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侃
我以前和方卫平教授做同事的时候，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过 ：你是不是可以关注一下儿童文学？每次，我都是直截了当地予以回绝的。因为这是一件明摆着的事 ：无论如何，你明显在这一行干不过方卫平。所以我就不存此想。
但是，大约两三年前，我注意到一个现象 ：中国当下很多顶流的作家，比如像王安忆、余华等，以及更老一辈的作家如王蒙、刘心武等，他们的文学起步都是从儿童文学开始的。假如我们要对这些作家做一个谱系性的研究时，他们的儿童文学创作这一板块是怎么也跳不过去的。所以我们要研究儿童文学，要把儿童文学吃透，才能够谈论或研究这些作家。
这个现象引导我思考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涉及中国当代文学。我发现，一个国家，假如它的文学很发达，比如这个国家出现过巴尔扎克，出现过加缪、萨特，出现过卡尔维诺，那么，这个国家的儿童文学也一定是很发达的。所以我想，如果当代中国出现了莫言这样的作家，那一定是因为同时代的中国有不俗的儿童文学。所以，一个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人，非常有必要同时去观察当下中国儿童文学的兴衰。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儿童文学，是总体性文学兴衰的晴雨表。我很愿意再强调一下 ：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是很有必要去关注儿童文学的。
所以，两年前方卫平教授邀我去鲁东大学为一个儿童文学的短训班授课，我就很乐意去，因为我那时已经心里有松动了。我想我应该去到儿童文学的现场感受一下。从鲁东大学回来之后，我就开始给自己补儿童文学的课。方卫平教授说我现在大约可算是半个儿童文学的研究者，这是抬举。我目前还只能算是一个粗浅的涉略者和关注者，还不能算是儿童文学的研究者，我对儿童文学的整体状况的了解仍然远远不够。
读《小山羊走过田野》这本书对了解《一加一等于二》是有帮助的。小山羊因为羡慕蛇的苗条，以至于准备节食、减重，如此这般的一只山羊，它的蠢萌，其实跟轮子是一样的。薛涛对一个人和一只羊的关系的处理，其实跟《一加一等于二》中的处理方法，是颇为相似的。
我昨天跟赵霞说，《小山羊走过田野》硬是在北方的草原和旷野里写出了小桥流水的江南韵致。当两个物种之间或者是两个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切的相互依附关系——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是“爱”——的时候，四季的轮换，时空的变迁，风霜雨雪的侵蚀，以及某些致命的危险，薛涛都将它进行了软化处理。我说的江南韵致，指的就是这种软化处理。这样的一种处理，其实在《一加一等于二》里沿袭了。比如，轮子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家庭，母亲是养猪的，父亲身体残疾，且有难以克服的心理疾病，他干过很多养家糊口的活儿，干啥啥不成，养过蚕，破产了，又去给人摘松果，最后搞玫瑰花露的提纯，总体上，他就是一个农民，一个很底层的农民。然而，通读下来，你并不觉得那一家人特别苦，你没有觉得轮子这孩子是在苦难中泡大的。我就觉得这是我在《小山羊走过田野》里读到的那种平和、温润甚至是诗意的、软化的一种处理方式。这样处理好不好，先不去说它，总之这大概可以视为薛涛的一个特点吧。
《一加一等于二》这个小说写了一个——我称它是——反成长的成长小说。轮子这个人物，从七八岁写到 17 岁，他的身体在成长，但他的心智是不成长的，因为他十七年的人生只有质地很单薄的经验累积，他也没有发生过很高、很显著的认知上的跃迁，所以他的人生是处于一个发展很迟缓的、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他被永远地留在了童年。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视其为是一部反成长的成长小说。当然，反成长的成长小说并不鲜见，它多见于以身体或者智力有残障的儿童人物为主角的叙事。
