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 冕 孙绍振
重读汪浙成、温小珏40年前的中篇小说《土壤》，不仅是精神解放的重温而且是艺术的享受，文后注明：1979年4月一稿，1979年8月二稿，1980年8月三稿，年轻读者可能一目扫过，作为老同学，却激起心路历程惊心动魄的震撼。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奋起的关头。当年我们，空间距离遥远，但却分享着同样的历史转折的狂欢：从思想枯窘、精神贫困的樊笼中走出来，迎着文学新潮长驱直入的长风，呼吸着纷至沓来的艺术馨香。每一天都有令人鼓舞的信息，每一天都过得精彩，每一个生命都分外有质量。
在许多冻僵的嘴唇还在嚅嗫欲语的年代，他们属于最早恢复自我，引吭高歌的尖兵。郁积多年的才华，从《土壤》中喷薄而出。为他们名震文坛而惊喜。天各一方，未曾相约，却心心相印，我们在为“朦胧诗”，为人的价值和尊严而抗争，遥遥相对，息息相通。谁曾想到，多年的经历，竟充满了历史的内涵，在时代转折的潮头遥相呼应，普希金轻描淡写的“亲切的怀恋”不足以形容。
《土壤》把我们青春的记忆带回上世纪50年代，大学毕业前夕，正是壮志和豪情齐飞，友谊共爱情比翼之时。特殊的时代风浪，把三位主人公的情感一起打出了常规，对于正直坚强的辛启明来说，不过是班级总结上的一个小小的分歧，“几句直言，居然造成了终身大祸”，非理性的野蛮逻辑以神圣的名义，使友谊、爱情都发生扭曲、畸变。《土壤》笔力由此深邃起来，沉浸于热恋中的女主人公黎珍眼看理想和恋人一齐遭到践踏，天真地深思：“原来在这平常同坐一张课桌，一起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同学之间不仅有学习，散步与聊天，球赛与跳舞，劳动与幻想，而且还有一些别的，隐蔽的强烈的带着某种血腥味的东西。”作者带着我们一齐作历史的反思：心灵在分化，在畸变。生活是如此严峻，即使平日还算正派的魏大雄，出于小小的私心，在特殊形势下，友谊的善意如何淡化，私心如何恶化、甚至丑化。魏大雄以正义的名义把朋友制造成敌人，辛启明深知这样神圣的逻辑的悖谬，仍然不得不背负精神的十字架，纯洁的黎珍不能不牺牲爱情。作者的批判深邃之处还在于，即使在运动平反昭雪以后，怀着政治投机心理的魏大雄行政上仍然不改其飞黄腾达之势。
这一笔的意义非同凡响，真理标准大辩论开辟了历史的新时期，实践已经雄辩地证明了反右倾的荒谬，神圣的处分不过是对真理严酷的摧残。《土壤》杰出之处在于，没有停留在当年风行一时的“伤痕”的抚慰上，而是把小说带上了历史的制高点：坚持真理的主人公并未载誉而归，而是再次面临命运的严酷考验，让他在改造自然土壤、变沙漠为良田的关键节点上仍像20年前坚持“直言”，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弄虚作假！作者就这样步步深入地揭示实事求是思想的重大意义。这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警示我们，无论过去革命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不可忘记实事求是。即便是今天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新征程，对我们仍然有着思想启迪。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土壤》思想锋芒所触及的问题仍未过时，仍有其现实意义，甚至读来有墨迹未干之感！
《土壤》不可能仅凭深邃的思想而获得广泛称赞，如此严峻的主题之所以没有陷于政治概念的图解，得力于其情节结构，回肠荡气的三角爱情交织着友谊的错综分化。历史是严酷的，但是，贯穿首尾却是爱情的纯洁和崇高。即使黎珍有了第二次爱情，她对辛启明的爱情深藏于灵魂深处。同样，不管命运多么乖舛、处境多么卑微，辛启明对于已经是他人之妇的黎珍的爱情仍然不变。色彩斑斓的记忆充满了悲剧的诗意，在分离了20年后，辛启明看到黎珍，即使苦涩，仍然涌起忠诚的柔情：“二十年来，虽然我们彼此音讯不通，连个下落都不知道，但在精神上，她却一刻也不曾离开过，一直藏在我心底……我仿佛又看见了二十年前那个夜晚，在校园小路上等待着我的那个姑娘，心里顿时涌起一股柔情。有什么办法呢？我始终觉得一个人一辈子真正的恋爱只有一次。尽管我这爱情的小花是苍白的，苦涩的，不可能有什么结果，但我还是忠诚于它。因此，在我看来，对别的女子有任何非分的想法和过于接近的行动，都是对心中这纯洁爱情的一种玷污和亵渎……”这一切，至少在当时，读者并不感到夸张，因为这是上世纪50年代特有的浪漫主义。历史的烙印，使得这种多少带着古典色彩的浪漫带着理想的诗意的光彩。
