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认识王侃的时候，他专注于女性文学批评。提起女性文学，一般都会加上“主义”两个字。王侃首先关心的是女性作家，并试图探究女性写作在整个文学版图中的独特面貌。“主义”是所谓的思想资源，王侃开始涉足此领域应该是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擅长书写尖锐的女性生命感觉和困境的女作家，如林白、陈染等，旧有的研究方法显然不适合她们，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去阐释她们。当时，这一领域的研究尚处于基础阶段。王侃和其他学者意识到男女之间的差异性：首先是身体力量天然的不平等，其次是社会力量后天的不平等。新的观察方法为女性作家的文本带来了全新的意义空间，王侃的研究也从90年代女作家的写作拓展到新文学以来所有女作家的文本研究。这个时期的王侃像人类童年时期得到一个崭新的玩具，沉迷其中。那时候这一工作带有一定的启蒙性，到了今天一些观念已经成为人们观察世界的基本话语。
后来，王侃似乎退出了女性主义研究领域，留下了一本书《历史·语言·欲望——1990年代中国女性小说的主题与叙事》，这本书记录着他曾经的激情。王侃开始把目光投向整个中国文学。这样说也不完全准确，因为在研究女性文学的同时，他其实一直关注着当代文学现场。以我对王侃文章有限的阅读，我认为王侃是一个对文本有敏锐洞察力的人，他特别关心作家与文本的关系，对作家在文本中运用的最根本的方式以及内心隐秘的投射常有精准的捕捉。这可能同王侃在学生时代有志成为小说家有关，他曾写过不少小说，只是没有拿出来发表。有一段时光他一直在写诗，前几年他还出版了诗集《歌儿》。也许是有过小说和诗歌写作的实践，他才格外懂得作家的心思。格非的《春尽江南》出版后广受好评，当时由林建法先生张罗，在千岛湖开了一个《春尽江南》的研讨会。王侃做了一个发言。在最后的致辞中，格非对王侃的发言作了回应，他肯定了王侃的阐释，并说听后出了一身冷汗，仿佛被看穿了一般。格非还说，作家喜欢这样能击中写作者块垒的阐释。
这一时期，王侃的研究领域还涉及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问题，其间他去了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由此了解到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的真实境况。这段经历对王侃是有影响的。从美国回来后，我感觉他观念上的改变是明显的。在王侃的众多批评中，值得关注的是他对现代性逻辑置于中国语境下产生的不适应症的警觉。他在研究女性文学时关于“国际性”与“民族性”的思考方式一直是他研究中的一条重要线索。
我曾经写过一则小文《文学与现代性》。在中国，发生在中国的一切几乎都可以用“现代性”这个词汇去阐释或概括，比如民族国家的建立、想象的共同体的构建，包括我们在写的小说基本上都是“现代性”的产物。“现代性”已经是历史意志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席卷中国人观念以及生活的重要发生点。文学作为观察时代中人的处境的一种文体，自然会关心“现代性”。事实上，在不经意之间，现代性已渗透到作家对这个世界的思考及观察的方式之中，它影响着中国人对未来的想象，也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和创造。
王侃认为，在“现代”“西方”的框架内，中国文学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和评价。他以《红楼梦》为例，这部被中国人认为的伟大作品，西方读者却相当漠然。他因此对所谓的“现代性”充满了警觉。虽然现在中国的作家或批评家中，不乏有人用“现代主义”或“魔幻”这样的西方词语来阐释《红楼梦》，但《红楼梦》肯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小说。在《红楼梦》中，作为主线的宝黛之恋，除了开始有所进展外，中间一直处于停顿状态，这在西方小说中是难以想象的。西方小说中，当人物之间构成关系后，需要不断变化，从而产生戏剧冲突。而《红楼梦》的戏剧性展开反倒来自于被认为由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所有的人物在后四十回都得到了充分的展开，似乎才更符合西方意义上的小说。王侃认为，一百年的中国新文学是从“反传统”开始的，而中国文学的新纪元需要从“反现代”起步。当然，他还补充道：“我希望对‘中国话语’的任何一种倡导，都有对‘何为中国’的学理辨析作为知识前提。”
我想起在1980年代，建筑大师贝聿铭受邀到北京建造一座建筑。他没有选址在长安街，而是去了香山，建造了香山饭店。香山饭店建好后，当时的中国人非常失望，这是一幢充满中国元素的现代性作品，并且只有三层高，这不符合1980年代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想象。那时候中国人关于现代性的想象就是摩天大楼。要到1990年代末期，贝聿铭设计苏州博物馆时，中国人才完全接受了他的审美。毫无疑问，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作家也意识到了“现代性”并非唯一的神，在现代性的框架下，需要充分认识到中国人的生活以及自己的古老传统，认识到一个更为复杂的中国。这期间，也有作家实践“反现代性”后撤，如莫言的《檀香刑》，采用了说书人的方式向中国古典文学致敬，格非的“江南三部曲”里有大量中国传统的风度和审美等。
文章的最后，谈谈王侃的师承渊源。他的博士导师是王彬彬。王彬彬个性鲜明，常常直白而严谨地说出自己的见解，在讲究人情的中国社会中，需要强大的力量和勇气。还记得，有一次我问王侃：“你从你的导师那里学到这种品质了吗？”王侃谦虚地说：“我能学到十分之一就不错了。”
（作者艾伟系浙江省作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