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蒋胜男 滑芮 姜悦
采访者 ：浙江这些年的网络文学发展十分迅猛，逐渐从野蛮生长的状态转变到了有组织、有规模的发展。我们了解到您是温州的，那么作为浙江人，您认为您的家乡从文化环境、地理位置等方面对您的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蒋胜男 ：首先作为浙江人，从明清时代江南就是文风兴盛之地 ；其次就是浙江是中国改革开放前线，经济起步较早，所以连使用电脑的时间也领先一步。这二者的结合，某种意义上也使得浙江的网络文学走在了全国网络文学的前头。我们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省级网络作家协会，建立了第一个网络文学奖项，创建了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与中国网络作家村等。可以说，浙江的种种先人一步，对中国网络文学的组织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是温州人，很多人只知温州是改开先行地，认为温州人“经济行，文化不行”，我觉得太片面。文化不行的地方，经济一定也不行。没有一定的地域文化影响思维方式，如何去闯经济、开思路？温州在民国时期人才辈出，而我之前做戏剧编剧的时候，温州的戏剧创作在全国也是具有领先地位的。虽然之前温州的文化基础建设过于薄弱，既没有杂志社也没有出版社，连大学也是老百姓三元钱凑起来建成的，但短时间的沉寂只是特殊的地理与历史原因。不久前有个统计，温州的网文作者数量是全国市一级第三，我觉得这就很说明问题了。
采访者 ：看来您对于家乡的文化是自豪和骄傲的！在作家的版权保护上，其实浙江一直也做得不错，2018 年您通过杭州互联网法院司法区块链发布新书，这是否意味着浙江地区的数字版权保护意识目前也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
蒋胜男 ：是的。其实我个人建议是其他各省，最起码其他已经建立省级网络作家协会的地方，也能够为作家们提供这么一个保护原始版权的区块链。如能推行全国，则是大家的福音。
采访者 ：据我们了解，您从 1999 年开始创作网络文学作品，您的创作几乎是伴随着网络文学从蹒跚学步到如今的蓬勃发展的整个历程。您能给我们谈谈网络文学创作平台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吗？
蒋胜男 ：从 1999 年起，我开始在“清书院”网站发表自己的网络文学作品，至今已有二十余年。这个网站现在已不存在。早期的许多网络作者都曾在那里“贴文”，比如江南、沧月、今何在等。在那个年代，上网的人尚且不多，在网上玩文学的更是小众，很多人不能持久，因为写小说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而在当时不仅没有稿酬，作者还要倒贴买电脑的“巨资”和网费。不但没有名利，常常连基本的署名权都难以保证，辛苦写出的文章，一转眼就被盗版，或盗转，经常连书名和作者名都被转丢了，或者是改头换面。以至于后来有不少人因为无法靠写网文养家糊口，就选择了离开。
1999 年到 2004 年的时候，是一个转折，那会儿开始有一些网络文学作品出版了，作者开始收到稿费。虽然当时出版是非常稀有的机会，但这确实使网络文学的发展推进了一步。原来的社区由 BBS 变为网站的形式，原创作者在网站集结，带来巨大的流量，更多的跟帖，更多的互动，甚至一部分读者也开始变成作者，参与其中。一部分作者就开始有收入了，虽然比较少，但确实是一个飞跃。
2004 年网吧的兴起让更多受众有机会接触网络文学，2008 年引进付费模式之后，资本再次加速了网络文学的发展，如今，各种移动终端、电子阅读器等科技产品的加持，不得不说网络文学见证了二十年来科技发展带来的这场媒介革命。
但我觉得这其中最大的变化应该是网络受众的扩大，从一开始网络只在大城市高校、机关、网络公司及媒体使用，到后来网吧盛行，一直到网络村村通，网络受众人数扩大了——但同时也出现相对的“文化降维”，更多作者和文章朝着最大人口基数的受众迎合，而平台为了追求流量和 KPI 也多方助推。这是一个转型期会遇上的问题，一部分追求更有深度和广度的作者与表达欲强盛的读者之间因双方审美交点不同而引起意见不合，这是网文“混同时代”的尴尬。接下来如何能够设置适当的引流区，让一部分更适合往精品创作的作者能静心创作，打破网文“有高原无高峰”的遗憾，是个值得讨论的课题。
采访者 ：从 BBS 到网站、从小众到大众、从免费到付费，网络文学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您觉得在这场网络文学的变革中，您自身有发生什么变化吗？
蒋胜男 ：对我自己来说，我很早就介入互联网进行创作，我全程参与了这场媒介革命，可以说是最早的一批网络作家。但无论付费还是免费，BBS 还是网站，只是改变了写作的载体，对于创作者来说，我们同样在不断创作故事，和千里之外的人同喜同悲，共享内心。
