。“历史之父”司马迁负重考据，从前他两千多年开始书写历史，直到汉武帝太初年间休止的《史记》，而自春秋始一代代史官记下了行进中的事件成为历史。副刊作为报纸的一部分，它不是历史可有可无的阑尾，它是时代的“史官”。孙昌建先生的这部《西湖上的初阳》，将已沉入仓库的历史重新放在今天的视角下，在副刊的文学灯盏下让人温故而知新。作家所选的角度别出心裁，既避免了主版浓烈的政治定位带来阐述的局限，又以官方报纸副刊的文化多彩性呈现出细腻、可信的历史风貌，这是一部具有丰厚史学价值的著作，也是历史行进中的一个驿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