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文远
在当代作家中，李洱是个独特的存在，也就是说他不好归类于某类、某派、某主义的作家行列。他说，绝不重复自己，不写相似的作品，如果没有新的思想和思考，他宁愿不动笔。他自嘲自己是著作“等脚”，人家是著作等身。因此，他的创作时间比较长，跨度大。作为北大教授，他的“知识分子”标签很有标识度和辨识度。可以这么说，他是一位有着理性思考、清醒认识和明晰目标的作家。因而他的作品虽然不是很多，但出手即是精品，获茅盾文学奖的《应物兄》就是这样的作品。
李洱的长篇小说《应物兄》从 2005 年开始到 2019 年获得茅盾文学奖，耗时 13 年，终于以 85 万字（也有版本 125 万字——李洱言）的鸿篇巨制，描绘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当代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生活的画卷，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绘制繁复的浮世绘。这部以知识分子为镜鉴，映照时代万象的作品，通过济州大学筹建儒学研究院的荒诞过程，揭示了知识分子在全球化与消费主义浪潮中的精神困境与命运挣扎。小说不仅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学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传统，更以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密度和思辨深度，叩问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存在意义与道德坚守的可能路径。
《应物兄》主要围绕济州大学儒学研究院的筹备成立和迎接儒学大师程济世“落叶归根”两件大事展开，以“应物兄”作为轴心人物，上下勾连、左右触及，涉及济大几位著名的老教授、门生、弟子和友人等，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儒学复兴大业。由于此事涉及各方利益，引来了桃都山连锁酒店老板、养鸡大王、内衣大王甚至全球资本巨鳄的参与，原本的学术之事演变成了旧城改造、科技创新、引进外资等发展济州经济的大事。
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在看精彩故事的同时，我更注重作者对主人公应物兄内心世界的精妙刻画，以及复杂人际关系的细腻呈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窥探人性与社会肌理的窗。
小说一开场就从主人公应物兄冲澡时的心理对话展开，很快把读者“代入”角色，让人感同身受。应物兄的心理活动犹如一场隐秘而深刻的思想盛宴，他经常在头脑上产生两个自己，或进行对话、沟通，或争执、吵架。当面对学术上的争议，他内心的纠结与权衡被李洱以细腻笔触层层剥开。每一个念头的闪现，都关联着他的学术理想、声誉考量以及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比如在关于儒家文化现代转型的研讨中，应物兄既渴望在学术前沿发声，又担忧观点的激进或保守会引发同行的质疑。这种内心的拉扯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充满了灰度和复杂性，像现实生活中我们面对抉择时的无数次自我对话，真实得令人动容。这些心理描写不只是应物兄个人的精神独白，更是一代知识分子在时代浪潮下的灵魂颤音，反映出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碰撞时的迷茫与坚守。
而在复杂的人际关系织就上，《应物兄》堪称一绝。应物兄周旋于学界、商界、政界等不同圈子，每一段关系都千丝万缕、错综复杂。与恩师的相处，既有对师道尊严的敬重，又夹杂着因学术理念分歧而生的暗自较劲 ；和同窗的往来，昔日的情谊在名利场的熏染下，变得微妙而难以捉摸 ；与商人的合作，则是利益与理想的博弈，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暗藏机锋。在筹备“儒学研究院”的过程中，各方势力怀揣不同目的汇聚而来，应物兄身处漩涡中心，他的每一次应对，都是对人际关系平衡艺术的艰难实践。李洱通过这些情节，将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展现得淋漓尽致，让我们看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仅是情感的纽带，更是利益、权力、声誉等多种因素交织的复杂网络。