我在读这小说时候，起始有点担心，就是我们很怕轮子进杂技团学杂技，学成之后去法国拿个金小丑奖什么的。我很怕这样的故事朝向，这样写就完了。幸好没有。但是，轮子尽管没有去学杂技，但他骑着自行车到处晃荡，一直骑到故事最后，我也没有觉得那样的一种人生有什么很特别的段落或节点让我感动过。虽然小说结尾算是点睛 ：过生日的时候，在两个小伙伴的鼓励下，轮子最后艰难地说出了“三”。这是小说的高潮，也确是点睛之笔，但总体来说，这个小说到最后还是没能打动我。李学斌教授前面提到这个小说有语言炫技之类的毛病，这些毛病确实是存在的，但我更认为，假如一个小说在最紧要处不紧要、在该结实的地方没有结实，那问题更大，相比于此，其他问题都是小问题，甚至都不是问题。
我想说的是，这个小说的关键问题是主题或思想性的高度、厚度不够。轮子这个孩子原本可以写得很有意思。他无法说出比“2”更大的数字，无法计量比“2”更大的数值，在这个算法时代，他以自己的“二进制”抵抗另外一种无孔不入的二进制，这会是多有意思的一个人物和故事！眼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 ：人工智能唯一无法取代、无法覆盖、无法抵达的人类特性是什么？答 ：是人类的蠢。当然，我在这里所讲的这个“蠢”不含贬义，因为这个“蠢”里面可能包含了仁义礼智信这样的关键性成分。轮子的天性，轮子的成长经历，轮子与他人特别是与他的两位朋友的关系，都是可以命名为“蠢”的。但是薛涛对这个“蠢”的讲述或处理，在我看来是失之粗糙的、欠缺力度的。很可能，薛涛对“蠢”的理解有些肤浅，以致于没能从根部聚焦式、升华式地攫住它。比如，我会觉得轮子的仁义表现得过于本能，他的朋友淳厚的仁义也表现得过于本能——淳厚对轮子的那种友好，似乎出自其本人的原始本能，而不是轮子或轮子的遭遇把它激发出来的。过于本能，反而不自然，突兀，缺乏人性的深度。轮子对他的两位朋友的影响同样不深刻，后来淳厚和兔子这两个朋友逐渐与轮子疏远了，又聚拢了，其间的变化我觉得是时间推动的而不是轮子推动的，是时间和其他外在力量推动的，而不是轮子感召的。我觉得，轮子作为小说的一个核心人物，他在故事当中的感召和聚合的能力，明显是不够。
不过，以上这些还不是我要谈的关键。我在看完薛涛的这部小说后，又回头去翻了两部小说，一部是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一部是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我本来想，薛涛是不是能把自己的这部小说写成《自行车上的男爵》。为什么要举出这两部伟大的儿童文学名著？是因为某种相似性的联想，是这联想促使我有所思。《白轮船》里小男孩，其实也是一个蠢萌的小男孩——和小山羊或轮子一样。他无法进入到成人的理性世界，他被固置在前理性的阶段，并且永远停留在那里 ：所以，当一个民间神话在现实中被碾碎后，巨大的震惊使他深陷绝望，他不能承受这样的毁灭，于是毁灭了自己的生命。
小男孩的自毁，这样一个举动在我们看来当然是非理性的，是很傻很蠢的。但艾特马托夫在小说最后一段的叙写却非常打动我。他写道（大意如此）：这个孩子短暂的一生，就像闪电，亮了一下就熄灭了，但闪电是能照亮天空的，而天空是永恒的。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其实可以倒过来讲 ：天空是永恒的 ；闪电虽然短暂，但在那一瞬，它撕开了天空。“短暂”与“永恒”的激烈对撞，极富张力地霎时升华了整部小说的思想与情感。
轮子是一个结构性的弱者，他这样的有严重智力缺陷的人，在任何时代都会被甩到社会主流结构之外，所以，他同时又是一个绝对的弱者。那么，他在与像天空一样永恒的结构面对时，是不是有可能化身一道闪电去撕开它呢？如果薛涛写到这一步，这部小说就会很了不起。
因为昨天薛涛提起即将启程去意大利，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我看到过的一个报道 ：在意大利某地，有一个森林的守林员，几十年来，他每天都乘坐同一趟火车从家里出发去到他工作上班的地方，然后下班后乘坐另一趟火车回家。火车很准时。他几十年的生活的主体框架因此铸定，仿佛他身心的 DNA。某年，火车突然提速了，于是把这个守林员生物钟般的生活节奏和规律全打乱了，他生活的主体框架坍塌了。他为此备受困扰，苦不堪言。我们都知道，人们都普遍欢迎提速。我有个比喻，就是火车提速使我们进入了强生活。但是，守林员愿意过弱生活，因为强生活使他的 DNA 产生了紊乱。于是他就向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抗议，要求恢复那趟慢车。他的抗议获得了声援，最后那一列慢车得以恢复。轮子这样的人，也是天性和基因使然，他只能过弱生活，那么，他有没有办法通过某种方式让我们这个社会，让我们这个结构，为他保留慢生活的频道或车次呢？