采访者 ：的确如此，创作载体的变化并不会遏制创作者的表达欲和创作欲。在这其中，有许多优秀的网络作家脱颖而出，创造出了一批兼具可读性和艺术性的作品。您作为这批优秀作者中的佼佼者之一，这些年来也一直坚持创作。《天圣令》是您在 2021 年的新作，这部作品是在《凤霸九天》的故事基础上的改动，您能谈一下这两部作品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吗？ 蒋胜男 ：《天圣令》这本小说虽然是在《凤霸九天》故事基础上的改动的，但二者之间其实存在很大的差别。《凤霸九天》其实是宋辽夏系列中我最早动笔的一本书，
《天圣令》书影
当我在写完《芈月传》和《燕云台》以后，距离这个故事已经十来年了，这十来年中，因为我的思维方式、创作思路都有了很多的改变，于是我分别在 2015 年、2016 年、2020 年进行了多次重新打磨、提升修改。
采访者 ：即使是同一个作者，在不同的生活阶段对同一个题材也会有不同的构建思路。您对于《天圣令》的多次修改也造成了其与《凤霸九天》在体量和内容上的不同，我们了解到这部作品由原来的两卷改为四卷，能和我们具体说说都有删改哪些方面的内容吗？
蒋胜男 ：从原来的两卷本到现在的四卷本，虽然是一样的故事，但是内核已经完全改变了。《凤霸九天》是一个逃难的孤女成为“宋代武则天”的故事，而《天圣令》的故事探讨的是宋朝建立初期，天下仍不稳定，宋代如何防止重蹈五代十国的覆辙，避免重复君王过了“三代必亡国”的宿命的故事。包括宋代前期的关洛一系的五代遗臣与后蜀、江南地区的文臣形成的南北之争，其实就是洛党、蜀党、浙党的前身。也包括宋辽之间数十年战争到僵持，中间种种关系交织，到最终形成“澶渊之盟”的必由之路。还有就是北宋初年从皇位到地方民生的动荡到定法制、稳民生的历程。
采访者 ：《天圣令》这本书主要就是在讲述一个女性如何在动荡的朝代中坚强生存，找寻并创造自己生命价值的故事。其实不止是这本书，您笔下的女性角色，比如芈月、萧燕燕等，大多生逢乱世，但性格刚毅，有着“大女主”的特质。是什么样的初衷促使您创作这类女性角色与女性故事的呢？
蒋胜男 ：因为过去我们的“大女主”文艺作品太少，甚至到现在，大量的所谓“大女主”故事其实也只不过是玛丽苏、甜宠剧的披皮套牌，是所谓“待我拱手河山讨你欢”这种小女生幻想。用虚幻和欺骗让女人安居于从属地位，最终无力自主自己的命运。我倒觉得，只有将主角置身于最艰难的环境中，置身于生死之间，只有自己是自己倚仗，才能够真正看出一个人的蜕变来，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过去我们只有男人戏，家国天下，女人的位置在那里，如果她辅助了他，那就是正面角色 ；她对他的家国天下有影响，就是反面角色，就是妖姬。女性的对错是以是不是对男性有用来作为判断标准的。然而，这个时代不一样了。改革开放以后，互联网发展以后，女性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包括计划生育，也把很多女孩子推到了中心位置，她就是这个家庭唯一的继承人，将来父母老了需要依靠的顶梁柱。这时候，让女性再看以前的影视剧，她是无法认同的，她需要对标一个新的东西。
采访者 ：那么，当今时代下，是什么在推动着您的创作？
蒋胜男：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女性需要一个参照物，让她知道遭遇爱情失败时该怎么做 ；知道结婚之后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价值，对于事业，对于一切……因为生而为人，不仅仅是要成为某人的妻子、某人的母亲，你还是一个独立的人，在社会中、在单位中、在朋友圈中有自己的独特存在价值。而这样的参照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不必拘泥于哪个时代。总之，是时代的浪潮在推动着我的创作。
采访者 ：看来您对时代浪潮有着深刻的洞见，而且您的作品具有厚重的历史感，您一直在用您创作的女性形象来讲述中国历史，这十分不同于主流的历史观。您可以具体谈谈这种历史观吗？
蒋胜男 ：我的这种历史观其实一直意在强调女性也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并影响着历史的进程。《芈月传》当中的芈月、《燕云台》当中的萧太后，我们今天在讨论的刘娥，这些人在我们原来的史书、戏文、小说当中，她们其实都处在一个边缘化的状态。这些本应该受到重视的历史女性，通过作品发出声音，都是“惊雷”的声音，这些声音都影响着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这种影响从大的层面来讲非常有意义，我们原来写历史的是男性，读历史的也是男性，所以形成了以男性为视角的历史述事观。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当中，其实有很多优秀的女性也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通过小说写作，还原那一段历史，让我们实实在在地看到这样一些女性在中国历史当中的一种具象，我觉得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采访者 ：这种历史观在《天圣令》中也得以体现了吗？
