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苇
《空城纪》书影
《空城纪》无疑是邱华栋摘下的一枚硕果——空城之“空”变成果实之“重”。按照米洛拉德·帕维奇的说法有的书是雨水浇灌的葡萄园，有的书是葡萄酒滋润的葡萄园，《空城纪》和《哈扎尔辞典》一样，都属于后一类，就小说创作的当代探索与创新实践而言，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帕维奇的葡萄园是巴尔干的，辞典体和“民族志”式的，拥有三种文化视角，而邱华栋的葡萄园是中国西域的，用穆赛莱斯(西域古老的葡萄酒)和葡萄烈焰(新疆创新的白兰地)共同来浇灌，拥有三十多个“众我”视角，同时置于西域时空的浩瀚、苍茫、悠远……小说的六部分即六个中篇，这些中篇又组装了三十个短篇，由此构成一个杂糅并置、互嵌互文的完整性长篇，一个葱茏饱满的有机体。作者称六个中篇是从石榴的六个子房获得的灵感，那么,《空城纪》也是绿洲上一座硕果累累的石榴园了，一如诗人比作的“智力的节日”(瓦雷里语)。在历经了三十多年小说创作，探索过诗歌、随笔、评论、剧本、非虚构等多种文体，写过上千万字文学作品之后，邱华栋拥有了自己强大的底气，得以奉献出一部西域“无限图案”风格的浩大之作，标志着他小说创作的一次华丽蝶变和重大突破。
对空城的书写，事实上是以“空”为切入点对西域史的再认识，是对西域史中消失部分的唤醒、赋形和重构。空城即古城、故城、死去之城、亡灵之城，是岁月的遗赠、时间的杰作——地理学家亨廷顿眼里的“一碗黄沙”,学者和探险家斯坦因所说的“沙埋文明”。它是过去与现在、虚幻与真实、隐在与显在的同构，是时间与空间的混融。人类曾是这些西域之城的栖息者，是鲜活的主体，如今却成了空城的"弃儿",被“生"局限着。因此，面对空城，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或许可改为“未知死，焉知生”了。空城既属于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研究领域，又属于诗人、小说家想象力的势力范围，而就想象力的自由驰骋而言，长篇小说无疑比诗歌(史诗之后的诗歌)的表达空间更大，也更为“在地”。对空城的小说书写，既是诗学的，又是史学的，关涉时空、生死、地域与心灵等重要母题，需要调动广博的知识积累、天马行空的想象、巨大的创造热忱，还缺不了旷日持久聚沙成塔的身体体力，这些，邱华栋都具备，因此《空城纪》的诞生可谓得心应手、顺理成章。
当然，这个大作品的诞生离不开出生于新疆的小说家的“西域身份”,华栋说《空城纪》是“从别处返身故乡的寻根写作”“我没有文学的故乡，我创造故乡”,这只道出了部分心意，也是一种谦逊。事实上《空城纪》的"石榴结构",恢宏而具体的叙述，跨文体色彩，内在喷涌的诗情，特别是它的精神指向——汉唐精神，已超越“地理故乡”这个概念，也不是一个“文学故乡”能够简单概述。它突破小说的惯性与固化，突破文体与表达的边界，穿越时间大荒，返回根子，辨认源头，寻找“祖地”。这不啻是一次当代《西游记》——走散多年的“游子”再次找到自己的“西域身份”，预示着一位“西域之子”的真切归来——《空城纪》是华栋的一次文学凯旋。空城本身，也成为一个关照和重构的主体。
在西域，空城的存在，触目可见的废墟化和遗址化，是生活的现实之一。空城拥有自己空幻的主体性，“过去时"仍在“现在时”中徘徊、叹息。在写出龟兹、高昌、尼雅、楼兰、于阗、敦煌等六座西域空城之前，少年华栋有过与天山北麓北庭故城(唐代都护府之一)的首次相遇：“突然之间，迎着血红般的晚霞，眼前出现了成千上万只野鸽子，从废墟里飞起来，在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心中第一次留下新疆大地上的对汉唐废墟的印象……"(访谈录《我写〈空城纪〉,是从别处返身回故乡的寻根写作》)这是一个富有震撼力并且影响深远的画面，是初心和种子，需要漫长的孕育期，时隔三十多年后结出《空城纪》这枚硕果，可谓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一位小说家的成长和精进也有一个因果链，与北庭的相遇无疑是一个“因”,它将召来并显现今天的“果”——“时间的信物”，如同小说中细君公主的汉琵琶和班超之子班勇的铁鸟，穿越两千年历史云烟和时间迷雾来到今天，《空城纪》也可视为华栋献给空城之外读者们的一个“时间信物""文学信物”。