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志坚
柏拉图将诗人逐出了城邦，而雪莱倡导“诗人为世界立法”，诗性和正义似乎是矛盾的。美国法律与伦理学学者努斯鲍姆提出了“诗性正义”命题，在《诗性正义 ：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一书中，她指出，“诗性正义”是理性正义的补充形式，“之所以捍卫文学想象，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种伦理立场的必需要素，一种要求我们在关注自身的同时也要关注那些过着完全不同生活的人们的善的伦理立场”。她协调了诗与正义的对立关系，强调了在文学的视野中阐释正义之价值的意义，试图用“诗性正义”纠正经济活动、司法活动中僵化的制度框架和功利主义所导致的忽视人的情感、忽视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与尊重的偏向。从文学本身来说，文学性或诗性通过展开想象力与同情心来走向他人、建构公共生活，通过理解人性的丰富性和世界的丰富性来打破人性禁锢、打破不平等，通过还原人的本来面目与尊重人类尊严的伦理立场来给予人以正义引导与理想追求。文学正是因为对人的情感安慰和对人性的价值关怀而成为人类正义事业的一部分。
麦家的《人间信》是一部关于人的情感、尊严、自由以及恶与罪责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从头到尾聚焦于对恶的审判，特别是将对个体之恶的揭示与对个体行动者所处的人际关系、具体情境和总体现实的展开交织在一起，提醒读者以“理智旁观者”的角色思考正义如何可能、信念何以可能。
为什么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麦家在这部书里重提了阿多诺的反诘。对恶的反感，对恶的本源、恶的语境和恶的诸种可能性的反感，使人们不愿意以文学、以诗为媒介去碰触那一段令人耻辱的历史，文学或诗太无力了。然而，必须追问恶何以产生，必须凝视那无底的深渊，必须直面那真实的事件。讲完“我”和“父亲”以及“我”的家族、村庄的故事之后，麦家在这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辛 ：众声》）中以“我”的口吻写道 ：“我不想讨论——对任何人，包括自己。你们都知道，这是个灵魂深洞，也是伤洞、无底洞，请给我一点尊严别进行灵魂拷问好吗？”尽管“我”不想也不敢讨论，不想也不敢接受灵魂拷问，但是“我”作为行动者，同时作为故事的讲述人，在讲述过程中不得不进行回顾、反思，不得不在痛苦与耻辱中逆向打开情感。无法埋葬的记忆如同不死的幽灵抓住了活的生命，忏悔是远远不够的，不可忍受、不可承担、不可饶恕的罪责又何以能够以文字为代价呢？然而麦家必须作为“我”的代言者，鼓起勇气，耗尽几乎全部力气，把对恶的审判转换为文字，在自我控诉、自我审判中撕开伤疤，从而寻求意义，寻求诗性正义。
转换为文字无疑是艰难的。《辛 ：众声》陈述了作者意图 ：“不幸并非真正不幸，只是赋予诗人的一件工作，正如一把刀是一把工具一样，一切经验——当然包含不幸——都应该转变为诗歌。”而诗在本质上是不可言说的，“任何表达，包括任何形式的写作都是一种不说的艺术”，这是麦家的声音。麦家引用了阿多诺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紧接着引用了维特根斯坦的“对于不可说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我在这里还想引用《奥义书》所说的“人很不容易越过刀锋，因此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的”，这句话毛姆在《刀锋》的开头引用过。在《刀锋》中，有人得救吗？言说是轻浮的，只有沉默才是诗的品格。但是，将不幸转变为诗是诗人、作家的使命，或者说，寻求诗性正义是诗人、作家的使命。
那无底的深渊和无言的绝望，来自麦家对小说中两个主要人物“我”与“父亲”的投射，来自麦家对此二人关系的辨别。“我”的母亲对“我”说 ：“还不是你把他毁成这样？你的狼心狗肺让他彻底寒心了，做人托不住底了，就脱底了。我无言以对，正如她说的 ：是一种彻底的寒心。”脱底了，失去底线了，那就只留下无底的深渊和无言的绝望。