蒋胜男：《天圣令》讲的是由乱到治的一段历史，北宋初年其实是从皇帝到普通百姓，都有一种“这会不会是五代之后的第六代”的惶恐，包括文臣武将的思维模式，仍然带着五代时期随时准备迎接换天子换王朝的惯性思维。从故事一开始的兵乱难民，到故事结束时的国泰民安、法令兴起，女主刘娥对仁宗盛世的意义是历史已经决定了的，她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根基，她推动提领朝纲的这一部法典，是一个促进社会繁荣兴盛的法制法理的根基。她做的这一切努力，其实就是把自己置身于整个社会的所有人当中，从蜀地的一个孤女，到执掌朝纲的这么一位大女主，那么整个故事体现出来的就是“人民就是江山”的这样一种历史境界。
采访者 ：这样一种女性叙事使得“她们”得以被看见，并可以在这种讲述中成长、强大、成功。那么您认为她们在什么地方是有缺憾的？
蒋胜男 ：不能说是缺憾，只能说是特色。完美的人物和故事反而不真实，任何一个在文学史上留下名字的人物，都带着极大的自身特性。如果不够自私，郝思嘉就不会让人记住 ；如果不够狠决，希斯克利夫就没有存在感。而《天圣令》中，可能有争议的地方会是最后主角刘娥在生命进入倒计时时，对宋仁宗说的那番话，可能有些跟传统的说法不一样，但我觉得更真实。
采访者 ：“高大全”之类的人物角色虽然完美，但也因为不够真实、缺少人物弧光，而不能引起读者们共鸣。人物是一部小说作品中至关重要的部分，需要创作者们耗费巨大的精力去构思与搭建各种人物性格、人物关系与成长背景。《天圣令》历经了十余年的创作历程，其中的人物设定和故事大纲想必也修改过了无数次。对于您来说，有对这些人物和故事感到不满意或遗憾的地方吗？
蒋胜男 ：这个故事里人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与主角相比，另外还有几个女性人物我在写的时候是很为她们遗憾的。一个是一开始的汴京小姑娘四丫，她的死，对刘娥后来颁布的天圣令中对于女性人身权与财产权有很大的影响。另一个是皇后郭熙，她本来是个对自我道德要求比周边的人更高的人，但却因为宫闱生活和内心欲望的驱使而异变。还有一个是贵人陈大车，一个爱美食和文学的自由灵魂，生而逍遥，死而豁达，最终影响了许多人。
采访者 ：近几年，很多网络作家开始转向创作现实题材的作品，您在创作《太太时代》时，相比之前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有什么共通之处？
蒋胜男 ：我觉得对历史的演绎，就是对现实的反馈。我想创作的共通之处就在于这些故事都在书写时代和历史洪流中的人，她们的挣扎和选择，她们如何突破现实的藩篱，跨越重重阻碍实现自我。
采访者 ：您在这些创作过程中又有哪些新的感受呢？
蒋胜男：《太太时代》写的是以女主角江晓岚为线索而呈现整个 ABC 俱乐部女性群体的故事。我们之前的文学作品中，女性更多的是作为恋人、妻子，母亲、女儿的形象出现，或为爱情烦恼，或为婆媳关系而流泪，或为原生家庭而无助。就算写个职场剧，也是女性为办公室政治和爱情戏烦恼。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女性已经远远不止充当这些角色。作为独生子女长大的女性，不只有女儿、妻子、母亲，她还可能是家庭的唯一继承人。她也可能是单位的负责人，是承担社会职能的人。她的生活层面不只在家庭，也是职场，更是在社会。 同时，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们许多反映改革开放的文艺作品更多呈现改开初期“鸡毛换糖”艰难求生的故事，我称之为“改开 1.0”版本，其中不乏精品力作，但对于现在的“90 后”“00 后”而言却太遥远。而反映改革转型期，面对国际动荡的“改开 2.0”的剧却比较少。《太太时代》是以 2008 年金融风暴前后为背景，展现其对我书中虚拟的城市“鹿州”民营企业的巨大影响。书中的“鹿州”被称为是改革开放的晴雨表，这些曾经在传统思维教育中长大的女性，在时代转型期里不断适应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刚柔并济，勇于迈入男性把持的商业领域，在时代变局下不断提升自我，突破世俗，创造财富，找到属于自己的社会价值和人生价值，练就新中国成立以来女性全新的生存模式。
这个故事虽然写的是 2008 年的金融风暴，但也可以是现在的疫情，或者是任何时候我们不曾想到过的忽然变故。时间不同，事件不同，但是我们如何在忽如其来的黑天鹅事件面前，携手互助，重建信心的内心历程，是相同的。
正如我在新版开头有一句话 ：“当黑天鹅降临的时候，我们唯有携手互助，才能够共渡难关。”送给我所有的读者，也送给经历两年疫情的所有中国人。
采访者 ：今年开始您在微博里发起了 # 故事背后 #这一话题，是因为了解到读者都很关注小说创作背后的故事。那么您在创作作品时会和读者进行互动吗？
