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 明
1945 年夏秋之交，重庆的酷暑与抗战胜利的狂喜交织，茅盾以五幕剧《清明前后》为投枪，刺向大后方金融投机与官僚腐败的暗流。这部以“黄金舞弊案”为原型的剧作，从手稿构思到舞台呈现，历经战时审查、版本流变与意识形态重塑，成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兼具政治锋芒与艺术探索的特殊文本。现存手稿中涂抹的墨迹、剪贴的新闻与删改的符号，不仅记录着作家在时代夹缝中的思想轨迹，更映射出民族危亡之际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局与突围。本文以手稿物质形态与版本嬗变为线索，还原其历史语境中的多重意义。
一
《清明前后》的创作始于 1945 年 4 月，茅盾在唐家沱寓所伏案疾书时，案头堆叠着《大公晚报》关于“黄金案”的剪报与国民政府经济公报。手稿扉页最初题名《黄金潮》，大纲显示故事主线聚焦金融投机者的贪婪嘴脸，但在第二幕完成之际，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茅盾遂将剧本重构为民族工业命运与政治民主化的时代寓言。这种转向在第四幕手稿中尤为显著，原设计中林永清沉溺投机的心理描写被大幅删减，代之以“政治不民主，工业就没有出路”的政论式宣言，泛黄的稿纸边缘还残留着被画去的私人化独白，墨迹拖曳处似可见作家在艺术真实与政治诉求间的挣扎。
手稿的物质形态本身即是历史见证。据孔海珠考证，茅盾刻意选用 20 世纪 30 年代库存的“开明书店”水印稿纸，这些纸张在战时重庆已属稀缺资源，泛黄纸页上的钢笔与毛笔字迹交替，前者记录即兴批注，后者用于誊清定稿。这种虚实交织的书写策略，既是对审查制度的迂回抵抗，也暗含“左翼”作家“以笔为枪”的战斗传统。
二
从 1945 年《大公晚报》连载版到 1982 年中国戏剧出版社修订本，《清明前后》的版本嬗变构成微缩的当代文学审查史。初刊本中，林永清长达三页的“西西弗斯式”独白，借希腊神话隐喻民族工业家的宿命，“我这二十年，就像推石头上山，滚落，再推”。该段落在 1946 年东北书店版中被压缩为两行对白，代之以工人集体抗争场景。比对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档案可知，这种改写实为应对“煽动阶级对立”指控的妥协。更具深意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修订版对李维勤案的重构 ：手稿初版止于小职员的人生悲剧，定本却增补狱中宣言“我们这样的罪人，该在民族工业的祭坛上流血”，将经济犯罪升华为政治献祭。版本校勘揭示的不仅是文本差异，更是意识形态对集体记忆的规训机制。
手稿中的空白与删节符号更具阐释空间。原计划八页的“林永清投机心理分析”最终压缩为两段，残存的大段省略号犹如思想禁锢的伤痕。这种“未完成的对话”状态，恰是“双百方针”前夜文艺生态的隐喻。而 20 世纪 50 年代未完成的电影剧本手稿，因茅盾将稿纸挪作厕用最终“销毁”，荒诞结局背后是物资匮乏年代作家无奈的生存智慧。
三
作为小说家的首次戏剧尝试，《清明前后》手稿呈现出显著的跨文体特征。大纲阶段拟定的“电影蒙太奇转场”在定稿中被传统幕次结构替代，但分镜头笔记仍附着于页缘，形成独特的“视听残影”。人物塑造更显露小说笔法 ：赵自芳的心理描写以括号备注形式存在，宛如《子夜》中林佩瑶的舞台投影，李维勤夫妇在旅馆“偷欢”的细节刻画，延续了《腐蚀》对战时小资产阶级生存困境的关怀。这种“小说体戏剧”的实验，在第四幕达到极致，林永清控诉官僚资本时，初稿采用赵惠明日记体的私密倾诉“这些喝血的蝙蝠，竟是我的同胞！”定稿则转为莎士比亚式排比 ：“是谁抽干了工业的血？是谁戴上了自由的镣铐？”文体的突变，恰是作家在个人表达与集体诉求间摇摆的见证。
手稿中的互文网络拓展了阐释维度。第五幕粘贴的舞台设计图手稿，以齿轮与锁链构成表现主义装置，将现实主义戏剧推向现代主义边界，这种视觉化探索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剧坛堪称超前。而大纲页边记录的蚕农对话，移植自 1933 年《春蚕》未刊稿，使工业叙事与农村图景产生时空交响，重构了《子夜》式的社会全景透视。
四
《清明前后》手稿是茅盾文艺生涯的关键转折。1945年 6 月“寿茅”活动中，王若飞“中国知识分子方向”的定调，迫使茅盾从书斋走向广场。“明日需交检查稿”备忘录与正文中“春蚕到死丝方尽”的诗句并置，鲜活记录着这种身份撕裂。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作家将 1943 年未完成的电影剧本《走向黎明》素材植入该剧，使林永清的觉醒之路暗含自身思想改造的轨迹。
该剧的接受史同样构成茅盾转型的注脚。当夏衍批评“小说家写剧终隔一层”时，茅盾在手稿批注栏反驳 ：“戏剧难道不能是思想的容器？”这种文体自觉，在 1949年后升华为明确的创作观，他在后来的各类会议上多次援引《清明前后》，强调“艺术形式应为政治主题服务”。从《子夜》的私人性书写到《清明前后》的公共呐喊，手稿的每一处墨迹都见证着“左翼”作家向文化领导的身份蜕变。
《清明前后》的手稿，如同镌刻在战火余烬中的精神年轮，既保存着历史剧变的震颤，也显影着知识分子的心灵图谱。其版本迭代中的文本政治、文体实验中的美学突围以及作家转型中的身份重构，共同编织成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特殊经纬。在泛黄纸页与褪色墨迹之间，我们不仅读到民族危亡时刻的呐喊，更触摸到一个时代的文学如何在禁锢中寻找自由，在妥协中坚守尊严。当手稿的物质性与历史性在研究中重新激活，《清明前后》便不再只是凝固的文本，而成为理解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动态坐标。每一份手稿都是作家与时代博弈的战场，每一次修改都是历史留给未来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