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顾学文
糕点，腌货，干果，海味；窗棂，灯笼，招牌，算盘。
泛着光泽的旧物之下，是我们曾以为牢固的生活。一部《南货店》，说尽时代巨变下江南百姓的生活命运。
用丰饶的生活细节，缓缓带出时代针脚，是张忌的惯用“伎俩”。这位“长相忠厚但写起来很狡诈”的“70后”作家，直言当下文学创作的最大问题在于“从文本中来、到文本中去”，看不见“生活在哪里”。
「想揭开那层遮挡的东西」
以一家小小的南货店为场景，小说《南货店》用干净素朴、氤氲着南方气息的语言，勾勒出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极具烟火气的江南城镇生活图景：美食器物与俗世日常、世风升降与人性明暗……是乡愁般的“古典中国叙事”在当代的回响。
小说用南货店店员秋林的视角，串联起供销社系统的种种人与事：老师傅的生意经，卖豆腐老倌的人情温暖，男女间的荒唐情事，父子间的冷漠关系……在激荡的时代，一个个小人物看似怯弱，却各有各的坚持。
残酷与温情，肉体与精神，个体与时代，这是张忌笔下丰饶的“生活”。
上书房：《南货店》是您继《出家》之后的又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您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作品。您的一个中学同学突然出家，触发您创作了《出家》，《南货店》是否也有类似的触点？
张忌：《南货店》的源起是在2016年。那年我爷爷去世了，在葬礼上，我和父亲聊起爷爷，还有爷爷的父亲———我的太爷爷。父亲告诉我，太爷爷在一个雨天，穿着蓑衣，坐着船，去余姚打官司，从此再没回来。
在父亲眼里，他的爷爷是个陌生人；在我眼里，我的爷爷也是个陌生人。我琢磨起我的父母和亲戚，一琢磨发现，他们对我来说也是“陌生人”。
随即我又往大处想，社会曾经是什么样子的？经历了什么而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它看上去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但仔细看，是能看出蛛丝马迹的。
这勾起了我巨大的创作欲望，我特别想揭开那层遮挡的东西，看看上一代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上书房：为什么选择供销社、南货店为小说背景？改革开放后，尤其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供销社在商品自由流通中失去优势，人员下岗，店面消失，今天很多人没见过粮票、布票，没进过南货店，以此为题材创作小说，不担心引不起读者共鸣吗？
张忌：在我看来，供销系统从业者最能代表计划经济时代，在供销社鼎盛时期，有人宁愿不当乡长，而去供销社工作。但今天，如你所说，这么一个曾在我们生活里举足轻重的行业，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了。为什么会这样？我有去探究、去创作的冲动。而且，包括我父亲在内，我身边很多人在供销社工作过，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很多。
我不是一个特别封闭、落后的人，既然这个题材能够勾起我这么大的创作热情，我相信它应该也能够感染读者。写长篇是非常耗费精力的，如果热情不够，写到一半就会写不下去的。
上书房：《南货店》烟火气十足，小说中对江南食物和器物的描写堪称亮点。评论家金理说，“张忌对物有着周密观照，不免想起张忌的另一身份———收藏家，他常在瓷器、石雕、刺绣、老旧门窗、坛坛罐罐间流连忘返”。为什么在食物、器物上这么用心？
张忌：20世纪70年代末，人们来南货店打酒论提，买烟按支，取饼称重，每一件“物”的数量、成色、质地，都是人们生活里特别重要的事情。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情与厚意，都在食物与器物里了，这是时代的气质。
小说中有几场吃喝甚至关系到了人的生死，比如齐师傅吃酒酿圆子。第一碗酒酿圆子救了他的命，但第二碗酒酿圆子让他后悔活着，两碗酒酿圆子对他的人生造成了巨大的干扰。还有个人物叫大明，他知道自己的妻子跟别人私通，但他不计较，甚至可以跟妻子、妻子的情人同桌吃饭。但在吃年夜饭的时候，妻子把酒壶里最后一口酒倒给了情人，他服毒自杀了。