小说选择了第一人称，以“我”的视角和语气讲述“我”与父亲的故事，讲述一个家庭的悲剧，讲述一段历史的不幸。小说分上、下两卷，上卷的主角是“父亲”，下卷的主角是“我”，其结构模式也可以说是两个人物的互为镜像。或者说，上卷主要写“父亲”对“我”的伤害，下卷主要写“我”对“父亲”的伤害。“父亲”的形象是标致俊美的，性格是柔弱虚荣的，缺乏意志，放任自流，对自身没要求，对他人无责任，“用阿山道士的话说，父亲的锚脱落了，沉落海底”，他的一系列绰号“潦胚”“老童生”“日本佬”，都是人们对他的道德蔑视，都是污名，他好逸恶劳、嗜赌、坐牢、逃离、醉生梦死的一生，越发堕落、沉沦，乃至污秽、下作。成人后，“我”的形象是健壮结实的，性格是血气方刚的，当“我”被作为“一颗金色的子弹”射向父亲，当“我”在“大义灭亲”后坐上参军的火车，当“我”的意志彻底消灭了另一个“我”，“我”便变成了“他”。“他”是“红色意志”的“楷模”，是“革命”的进步分子，是“积极向上的”改变了出身、身份的人，而“父亲”的出身和身份曾经给予“我”难以摆脱的耻辱甚至罪孽。请注意，整部第一人称的小说在《戊 ：老师 ·同学》《己 ：我 ·另一个我》的一部分叙述中，悄然转换为第三人称，这取决于“我”完成“他者化”的“这一刻”，“这一刻，是从他两次濒死的伤口上长出来的。这一刻，是他用父亲的八年牢狱之灾换来的。这一刻，是他用亲人血水、泪水浇灌养大的。这一刻，是他多年后要羞愧死的，但现在还不到时候，远不到！现在，他觉得，这一刻是顶点，也是起点，是天幕，也是壕堑，把他的过去和将来彻底隔开了。”然而，过去和将来并不能真的在这一刻断裂、隔开，正如人的尊严不可交易，人的命运不可互换。“我”从一时冲动的失控到“脱胎换骨”为“他”的冷酷，不是放纵与解脱，而是对罪责的掩饰与隐瞒，是对权力的屈从与抓取，由此“我”变得“没有故乡，没有亲人，没有亲情”，恶在失去人伦和家园、失去顾忌和牵挂的时候出场了。从表面上看，“我”和“父亲”的形象、性格虽然是相反的，都不像是恶的化身模样，但是“父亲”留给“我”的童年创伤、少年挫折，连同“我”对“父亲”的反抗、出卖、复仇，将施虐—受虐、他虐—自虐纳入到相似的残暴之中。在小说中，多次写到温和贤良的“母亲”对“我”和“父亲”的“家法”，写到“奶奶”对“父亲”的“家法”，“家法”其实是身体的惩戒和精神的处罚，是乡村伦理的暴力性言说，然而由此带来的疼痛感并不能让被扭曲的人性恢复过来，只是加深了被对象化的被羞辱的经验，无法让正义改变恶，无法用这样的伦理手段引导善。
“我”的决绝，乃是假以正义之名的恶，背离了故乡、亲人、亲情，从私自反抗、暗中告密到公开揭发自己的父亲，以至于“我”无情的决裂、疯狂的损毁被视为英雄的举动、无私的荣光，这是多么荒谬的情境！恶是被引诱出来的，它得到了暗示与怂恿，得到了许诺与奖励，得到了交易与报应，这不是个体行动者所独自完成的，对恶的审判也不仅是对个体的谴责。努斯鲍姆所呼唤的“诗性正义”，关注到文学对于个体及其同集体行动、集体生活的关系。她说 ：“任何形式的集体行动似乎都应当牢记它对于个体需求和特殊处境的完全责任，一种小说在它的形式和内容中都提出过的责任。”
也许检验人性善恶的是苦难，但是我们不希望类似的苦难再次出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涌现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都是苦难叙事，都关切到个体生命的遭遇，但是对个体所应承担的罪责是远远没有触及的，对这一段历史的反思也远远不够，因为没有反思就没有救赎，因为遗忘就意味着麻痹，死灰里还有余烬，遗址里还有残迹。如果不摆脱集体的诱惑与奴役，悲剧随时有可能重新上演。历史不是虚化的背景，文学也不是虚拟的假设。让历史在场，让文学在场，是作家的勇气和良知，也是诗性正义的立场和态度。
《人间信》中很多地方加了括号，很多地方使用排比句，复述事实、观点，补充说明具体意涵，加重情绪和语气，在字面上起到了以上作用。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种叙事策略。当代著名的口述史理论家阿利桑乔 · 波特利认为，口述历史是一种关于过去的对话叙述，在促成对话的过程中，口述者是两个“我”：一个回到过去，一个站在现在。现在的“我”不自觉地干预过去的“我”，《人间信》中的加括号内容和语气变化都体现了这种对话性。多年以后的叙述，将曾经被故意断开的时间接续上了，而且这种接续明显显示了历史的裂痕。