这种诗意还表现在形式上。《土壤》并不取常见的第三人称叙述，而是分别以三个角色的自白组成。这种青春纯情的直接抒发，往往凝聚为格言：“奔腾的铁水会有凝固的时候，活跃的火山终于会冷却，可我心中这一点爱情的岩浆，却依然这样的灼热，这奔腾得这样持久、执着”。这种绝对化的爱情，以一种极端的姿态昭示着心灵辩证法的胜利，这在当时可以说是情感解放的前沿。差不多同时，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轰动全国，《土壤》的时代特点与之不同，更着重于形而下的现实主义精神，爱情与家国情怀、人生理念紧密相连。
本来，我们对中文系出身的老同学，把小说主人公定位于农学院学生颇为意外。细读之后才理解了“土壤”的命名，不但有精神植根的意义，而且有为情节提供科学的专业基础。小说中写到辛启明和黎珍的重逢，旧梦重温，恰恰是二十年前严峻主题的延续。农场表面上成就轰轰烈烈，实际上却深藏着生态的严重危机，个人命运的抉择又一次摆在了他们面前。魏大雄作为领导，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完全不顾土壤退化留下的后患。辛启明面临更为严峻的选择。和二十年前一样，是保全自身的安全，还是为国家人民负责，义不容辞地揭露危机，面对又一次组织的压力和群众的误解，他坦然面对陷于孤立的噩运。《土壤》并没有把辛启明写成高大全的英雄，他也曾有刹那的动摇，但是，在令人恐怖的土壤沙漠化后果面前，他克服了动摇，他感到自己对这片土壤的责任：“一个念头像闪电一样照亮我的思想：改造自然的土壤固然重要，但是，改造社会的土壤更加重要。”为了避免谎言造成土壤的荒漠化，他决定留下来。而黎珍也一样决定不回北京。政治浪漫主义和道德浪漫主义在这里自然统一，绝对的爱情也水乳交融合流。
当年的评论家，对这两个人物形象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但是，从艺术上来说，对魏大雄的形象给予更高的评价是有道理的。作者对于这个负面形象，并未简单化，特意安排场面，展示了他的正面气质，可惜的是，作者对之浅尝辄止。其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小说的呈现方式。
作者在艺术上有创新的追求，没有以传统的第三人称对情节作正面展开，更不屑于追随后现代的种种时髦花样。小说的构思是：三个人物均取第一人称的心灵独白，这使《土壤》的风格充满了诗情画意，似乎可以称之为抒情小说。但是，小说情节逻辑的暗示性与直接抒情告白存在着矛盾。恩格斯说过，小说的倾向性愈隐蔽愈好，这样的经典论述，想来作者并不陌生。于是，作者颇具匠心地在启明与黎珍曲折的爱情之间设置了三条副线：第一条，政治上的对手魏大雄对黎珍的爱情，这与黎珍的政治理想主义所不容，不可能引起黎珍的情感的波动，作者让她为另一个对象所吸引，让他们结合并且有了孩子。从艺术上来说，作者既不想让这条副线对人物情感产生波折，更不想让辛启明与黎珍之间爱情构成障碍，遂让此人于“文革”中遭难死亡。第二条副线：黎珍的儿子小军在魏大雄影响下，和启明发生暴力冲突，作者也不想让黎珍陷入亲情与爱情之间的窘境，造成黎珍对启明情感的错位，作者似乎不忍心让二人遭受更大的痛苦。第三条副线：朴素的农村姑娘玉珍对启明产生了纯洁的爱情，辛启明坚决拒绝，即使引起短暂的误会，玉珍也飘然退出。从艺术上来说，三条副线均未导致黎珍和启明情感错位导向更为复杂、曲折、严酷的境地，如果允许我们猜想，浪漫的爱情的绝对化、诗化，和小说的人物性格的复杂是不是先天就存在着矛盾？第一人称的直接抒发，把小说浪漫诗情发挥到极致，内心独白不在同一空间，是不是不利于展开惊心动魄的戏剧性冲突？也许值得考虑。
20年前的作品《土壤》，不免带着改革开放早期的局限，同时，不可忽略的是，艺术和思想之门已经打开，广阔的空间，正在等待作者长驱直入。在稍后的面世的《苦夏》中，我们看到了人物的立体感，而在温小珏英年早逝之后，汪浙成独立完成的《女儿，爸爸要救你》更是将以情动人的美学原则发挥到极致。女儿身患被认为是绝症的白血病，年过古稀的汪浙成舍命奋救，从死神手中夺回女儿生命。亲情感地动天，步步动魄惊心，曲折有过于《土壤》，其成就也许超越了《土壤》，甚至可以说是文学艺术之梦的总结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