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南志刚
天涯的长篇小说《信客》以十九封信为基本结构方式，通过信客常走、常行、常安往来宁波—上海之间，串起以宁波—上海为中心的江南社会，叙述晚清民国时期江南官宦人家、富商巨贾、小康之家、普通平民等，在战乱、匪患、风灾、粮荒频仍的乱世求生故事。在《信客》浓郁地域风情书写中，我们能够清晰地听到江南传统家族结构吱吱轧轧的崩塌声，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国现代化蹒跚艰难的脚步。天涯用饱含深切同情的笔触，让人物“踏上了一条寻找春天的路”，于绝望中生出希望。
一
晚清民国乱世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痛的时代之一，所有人都在“底线”挣扎，“活着”成为最高的人生目标，个性、尊严、价值通通都被“活下去”覆盖了。在《信客》中，天涯把所有人物置于晚清民国“民不聊生”的乱乱世：政治腐败、战乱频仍、匪患不已、天灾连绵，营生越来越难做，生存越来越艰难，所有人都为“活着”绞尽脑汁，拼尽全力。
小说一开始就是灾年，雪灾、旱灾交替，在一个寒冬的早晨，富户陈老板和吕老板外出购粮，施粥救济百姓 ；信客常走挑着沉甸甸的担子，带着 12 岁的常行走向陈家渡 ；阿牛和阿发兄弟父母双亡，相依为命，靠着渡船下苦力谋生。
常走是信客，是小说的核心人物。他 12 岁那年，阿娘（奶奶）去世，父亲急急忙忙赶回家，却因翻船而离世，母亲一病不起，为阿姆治病花卖了所有家当。好不容易捡到一个妻子，生了儿子，却为妻子治病掏空了所有积蓄，还借贷了钱庄 20 元钱。为了还上这 20 元的高利贷，常走带着儿子在宁波与上海之间穿梭，几乎耗费了一生勤苦。为了多赚点钱，常走、阿牛、阿发不辞辛苦，不避忌讳，远走湖州运送金老板的灵柩。即使这样，常走和阿牛兄弟，也只能在极度贫困中为活着而挣扎。连年战乱匪患、天灾人祸，富商沈家的上海生意日益艰难，沈昆带着伙计远赴云南后置普洱茶饼，误入匪窝，九死一生。富商吕明华带着常行、阿牛、阿发到湖州采购粮食，返程遇到劫匪。在小说最后一章，天涯加快了叙事节奏，匪患和战乱接二连三，吕明华被绑架，粮价飞涨，多家店铺被抢，阿九惨死，信局的船遭劫持……乱世之时，官府怠政，粮食紧缺，物价飞涨，海陆盗匪多如牛毛，频频发生抢劫事件。所有人都活得战战兢兢、朝不保夕，所以，《信客》是一部乱世谋生的书。
《信客》不仅展示“世相”之乱，也揭示人心之乱、伦理之乱。宁波粮商吕进宗为了报恩，把女儿吕菊香嫁给恩人之后王实在，多年来不惜财力接济王实在一家。没想到，“升米恩，斗米仇”，王实在母子贪婪刻薄、寡廉鲜耻，像蚂蝗一样叮着女儿，吸吕家的血，虐待吕菊香，只认钱，不认人。沈美珠父亲沈阿根贪图钱财，把女儿嫁给有“克妻”恶名的洪七，对于女儿在洪家受虐待不闻不问，最终导致沈美珠被折磨而死。
乱世导致人人自危，伦理道德严重滑坡 ：自私自利、杀人越货、囤积居奇、坑蒙拐骗、欺行霸市。在这乱世中，依然有人不顾生存艰难，依然坚守人伦之理。“信客”常走一直恪守诚信，冒着风雨送信，冒着严寒送信，冒着战火送信，无论怎样艰难，都坚持把书信送到客户手里，临终前还不忘记告诫儿子 ：“我们做信客，诚信第一，只要失信一次，那牌子就倒了，再扶不起来。”粮商吕明华，身遭绑架勒索，米店接二连三被抢劫，仍然坚持开店，他的理由是 ：“要开。这附近没米店，若不开了，大家买米不方便。”常走、吕明华所坚守人伦之理，是维系传统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基石之一，是中华民族人与人交往中最坚实的纽带和桥梁。
二
宁波帮商人在上海开店，往往是老爷带着儿子、姨太太常驻上海做生意，家里交由太太主持。太太在家乡照顾老人，养育儿子，操持一大家子生活。这是晚清民国时期宁波帮典型的家庭结构，也几乎是中国传统商人最常见的生活模式。这样的家庭结构，是以牺牲女性生活基本权利为前提的。《信客》中，沈家太太冯晚秋，书香门第出身，嫁给沈儒行为妻后，一直留守宁波照顾公婆，养育儿女。丈夫沈儒行在上海做生意，讨了姨太太，姨太太也养了儿子。尽管她对丈夫的偏心颇为不满，与沈儒行形同陌路，但表面上仍然维护家庭“秩序”。孩子小时候，她尽心尽力教养孩子，公婆在世，她尽心尽力侍候公婆。婆婆去世了，孩子长大了，她又希望儿子洋河早日成家，早生孩子，后又尽心尽力教养两个孙女。冯晚秋恪守传统伦理，接受传统社会分工，默默忍受长久的苦寂，守一辈子活寡，努力践行着妻子、母亲、家族太太的职责，无法走出传统“商人”的社会结构。