可见，人的困境还是在于怎么面对自己。《出家》中的方泉起初在城里送牛奶、拉车，经济特别窘迫，但那时他面临的不是人的困境，而是经济的困难。当了假和尚之后，他开始思考人生，才面临如何救赎自己的精神的问题。对个人来说，生死是最大的事；但从文学意义上讲，生死结局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活、怎么死。
我爱写、也爱看描写吃的文字。所有的时代巨变，都藏在人们一点一滴的生活中，藏在人们吃饭、睡觉、做工背后的心思里，写这些可以缓缓带出时代的针脚。
「对他们做判断是轻佻的」
他喜欢观察人与人之间各种各样的关系，他的写作不是用非常狂躁的节奏来推进小说，而是非常平静，里面又别有慧心，给人感觉这个作家既聪明又耐得住性子，人物性格都很鲜明。一个好的作家，无论写恶棍还是流氓，是写底层还是高层，首先得把心交出来，要完完全全地贴着人物走才能写好。张忌在这方面完成得非常好。
———评论家 施战军
上书房：《南货店》的容量特别大，有很多对日常生活、对特殊行当和手艺的描写。为创作这部作品，您做了哪些准备？
张忌：在《出家》和《南货店》的创作空隙，我读了《儒林外史》，越读越觉得中国古典小说的厉害。那么厚的一本书，从头到尾都是干货，生活的干货，作者对八卦的兴趣简直可以用可怕来形容。我以前还看过《海上花列传》，同样了不起，它就像一个摄像机，忠实完整地记录着一切。这样的小说，你是看不到作者的，但看完小说你又会从心底里佩服作者，因为他把一整个时代，悄无声息地整盘端给你。写《南货店》的时候，我就反复提醒自己：千万别说话，让人物自己说。我尽量往后退，不提供判断，那么多人物在我的文字里艰难地生存着，我对他们做任何判断都是轻佻的。
除了阅读中国古典小说，我还大量收集写作材料。我觉得写作材料的准备应该是一个作家动笔前必须做的功课。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表达真实，如果写一个20世纪80年代的人，就必须准确写出他吃什么、用什么，消遣方式是怎样的。只有这些旁枝的东西都写对了，这个人才会“对”。哪怕是写当下的人，也得做这些功课。
我现在越来越不相信坐在书房里写出来的小说，看似很厚，其实很薄，是用几十万字在讲一个几十字的道理，从文本中来，到文本中去，观点浮在那里，却看不见生活在哪里。文学现在遇到的问题，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生活太窄了。城市中人来人往，看似有路，其实是死路，缺少别的可能性。有些作家高喊着“我要走到人民中去”，这是很可疑的。真正的作家，本来就在人民中，就在生活中。
上书房：现在还流行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写作。
张忌：我不知道您指的百科全书式的写作是什么样的，但确实有一种读来让人感觉在掉书袋的小说，让人看不懂，也让人看得厌烦。小说家是一个特别难的行当，因为需要了解的知识太多了，但小说是不动声色地把这些知识放进去，尽量不要闹出什么声响来。
我很喜欢南非作家库切，他有一部很有名的小说《耻》。大家谈到《耻》时，一般都谈小说的思想高度，种族隔离、人类命运等。我虽然也关心这些，但《耻》真正吸引我的，是它的完成度，是它那种真实而迷人的细腻感。我固执地认为，这种细腻感是决定小说质量的关键。
很多作家不屑于谈完成度，因为那太基本了，但往往是最基本的东西，我们还没有做好。小说很微妙，同样一个故事，有没有文学性，就体现在字里行间每一个细处。我特别在意这一点，这是我文学上的一种洁癖。
上书房：带南方味道的语言是《南货店》“表达真实”的一部分，但人们常常诟病方言写作制造了阅读障碍。
张忌：这是一部写南方的小说，如果我用北方的语言写，小说的气质肯定是不一样的。方言写作特别有利于叙述的打开，我以前写东西，有时心头涌上好多话，但说（写）不出来。这次尝试用方言写作，写得就很舒服，特别是写对话。
但我用的不是完全地道的方言，而是方言的句式，一些书面上无法理解的词语，我都拿掉了，剩下如“困觉”“吃生活”“铜钿”这类词语，大部分读者是懂的。