阿利桑乔 · 波特利说 ：“有一些渐进式的寻找主题的方法，就好像音乐中的滑奏、谈话中的修补以及事后的更正，是为了准确性或实用的有效性 ；累进的重复，是为了完整性和准确性，或为了戏剧性效果。”在《人间信》中，“我”把回忆与事后的解释混杂在一起，在回忆中识别情节、细节的真实与否，在回忆中努力寻求自我理解，在回忆中试图还原那些被抑制的东西，凸显了内在的冲突与自我的纠结，暴露了“我”复杂的心理结构。德国学者彼得 - 安德雷 ·阿尔特在《恶的美学历程 ：一种浪漫主义解读》中指出 ：“重复创造节奏，在节奏中被禁止的东西作为它自身的升级被体验，这种重复却同时保证同欲望的吻合，这种欲望在永远同样的无聊、单调中自我复制。”《人间信》中“我”的口述、独白，在不断地对自己的经历进行评论、辩解、修正，絮絮叨叨，零零散散，其实是一种放不下、说不清、卸不掉，小说文本因此增加了紧张的气氛和焦虑的气息，增加了对恶的厌弃和否定、对是非的检讨和省视。
小说建构历史记忆的功能，不同于集体叙述，它把记忆变成一种个体行为，一种灵魂追索，一种自我寻找。它反映了历史的质感 ：历史不是条理清晰的历时性排列，而是前后纠缠的共时性存在。小说建构历史记忆，看上去是虚构的，实则是重构的，因为小说中的情节特征完全有可能重现于当下的情境中，恶与暴力往往假信念之名、假正义之名以不同形式重新发生。被洗脑、被奉行、被内化的邪恶价值，一再损毁人性和人道，一再侵犯人的权利和尊严，一再撕裂人的情感和伦理，毫不负责任，也毫不知羞耻。康德说过 ：“恶是在为了自私的目的、适应错误的准则而滥用自由的产物。”恶是主观故意的，恶来自精神的缺失和正义的匮乏。“我”对“父亲”的致命一击，既出于自私的目的，又受到错误准则的影响，当然是对自由的滥用，对人性的背弃。
怎么理解这本书的名字呢？“信”肯定不是“我”写给某某的一封信，即使有这么一封信，但“我”没有找到收件人，也没有寄出。至于“我”的同学蒋琴声，虽然她是一个通信人，但是她只是一个遥远的对象，一个若有若无的存在，代表着一种不可企及的寄托。也许“我”是把这封信写给自己的。在《庚 ：我们·长恨歌》中，有这么一段 ：“小妹眼里噙着泪花，已忍不住要哭出声，将孩子一把递给我妻子，又一把抓住我手，失声叫一声 ：‘哥，奶奶还活着！’趴在我肩头抽泣起来，反复说 ：‘奶奶还活着，奶奶还活着……’仿佛只有这种加强的旋律、反复的强调才能让我相信。但我又如何相信得了？我能相信一支筷子会像一枝柳条一样插活吗？”在小说的最后，奶奶真的还活着。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这部小说安排了“父亲”和“奶奶”以不同方式隐身、逃匿，仿佛可以远离那个令人不安的双家村，那个令人痛心的家庭。但是麦家的内心还是柔软的，他没有设计“父亲”和“奶奶”走上不归路，在小说的结尾部分，“父亲”和“奶奶”在许久失去音讯之后，最后都有“信”了，回“家”了，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与此同时，“我”也在忏悔中告别另一个我，恳请家人的宽恕，也渴求与自己和解。这是对摆脱人性之恶的信任，对重建人之为人的信任，对重建亲情的信任，对重建人的权利和尊严的信任。从负责任的行为者的视角来看，必须相信动机—后果的平衡，相信付出—报偿的平衡，相信承诺—应允的平衡，相信因果报应和善恶本位。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麦家对告别荒谬历史的期待与信任。如果被排斥在共同体之外，逃离在“我们”之外，是否还有个体的权利和尊严呢？《己 ：我 ·另一个我》《庚 ：我们 ·长恨歌》《辛 ：众声》，这样的篇章名字，展开了由单数到复数、由自我到他者的道路，这条道路将“我”和共同体联通起来了。人的自我决定，人对自身命运的负责，人与他者的平等交往，人对信念的确证，是“诗性正义”这个命题所指向的。麦家说要把一切不幸转化为诗，并且提出“人们是否远远高估了理性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这一尖锐的问题，我想，他是在捍卫诗性正义，他是在关切我们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感受，他是在高扬人性的旗帜。理性正义并不能代替“诗性正义”。虽然文学或诗的言说力是有限的，但是麦家仍然写下了这本以救赎、良知和正义为主题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