“面对西域古城的废墟，就有了沧海桑田、波诡云谲的复杂感受。……我为那些远古的人和事做时间刻度上的记录，是为‘空城纪’。"(《空城纪》后记)
让我们来读一读华栋笔下的西域空城：“我们一直到把自己的影子都走得单薄了，走得疲惫至极，然后，我们在精绝城广场上会合了。我们面面相觑，感到惊骇和不解。我们不知道精绝城发生了什么事，整座城市就是一座空城。像是一阵狂风一下子就把所有的活物给刮走了。或者，就是有人施了魔法，把他们全部变没了。”(《尼雅四锦》)“此时，夕阳西下，楼兰城被傍晚的光线覆盖，涂抹上了一层哀愁。不知道为什么,我对楼兰这个小国，带着一丝哀愁般的怜爱，我总是感觉这个西域小国可能会被沙海吞没，最终消失。我注意到，楼兰附近的水源地在枯竭，风沙越来越大，迟早要湮灭这座小国……"(《楼兰五叠》)以楼兰、尼雅为代表的“沙漠之城”的脆弱性和危机感是显而易见的，最终逃脱不了“沙埋”的命运。这种危机意识与其说是“前现代”的，还不如说是“现代性”的，甚至与“现代性”有着某种惊人的相通之处，因此，对于一位深研历史、具有现代意识和开阔视野的小说家来说，历史感即现实感，“空城”能够强烈激发他想象与叙述的热情。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美将拯救世界”,而通过《空城纪》,“想象力拯救空城”不是一句空话。当被哀悼的亡灵们重新化作一个个有血有肉、有个性、有故事的个体时，历史不再是梁启超所说的毫无生气的“蜡人院之偶像”,令人徒费脑力(《新史学·中国之旧史》),《于阗六部》中，连汉怯二体钱、佛头、粟特文书、花马、简牍等也加入了拟人化诉说的行列，生动、鲜活、跌宕，无论诗意的描写、平静的叙述，还是惊心的刺杀、惨烈的战争场面，小说家既是参与者，也是旁观者，是从空城的“沉默”中获得“启示”的人。而“沉默和启示”,是布鲁姆所说的人类社会的两个基本形式(《记忆萦回——布鲁姆文学回忆录》),人烟断绝的空城的内在含义，也莫不如此。
但创作一部具有西域传奇色彩的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仅仅具有想象力是远远不够的，也是难于为继的，天马行空的下一步可能是凌空蹈虚，而小说需要真真切切地落地，需要人和故事、场景和细节，需要空间的承载和大背景下的个体声音，还需要风景、习俗、诗词、器具、饮食、动植等方面的多学科知识。《空城纪》中出场的人物有近百个，涉及的历史事件也是纷繁复杂、千头万绪，但关键的人物和事件都有历史依据，而不是信口编排，在显示超强文体驾驭力的同时，华栋把握了想象与史实、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有效平衡。小说显得厚重而轻盈、驳杂又清晰。
《空城纪》写出了“空"之生机勃勃，“空”之酣畅淋漓。在阅读它的过程中，我屡屡叹服于华栋对西域史的多方面研究和吸收转化，这是建立在海量阅读和博闻强识基础之上的，更是一种高超的悟性和再创造能力，这也使得他的小说十分及物并博物，具备了“博物学”的某种风格特征。譬如第一部分《龟兹双阙》中，对西域乐器、龟兹乐舞、长安百戏、《霓裳羽衣舞》场景还原的描写，都显示了很高的音乐艺术素养，对长安街头店铺数十种异国香料和琳琅珠宝的描写，直观展现了唐代是一个海纳百川的融合型、国际化时代。中国当代小说，大多执着于人际关系的书写，勾心斗角、相爱相杀、充满心机，有些连一片风景、一些动植都写不好。而《空城纪》中，有大量的风景、动植描写，关于天山、昆仑、沙漠、湖泊等的地舆知识，丰富而精准。《高昌三书》写翻越天山：“……我跟着王孝杰大将军的中军帐，骑着一匹青鬃马。