蒋胜男 ：其实那个也就是那几天忽然想说，后来也懒下去了。因为小说和剧本创作中写太多了，所以我上微博只是松松脑子，然后看看热点新闻，主要就是有个窗口可以观察更多的社会众生相。文学即人学，读再多经典与前人的作品，但你不能重复前人已经创作过的人物啊，所以还是要从现实生活中找更多“人”的范本。
采访者 ：读者的反馈会给您带来不同的创作思路或者创作困难吗？
蒋胜男 ：我还是会比较关注读者的反馈的。我在创作早期的时候，和读者互动比较多，现在则是更多的在自己的作者小群中与老友们交流。有时候她们会发现我笔下偶尔某一段或某个人物的亮点，我可能会被提醒，然后对这个亮点多下点笔墨。但是对于过于主观化的意见，我主要还是顺从我自己原有的创作意图，不会因读者意见而改变。创作首先娱己，然后才能娱人。不能娱已的创作是没有灵魂的。
采访者 ：这些年网络文学在繁盛的同时也反哺了影视业，我们观察到您的很多作品都经历影视化改编的这一过程，您也亲自担任了《芈月传》《燕云台》等电视剧编剧一职，您认为作家与编剧身份的不同体现在哪些地方？
蒋胜男 ：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我原来就是戏剧编剧出身，所以转换的时候没什么问题。不管是小说还是影视，最重要的就是讲好一个故事，树立几个让人留下印象的人物。小说和影视剧之间的区别可能就是一开始格式转换、思路转换有个适应期，但最终故事的各种形式也只是形式而已，最重要的是内核。
但如果说区别的话，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那就是影视剧本创作更快捷一点，同样的时间，可能我创作影视剧本的速度是创作小说的 1.5 倍。只要适应这个格式，其实影视剧本创作的难度比小说低，因为小说需要作者自己进行情景渲染，但影视剧的话你只要有个提示，就是负责任的服化道工作人员去完成了。小说的情节转换，需要作者进行大量的铺垫，但影视剧可能换个场次就切过去了。
采访者 ：可以讲一下您在改编过程中遇到过什么困难或者印象深刻的事吗？
蒋胜男 ：剧本创作不难，难的就是要听各方意见进行修改，有时候意见不统一，几方面意见逻辑冲突，或者意见表达不完整，修改几次可能对方还没有一个确定的思路，这就对于编剧很心累了。甚至有可能到了现场拍摄的时候又有临时其他人员进行修改，修改的片段跟原故事的逻辑冲突，但又已经拍好了，又是一件为难的事情。剧本的难度，主要是这些地方。现在最难的倒是一个好剧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稳定的团队太难，我国大部分的影视作品很难聚到真正的“原班人马”，尤其是幕后工种，而一旦出现短板，就会是“木桶理论”的结果。
采访者 ：看来好的团队确实是影视化改编的重要因素，在 IP 改编热潮下，对作品创作的要求更加影视化，您在进行作品创作时会受到影响吗？
蒋胜男 ：不会，小说是小说，剧本是剧本。剧本创作中肯定要受到制片方以及各方面的意见影响，所以最开心的就是小说创作可以完全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采访者 ：您又是怎样平衡作家和编剧的身份呢？
蒋胜男 ：不用平衡啊，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工作。通过剧本的创作，我感觉小说创作中细节更丰满了，给配角留的戏份也多了。而因为一直在创作小说，也不会像职业编剧一样进入剧情模式化的倦怠。
采访者 ：随着越来越多的改编剧的出现，侵权问题也渐渐走入了大家的视野。您对于《促进著作权制式合同尽快推出》的建议，是因为您之前因《芈月传》影视化著作权问题与出品方公司有冲突后才有的想法吗？
蒋胜男 ：并不仅仅是这因为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在这过程中，关注到许多作者都面临著作权被侵权的现状，所以我应该为业界呼吁发声。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视野肯定不能局限于几个案例，更要由个体的小问题推广到业界的大问题，面临的小领域推广到全国的大领域，制式合同也只是我寻找的一个方案之一，而最终要多方面推进，形成全社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关注与支持。
这些年来，我陆续提交了多项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建议。如 2018 年的《关于保护原创，促进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建议》，2019 年的《关于推进知识产权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建议》，2020 年的《促进著作权制式合同推出的建议》《关于成立中国网络作家协会的建议》，2021年的《依据著作权法规定严格落实编剧署名权及名次权的建议》等，在多种方面为知识产权的推进而进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