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陈力君
小说《蛮与痴》（2025 年 1 月文汇出版社出版）再现了温州文化中的海洋文化特质。年轻的作者郑恩柏追溯了父辈经历的激情又残酷的青春故事。小说中的三位舅父凭着不可遏抑的少年热血，在神秘和危险的海上夜航中完成了一场沉痛的成长祭礼。这次因莽撞少年的冲动行为和村庄间世仇，引发了海滩上的两个村庄——东西湾宗族间的械斗。作品第一次全景式地呈现了 20世纪下半叶以来温州南部地区渔村社会生活和文化历史的变迁。惨痛的成长经历、血腥的械斗事件再加上话语交织的叙述迷津，作品在凝重的底色上晕染出轻灵、飘逸的想象魅力。
作品围绕着在渔村长大的，明勤、明杰和明泽三兄弟试图通过自行出海捕鱼证明自己的能力，表达成长中的男孩勇敢和自尊的故事。在小说中，引发这场事件的三名少年，自幼生活在海滨，从未接受过学校教育。在尚未成年之际，为了能在堂兄阿胜的婚礼上献上厚礼，他们在自尊和荷尔蒙作用下铤而走险，酿成人生大错。在婚礼前一天夜里，三兄弟偷偷驾驶事先预备的机械渔船，计划出海捕捞珍贵的野生黄鱼。由于经验不足，他们不仅在海上遭遇暴风雨，在手忙脚乱中掌控不了误开的发动机，冲上了邻近村庄的沙滩，毁坏了渔船，年纪最小的明泽也因此受伤昏厥。由于两个村庄间的宿怨和对立，此事导致的结果是最小的兄弟明泽在双方对峙中被耽搁了诊治时间，因细菌侵入神经脊髓而失去生命，而械斗酿成的恶性社会事件也导致多人受伤坐牢。
作品中的海洋文化不仅表现在故事的背景和环境，更体现在人物的精神特质和性格特征上。明勤三兄弟来自生命的冲动、成长过程中的野蛮力量正是神秘莫测、充满刺激和危险的传统渔业的文化生活圈长期养成的结果。作者只有准确把握到这一野蛮又富于神秘色彩的文化特征，才能写出三名渔村少年充满风险的、惊心动魄的成长故事。而这一精神气息却是在现代化过程中、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逐渐丧失的鲜活的甚至不失野蛮气息的生命力。
无疑，小说中兄弟三人瞒着大人实施计划的冒险举动，充满挑战风险的挂帆航海的行为都充满了神秘和期待，具有强烈的诱惑力，体现了渴望成长的少年的普遍心态。从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贾樟柯的《任逍遥》、张作骥的《美丽时光》、北野武的《坏孩子的天空》，这些作品中的男孩们的渴望走出家门、在广阔的世界闯荡，以此证明他们的成长、价值和能力，已经成为中外文艺作品的典型故事。《蛮与痴》的作者，再一次以东海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中的男孩成长和男孩间的情谊为主题，刻画三兄弟由此而展开的不同的分工和冒险经历，不仅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他们个性特征，也是对这一年龄阶段男孩的内心情绪的准确把握。更让人动情的是，作者以客观的态度，真实构设了粗粝的环境下，莽撞的、充满风险的少年出海经历势必导致惨败的残酷结局。主人公们从此次人生中获得的经验和收获，远不足以抵他们承受的人生代价。沉重的惨痛的成长经历才是人生的真相。他们或许痛苦地后悔，却追悔莫及。由于年少无知，不足以应付经验不足，不足以应对突发的危机，尤其是在拮据的、窘困的物质条件和单薄的阅历下的出海行为，男孩们自由的心态、敢于挑战和尝试的积极勇敢行为，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各种潜在的危机。不管是命运的安排，还是必然规律，在叙述这一残酷的青春叙事时，作者早已通过各种细节提示着此行为势必造成后来不幸所埋下的种种伏笔。人生首次扬帆远航遭遇的惨败经历，对他们的心灵打击是沉重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成长的初始冒险的经历，明勤和明杰哥俩不仅失去了最疼爱的小兄弟明泽 ；他们也自此开启了兄弟关系的裂口，因疼痛、愧疚和自责而无法释怀，终生无法面对对方，更何况他们的这一莽撞行为又引发了所在地的集群性的残酷的械斗事件呢？
而三位渔村少年急促勇猛的青春冲动，也是代代传承的、与自然搏斗的生存规律、形成宗族的集群生活方式的遗传密码。这一为了生存不断开拓敢于探索的赶海心态，除了向大海开放、向海洋寻求资源和经验之外，体现的是这一区域环境形成的文化模式。在这一面向大海的既广阔又狭窄的生活空间，他们不畏困难的勇猛无畏的性格，无形中也是在充满惊险的摸索试错勇气、摸索经验的积累，其中也不乏无知者无畏的赌徒心理和蛮横的竞争姿态。这一切，是不可解的宿命，又不得不生受。