很显然，今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强，轮子这样的人是一定会被强生活甩脱。至少，我不敢也不能去预想轮子的未来——那个被强生活甩脱，又无从寻找弱生活频道的人的未来。在小说里，轮子在未成年前一直有父母
陪伴，还有小伙伴们陪伴，但是，总有一天父母不再能陪伴他，小伙伴们也不再会陪伴他，这时的轮子怎么继续他的生活？这时候回想一下薛涛的“软化”处理，是不是隐隐觉得有那么一点不妥？这个小说，是不是应该尖锐一些才对？
所以，这时我们要考虑，如果薛涛能让轮子通过某种直接或曲折的方式将那个超稳定结构撕开，最终让那个结构为弱者保留弱生活的频道，这部小说或许一下子就会发生主题或思想的跃迁。但是，就目前而言，整部小说
的叙述显然平淡，甚至乏味。虽然轮子不学杂技了，不去法国领金小丑奖了，但是他改弦易辙后的整体走向仍然没太大的意义增值，包括最后他虽然念出了“三”，或许会给读者情感上的刹那触动，但是在精神层面，你不会被触动，更不要说被震撼，它不涉及更深层次的感动。它还是让人觉得差那么一点点。也或许，不止一点点。
前面我为什么要提到《树上的男爵》呢？因为《树上的男爵》也是一个反成长小说。主人公年少时因为在某日家宴上的一次叛逆冲动，负气上树后就不再落地。他至死不肯从树上走下来汇入众生，坚持那样一种生活方式。你可以说他是为了追求个性，也可能是为了信守自己的某个诺言，总之，他被甩出了我们所团团拥抱的那个结构。《树上的男爵》很有意思。首先，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超越性的、比常人更接近于上帝的视点，得以从树上、从高拔处观察芸芸众生的样貌和情态，提供了很多新鲜的、有质感的人生体验。其次，通过主人公的行走，通过对他的行走的叙述，卡尔维诺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与我们的世俗庸常的世界相并行的另外一个平行世界。这个平行世界内容丰富，色彩绚烂，主人公通过在树上的行走去了很多地方，经历了风霜与和煦，经历了浪漫与传奇，经历了爱情与衰老。这超拔的视点，这辽远的沧桑，这两者的聚合，使这部小说从架构到叙述都处于起伏有致的立体感中。
我们设想，假如轮子骑着自行车，让自行车成为仿佛焊在他身上的器官一样，通过这样的焊接，通过超长时段的骑行，通过在骑行中捕捉到的、只对弱者产生强感应的形象和信息，他创造了一个独属于他自己的但又不同凡响的平行世界，从而成为一个“自行车上的男爵”——这样的叙事，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如果是这样，薛涛就会成为中国的卡尔维诺，这部小说也会不同凡响。说句老实话，这部小说目前的样子是不令我满意的。比如，至少，我认为自行车对轮子来说还没到被他视若生命的地步，也没到不可取代的地步，假如我们把这部小说里的自行车换成别的交通工具，比如换成轮椅，或是换成一匹马，似乎也未始不可。退一步讲，即使只是让轮子骑着自行车去感受一下略具抽象的意义，比如在骑行中感受速度，感受速度造成的空间变形，感受这空间变形带来的新鲜体验，凡此种种，从而撬开某个裂隙，透进异样的光，看见异样的世界，也从而使为弱生活保留频道的理由更无可辩驳，这样写是不是也会更好一点？
但是，在薛涛的这部小说里，轮子骑行十年的见闻总体是单调的，同质的。他骑行十年看到的仍然是质地单薄的世界，他骑行十年积累的经验仍然是质地单薄的经验。他虽然长高变壮了，但就像往蓄水池里注入凉水，水位虽然高了，但水温仍然是凉的。也许有人会说，这难道不正符合一个智障者的实际情况吗？的确如此。但从文学的层面来说，从作家的层面来说，以所谓的现实逻辑来俯就人物的认知和经验，却无力萃取和呈现能打动或引领读者的深刻认知，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失败。也许，我的要求可能太高，尤其是抬出了艾特玛托夫，抬出了卡尔维诺，但是我是以一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从业者的身份，从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性角度来递呈这个问题的。这两年来，我越来越觉得儿童文学对整个中国文学的推动意义非常大。某种意义上说，儿童文学是为它的母语生产作家的。所以，需要有繁荣而强有力的儿童文学涌现，中国才有可能持续地出现第二个莫言、第三个莫言。