小说以“应物兄”为名，体现儒家文化内涵，“应物”之名隐含着一个大追问。“应物”一词可追溯至道家、儒家等传统文化。在儒家思想中，有“君子不器”之说，强调人应具备灵活应对事物的能力，不被固定的形态或功能所局限。应物兄这一名字暗示主人公需以一种符合儒家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的方式去“应物”，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践行儒家的理想，展现出儒家所倡导的积极入世、担当责任、以礼待人等品质，在与各种人和事的互动中，实现自我的道德完善和社会价值。以“应物兄”这样一个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的名字作为书名，能引发读者对于人与物、人与社会关系的深入思考。从小说最终结果看，对于“物”的处理和应对，应物兄退失据，他总是在庙堂与江湖、名誉与金钱、自律反省与随波逐流中矛盾和纠结，与他的矛盾纠结的心理非常契合。正如评论家所言 ：“从个体命运的角度来看，应物兄无疑是失败者 ；从深度介入日常生活的经验范畴而言，他又堪称悲壮的英雄。”
《应物兄》就像一面多棱镜，作者通过对应物兄的塑造，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内心世界的广袤无垠，以及人际关系网络的纷繁复杂。它提醒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抉择、每一段关系，都蕴含着无数细微而关键的因素，值得我们去深思、去品味。
此外，该书还通过对知识分子在时代潮流的变化中的困境与突围，细致入微地重塑着几代知识分子的群像。
与鲁迅笔下因物质困顿而堕落的知识分子不同，《应物兄》中的知识分子困境更多源于精神世界的溃败。这种从“生存危机”到“意义危机”的转变，映射出中国社会半个多世纪的变迁。相较于钱锺书《围城》对民国知识分子的辛辣讽刺，李洱的笔触更显悲悯 ：他既揭露了学术江湖的荒诞，也理解个体在时代巨轮下的无奈、无力、无为。
《应物兄》中的知识分子群像呈现出鲜明的代际差异与精神分裂。第一代学者如程世济、乔木、姚鼐等，仍保留着传统士大夫的学术理想，但他们的坚守往往被时代边缘化 ；第二代以应物兄为核心，这一代成长于 20 世纪80 年代的知识分子，既渴望以儒学复兴重构文化身份，又深陷权力与资本的裹挟 ；第三代如易艺艺、小颜等年轻学人，则完全被实用主义浸染，将学术异化为谋利工具。
李洱敏锐地捕捉到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悖论 ：在全球化与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他们既渴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又不得不与权力、资本周旋，并达成妥协。小说中的儒学研究院筹建过程，本质是一场各方势力争夺各自“利益”的剧场——官员栾庭玉将其视为政绩筹码，商人黄兴企图借此攫取利益，学者们则在学术理想与现实利益间摇摆。
这种困境在应物兄身上体现得尤为深刻。他一方面试图以儒学重建道德秩序，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周旋于权力和资本的网络中。比如，为帮助程济世实现“太和驴”的执念，并寻找“太和驴”，不惜放下身段，以迎合其儿媳珍妮特别喜欢养驴的嗜好——她认为驴是动物中的儒家，称之为“儒驴”。另外，默许出版商对学术的庸俗化改造，甚至默许女儿移民美国。这种“精神分裂”状况折射出知识分子的普遍困境——逢迎、无奈与妥协。他们既是文化资本的占有者，又是政治经济权力的依附者，同时也是利益追逐者。正如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 · 布迪顾厄在其“文化再生产理论”中指出的，文化不仅仅是一种被动接受和传递的东西，而是通过社会实践和互动不断被个体重新创造和再现的过程。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在体制与市场的夹缝中逐渐消解。
尽管小说充斥着反讽与荒诞，李洱并未放弃对知识分子精神出路的探索。在众声喧哗中，仍有少数人物展现出坚守的力量 ：哲学系教授、古希腊文化传承者何为，毕生追求柏拉图式的真理 ；经济学家张子房隐居陋巷研究底层经济 ；核物理学家双林院士为国防事业献身。这些知识分子角色构成了与其他知识分子群体的对照，暗示着道德和理想主义的光芒。
《应物兄》最终呈现的，是一幅未完成的救赎图景。李洱以惊人的知识野心与叙事耐心，将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置于全球化、市场化与传统文化复兴的多重语境中，既揭示了他们的堕落与妥协，也保留了理想主义的火种。在小说结尾，作家以“仁得丸子”为诱饵，写出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程济世“奔着仁德丸子，也要回济州”的落叶归根的思想，并以关心下一代健康不健康的问询，表现了传统的思想观念，这也许就是知识分子在现实与传统矛盾中的挣扎，是李洱为当代知识分子命运写下的深刻注脚。
在谈及用 13 年时间，一度达到 200 万字的庞大体量，是如果处理好复杂的日常给创作带来的影响时，他说 ：“这本书仿佛有着自己的意志，不断地生长着，顽强地生长着。电脑显示出的字数一度达到 200 万字，其间写坏了三台电脑。每天都与书中的人物生活在一起，如影随形。”李洱的写作实践告诉我们，写作不仅是一项艰苦的劳动，需要耐得住寂寞，更要经得住诱惑，坚守写作初心，持之以恒，才能达到成功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