若干年后，为了追溯这一魂灵深处的家族记忆，年轻的作者进行了大量寻访，甚至动用了仅在当地使用的、为外人所难解的当地方言（蛮话）进行问询和记录，希望能尽可能地接近当年的事实真相。然而，随着时代的快速转换，这一段野蛮又充满血腥的东海小渔村历史也在逐渐淡去和被遗忘。受访者不同立场和角度的回忆，各执一词的、错综的、莫衷一是的叙述模糊了历史，记忆和遗忘的交错和叠加，关于事实和真相的回忆性诉说尤为扑朔迷离，难以辨析。
明勤三兄弟为出海捕鱼的精心准备过程和最终出海的行为，在小说中逐渐形成完整的故事情节，也成为西湾和东湾两村激烈对峙和发生械斗的导火索 ；而多年后围绕着械斗的原因和事实的众多叙述，不仅填补了事件的场景和细节，还构成了当代渔村生活的文化空间和历史背景，通过不同受访人的叙述全面呈现了中国当代社会变迁中的海洋文明的生活图景和文化生态。作品以不同的字体、穿插性的结构和丰富的形式，巧妙地安排了主线故事、故事发展的背景及其关于故事情节的立体化叙述，整体框架结构严密、合理又富有意趣。
历史的不可知、事件的扑朔迷离、真相的不可捉摸，不仅在于渔村生活的价值观和历史不被理解，也在于他们的语言。由于故事发生地不仅是一长期不被人关注的偏远的东海渔村，更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方言孤岛。作品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大量方言的使用，这或许是第一次如此大量运用蛮话的当代小说。小说的主线故事和采访部分的双线叙事分别标以不同的字体，主线部分采用了普通话的句式和表达，采访部分则尽可能保留了不同受访人的语言和口吻，为此留下了大量的方言句式、语汇和表达习惯。作者在采集关于受访人关于当年事件的信息和回忆时，大部分在地的受访人以蛮话这一方言形式回顾和讲述当年的事件。受访部分的口述材料，接受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强化了其真实感和在地性。这一语言不仅代表了受访者独特的生活内容和特定的思维方式，表明人物独特的行为方式和思维习惯的陌生化，也体现了方言在作品中的独特功能。方言的运用加大了阅读的难度，也体现了在地与外界的隔阂。方言对于区域文化内部的人是沟通和交流的媒介，而对于区域文化外部的人，则成为区隔和拒绝的工具。方言的运用是形成故事中的文化特色和人物性格的底层逻辑。
独特的生活空间、文化环境，不仅形成了这一区域的人们独特的生活方式，也形成了他们特定的价值观，尤其是在当年相对统一和静止的时代背景下。在这一相对封闭的文化生态下，人们的行为模式都不得不受制于既定的模式。时值 20 世纪 80 年代后，渔村依然实行着一系列难以置信的文化习俗，如在其他文明地区早已破除的冥婚这一习俗。即使是家庭中最可最善良的、最可尊敬的母亲，因深爱自己逝去的小儿子明泽，也在不自觉中以风俗的习惯势力，试图扼杀另一鲜活的生命，表现出令人痛心的自私和残忍。作者敏锐又冷静地呈现了文化习惯力量对人的行为的强大形塑作用。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现代文明的发展，渔村生活方式和观念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曾经有过的生活方式将成为他们的历史印记。作者刻画的是最后一批在海滨长大的、在大自然面前靠经验和感知莽撞冲击的一代少年。
人类不可能真正返回历史，不可能真正把握历史的真相。只有以不同的时间呈现特定时空中的事件，或许才有可能一瞥历史的一角。基于蛮荒的故乡和逐渐被历史湮没的家族故事，作者站在今天的叙述立场、以后辈人的口吻，试图探寻和解析难以理解的文化，他的写作表现出明显的文化生态的立场。或许，也只有在今天，当作者写下关于《蛮与痴》的故事时，不断与外部空间寻求沟通，基于多元文化和文化生态观念被接受后才呈现的文化景观，读者才有可能逐渐理解“蛮”与“痴”的形成历史和内在文化逻辑。这部作品的意义不只限定为文学的范畴和意义，也是对于在现代文明中逐渐流失的边缘文化的一次回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