另外，作为这部小说的核心情节，轮子不遗余力寻找狗的举动也没有打动我。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轮子的生活其实是我们这个时代生活的一个微投影。他开始搜集和储存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调配和传输。这时候，他变成了一个大数据的肉身载体，这其实是大数据时代置于其身的一个微弱投影。然后，他开始利用这些信息去从事商业活动，接着又开始从事快递业务，这仍然是这个时代的社会核心结构的一个投影。他已经被大数据时代和经济时代暗中塑造了（而并非真的以他的二进制抵抗算法时代的二进制），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被这个时代不出声地吞噬了。他不折不挠、费尽心力去寻找狗的举动所蕴含的“诚信”品质，我猜，这是薛涛费力最多处，也是他设计的煽情点。然而，在今天这个经济时代，所谓的“诚信”已然重新编码，成为一种商业逻辑。商业逻辑中的“诚信”是 ：作为一个快递业务的从业者，你既然接下了这笔业务，你就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它。如果业务发生差错，比如不慎把需要运送的狗弄丢了，那他就是应该不遗余力地去寻找，去弥补由此造成的所有损失。被编入商业逻辑的“诚信”，是不能打动人的，因为它遵奉的是商业律令，而非道德本身。假如不是在资本横行的经济时代，而是在古代，你如此费尽心力找狗的举动就别有意义。在古代，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约定桥下见面，结果女人没来，这时海水涨潮了，他仍然抱着桥柱死等，就是李白说的“常存抱柱信”，这样的诚信才是感人的。
刚才说到这个小说里有很多当下大数据时代、经济时代的微投影，这些看似是“虚”投在轮子身上的时代影子，一方面使我越发担心他的未来，因为在这样一个时代，无论是“大数据”还是“经济”，这些强悍的结构只会越来越用力地把轮子甩出远远的，假如让轮子模仿这样的生活，假如作家依据强生活的底部逻辑来叙事，故事内部一定会产生并布满不可调和的悖谬，其中的人物一定不会打动人，这个故事也不会打动人。轮子这孩子一出生就遭遇苦难，但他的苦难并未令人肃穆 ；这孩子很萌很蠢，但似乎又唤不起对等的同情 ；这孩子的成长也只是长了一个身体，他的“反成长”也并未带给我们什么启示性的意义旨归 ；他在故事最后那个艰难的突破，其实也颇为勉强。为什么会这样？我在读这个小说的时候常如此反复感叹。但我想我应该已经讲清楚了。
另有一些技术层面的可能的小问题，提出来商榷。
首先，故事的某些局部，是不是有必要铺设。比如说那只松鸦，它出现了，最后又死了，我觉得，相对于叙事主干，这只松鸦似乎没那么重要，可有可无。按照文学创作的基本伦理，所谓的“可有可无”意即“可无”。
其次，轮子的二进制——他的生活当中很大部分、关键部分就是由他的二进制所致，但有时候我还是觉得它作为“事由”却和诸多“事故”是脱节的，他后来的很多遭遇跟他的二进制其实关系不大，不具有很直接的因果关系。这其实很糟糕，这像是在骑一辆断了链条的自行车。
再次，刚才李学斌教授也提到有背景交代模糊的问题，我也赞同。不仅仅背景交代模糊，还有一些具体的时间节点的交代也模糊。我们都知道，孩子在小学低段和高段的差别是很大的，比如说一年级二年级时他还不具备阅读能力，但到三年级以后，孩子们开始具备这个能力了。会不会阅读，是重大的人生差异。但是小说只笼统地提示了三个年龄 ：刚入学时的七八岁，小学毕业时 13岁，末尾过生日时 17 岁。但是 7 岁到 13 岁之间，是没有任何阶段性的年龄交代的，而这种交代又是非常必要的，比如，有一天轮子起床后发现父亲在他床头留了一张字条，字条的内容其实写得挺复杂的，我当时想，以轮子的智力能读得懂吗？尤其是，假如他此时是小学一年级，他读得懂吗？当然是读不懂的，那这个父亲写字条的举动就令人费解了。省却必要的交代，会让叙述失准、失真。遇到像我这样挑剔的读者就会在失准、失真处心里“咯噔”一下，又“咯噔”一下。
我就先讲这些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