这匹马很沉默，但很有耐力。我能望见有大鹰翱翔在空中，时不时放出几声尖厉的啸叫。我还看到有一只白头银雕，叼着一只小黄羊从空中飞过。高山塔松和云杉林抵挡了大部分山里的大风，一阵阵暴雪让我们前行的道路充满了艰难。有一队士兵忽然陷入一处山谷积雪中，就像是下面有个窟窿一样，一下子就不见了。”《楼兰五叠》写胡杨树和罗布虎：“胡杨树上了年纪形状变得十分怪异，像一个个骨节患病的老人站在那里。到了秋天，树叶是黄色的，非常美，也让人头晕。罗布虎的颜色偏白，有花纹，在树林里出没，很警觉。”这样的场景和细节在小说中比比皆是，似乎信手拈来，却是精心为之，观察力中有“图像思维”，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邱华栋是十分推崇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翁贝托·埃科的“新历史小说”的，并从两者的作品中受益良多。尤瑟纳尔说"要通过历史，才能挣脱历史的陷阱”,"我之所以选择用第一人称去写《哈良德回忆录》,就是为了让自己尽可能地摆脱任何中间人，哪怕是我自己。”(《苦炼》创作笔记)批评家让·鲁多将她“言说自我”和“隐匿自我”的双重创作倾向概括为“非个人的自传”。华栋的西域“新历史小说”同样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或许受过《哈良德回忆录》的启发，但《空城纪》里的“我”有三十多个，有人，也有物(钱币、文书、马等)，仅开篇《龟兹双阙》和第二部分《高昌三书》中，相继登场“言说自我”的人物就有解忧公主之女弟史、筚策乐手白明月、班超之子班勇、大将军张雄之子张怀寂、大宋使者王延德(和他的化身王德延),《尾曲》和《外篇》还有两个当代的热爱艺术的“我”。这种自传式的言说和写法，一方面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具有历史的在场感和阅读上的亲近感；另一方面，也正是第一人称，起到了化主为客、隐匿自我的效果，实现了小说的“非个人化”和“客观化”。——如果世界拥有许许多多视角，华栋则告诉我们，小说也可以拥有许许多多视角，从而形成多声部的、色彩斑斓的、河奔海聚的复调效果。三十多个人与物，三十多种交互的视角，三十多种不同的命运，——三十多个“众我”化为一个传奇性的“我众”……
卢卡奇曾将小说定义为“上帝所遗弃的世界的史诗”(《小说理论》),史诗作为包含了历史的叙事诗，以超长度“刻画了广博的总体”,与史诗时代不同，现代已不再具有“广博的总体”了，而是散佚、碎片、闪烁、暧昧、冷漠……如果西域空城是时间的遗赠，它同样是“史诗”的残余物：人类缺席的，空幻的，海市蜃楼般的。时间/史诗，犹如不在场的在场。华栋选择“空城”为写作主题，也就选择了有难度、有挑战性的写作，他立足当代这个时间点，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以历时六年的创作与磨砺，以倾向于“广博总体”的高度个人化风格的“新历史小说”,向史诗时代致敬；以大部头的“跨文体”“超文本”作品，向中国古代“文”的传统致敬。
诗歌中“诗与远方”的消费主义，以及小说中局限于讲故事的经验主义，是当代西域表达的两大痼疾。《空城纪》的出现，标志着具有历史意识、强劲想象力和人文主义立场的重量级小说的诞生，其独特的文体、结构、故事、语感、气息，读后令人难忘。它的“综合写作”和探索精神，对今后西域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必将起到重要的示范与启示作用。《空城纪》发出的汉唐“盛代元音”将经久回响，它是一部以旧识讲新知的“未来小说”,更确切地说，是一部关乎当下的“历史的现实小说”。它做到了——“让过去与它所创造的现实并肩而行。”(丽贝卡·韦斯特《黑羊与灰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