毕竟时代不同了，冯晚秋的后辈们，不可能再像她那样恪守传统家庭伦理，《信客》中走出了“三个叛逆的女性”。
吕菊香是一位晚清叛逆女性。她饱受婆婆欺压迫害，不愿意接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命运，不愿意做传统家庭伦理的“殉道者”。她带着三个女儿回娘家后，自立自强，立女户，教女儿，宁愿招上门女婿也不嫁女，不仅在这乱世中把自己解救出来，也把三个女儿解救出来，更在弟弟吕明华被绑票时，挺身而出，在粮荒时节，赈济灾民，完成了人生华丽转身。胡文静是一位五四式叛逆女性，她要个性解放，敢于追求个人幸福，同时也自私自利，一意孤行。冯晚秋为儿子沈洋河找儿媳妇时，按照“沈家少奶奶”的标准选择了胡文静，希望胡文静像她一样，留在宁波侍奉婆婆、教养孩子。陈云霞按照“沈家少奶奶”的标准嫁女，希望胡文静到沈家后，恪守家规家法，尽快为沈家生一个儿子，坐稳“少奶奶”位置。沈洋河迎娶胡文静，本意就是替母亲娶一个儿媳妇，要胡文静像母亲一样，在老家侍奉母亲，教养孩子，做好“沈家少奶奶”。但是，胡文静结婚以后，不愿意按照冯晚秋、陈云霞、沈洋河设定的人生路线走，不愿意像婆婆那样守活寡，她要到上海，要到丈夫身边。这不仅冒犯了沈洋河的“底线”，冒犯了冯晚秋的尊严，更冒犯了传统家庭伦理，最后落得身败名裂、遁入空门的结局。沈芸兰是一位革命的叛逆女性。她本是沈家的“小小姐”，家境优渥，师范学校毕业后，立志做一名教师，她不愿意接受冯晚秋安排的人生道路，抱着“实现女孩子都能读上书”的梦想，和曹先生、常安一起“踏上寻找春天的路”。
这三个叛逆女性，分别代表晚清、五四、革命三个时代的女性，尽管她们的结局大不相同，但敢于反叛传统伦理秩序的态度，均折射出时代的一丝亮光，也或多或少体现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三
周作人先生认为《阿 Q 正传》的主旨是憎，精神是负的，然而，这憎并不变成厌世，负的也不尽是破坏。在《信客》里，天涯对于信客所处的时代（1893—1934 年）也是憎的，《信客》所体现的精神也是负的，是批判性的、破坏的。
阅读《信客》有一种压抑的情绪挥之不去，这压抑来自于小说描述的乱世诸相，来自于这群乱世求生的人们，无论怎样努力，也逃不出乱世遭殃、困厄无助的命运。《信客》之所以精细地呈现这个时代，是要逃离这个时代，要告别这个时代、要消除这个时代，这是天涯的“憎”。同时，天涯对于常走、常行、阿牛、阿发、冯晚秋、吕进宗、吕菊香、沈美珠等人物，给予深切同情，希望这些乱世求生的人们都能够过上平安的日子，这是天涯的“爱”。正因为有这“憎”，有这“爱”，天涯想为小说人物找到一丝亮光，为这群乱世求生的人们找一条新的路，找到一个能够平安生活的地方。当然，这丝亮光如抽茧剥丝，一点一点显露出来。晚清官宦李沧水对腐败的朝廷越来越失望，愤然辞职，与后辈一起开启“实业救国”之路 ；李思侠、沈阳江加入同盟会，走上辛亥革命道路 ；曹先生和沈先生安心于乡村学校，试图教育救国。然而，面对着乱相丛生的时代，这丝微弱的亮光并不能照亮乱世人生，天涯便让常安跟着曹先生、沈先生离开宁波，“踏上了一条寻找春天的路”。尽管，曹先生、沈先生和常安尚不知道这条路在哪里，这条路能否通向春天，但毕竟，他们开始踏上了寻找的路径。
“曲终奏雅”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之一，无论面对如何惨淡的人生，无论书写怎样黑暗的时代，中国文人总会在结尾处，给普通民众一点希望，透漏出一丝亮光。1919 年4 月 25 日，鲁迅在《药》的结尾处，让夏奶奶为夏瑜上坟的时候，于“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中，发现了坟头有一个“不很精神，倒也整齐”的花圈，借以告慰被冤死的革命人士，也给华老栓、华大妈和读者们一丝亮光。天涯在《信客》中，“踏上了一条寻找春天的路”，也有夏瑜坟头花圈的寓意。
天涯是一个有良心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