对一部小说来说，语言是极其重要的。有些作家的语言好是好，但缺少必要的加工，完全的古腔古调，套在现代人的口中，别扭。阿城和汪曾祺的语言，虽然走的也是传统路子，但显得有趣、活泼和节制。之所以会这样，我认为是因为他们更擅长“消解”，每当他们的小说里出现让普通人不能信服的古意时，他们都会及时用巧妙的东西去消解。
「让小说中的人物守住底线」
19岁的秋林到南货店上班，第一个月月底盘存，少了价值200元的一匹布。店长马师傅的处置方案是“暂时不上账，大家心里清爽，有亏损，手下就紧一点，多用点气力，争取月底时能把这个账平了”。
店里“三个老商业各显神通”，平账手法灵活多端。账目清爽本是南货店顶顶重要的原则，但出现亏空后，马师傅没有声张、追责、告发，因为在那个年代这往往意味着“抓去批斗、坐牢监”。这些手脚上不得台面，但在特殊情况下必须有经有权地斟酌、取舍，这就是“过日子”。
《南货店》由消失的一匹布开场，各色人物登场，每人的心志、旨求各不同，就好比风从四面八方吹来，万状而无形；然而风行草偃，作家希望从草迹、麦浪、波纹里看出大致齐整的风的姿态，那就是由马师傅体现的、流贯于民间大地、务实低调而又灵活多变的实践智慧，这是《南货店》的根基。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金理
《南货店》 张忌 著 中信出版集团
上书房：有人说，创作视角就是作者本人的世界观。您的小说的气质格外冲淡，是不是您本人性格也是这样？
张忌：生活中的我，从小到大很少大声说话，一大声，我就心虚，觉得自己没有这样说话的底气。写小说也是，一用力就心虚，一写到强情节就不自然。我不喜欢小说里的每一笔都用力、每一笔都精打细算。我希望我的小说是有各种意向的，最让我得意的是，我写了一个东西，我说不出来，你感觉到了，但你也说不出来。
我喜欢小津安二郎、是枝裕和他们的电影，总能给人一种不能言说的东西。我欣赏的小说也是曲折、幽深的，就像中国的园林，不会是一条直来直去的路，而是弯弯曲曲的石子路，间或有奇石或瘦竹。你说不清它们具体有什么用，但感到它们是合适的、妥帖的。
上书房：这是否和您长期待在宁海这样的小县城有关？您似乎远离了纷争，活出了自己笔下人物的模样。
张忌：宁海这样的“尺寸”是合适我的。我每次去大的城市，都会有一种慌张的感觉，好像自己是一片树叶，随便一阵风就把我刮走了。小地方不一样，饭桌上聊某人的八卦，大家都会懂，因为大家都认识。一个上海的朋友来宁海，我带他去找朋友们玩，他特别开心，说在上海要见个朋友，得下很大的决心，因为城市太大，路上太费时。但在宁海，走着走着就到了。
有着1700多年历史的宁海，永远鲜活，永远生动，它卡在大城市和村镇之间，既规避了大城市的虚无，又连接了村镇的真实，对写作者来说是个很有营养的地方。
而且在宁海，写作是件无人干扰的事，只为取悦自己，很纯粹。
上书房：在宁海创作出来的“南货店”，也是个小小的、琐碎的、日常的物资聚散地。作家弋舟说，“在张忌那里，世界不过是由那些无数的小物事、小日子构成的”。如何理解小人物与大时代的关系？
张忌：汪曾祺曾说，小说要往小处写，“小”指的就是小人物、小故事。个人在时代变化面前实在是很渺小的。在时代的洪流中，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应付自如，肯定有一批人被淘汰。很多地方有县志、市志，但这些“志”里没有普通人，小说是为普通人立传的，小说里的每个个体都是有价值的。
我极少为了一个故事去写一部小说，我的出发点总是人。我不会事先设计故事，而会花很多时间去想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不一样，每个人的变化不一样，不可能进入某个时间点，大家就全变成了坏人，或者全变成了好人。我想写出这些不一样。
上书房：但您在小说最后一章写道：秋林给齐师傅写悼词，搁笔的时候颇为兴奋，但看着看着就不确定起来，“一个人的一生就是这样了吗”？
张忌：这种现象很普遍，几乎所有人的一生，出现在悼词里时，都是如出一辙的。如果写得与众不同，家属还不一定同意。这个结尾，我写了三遍，最后才确定现在的这个版本，那还是在今年的2月，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一个人的一生就是这样了吗”，是个我也给不出答案的问题。在《出家》里，我想写一个人生活的可能性，面对生活的种种，方泉到底能做出怎样的抵抗，但我最后也没有找到答案。在《南货店》里，我尽量拉开、拉长时空，试图从纸面上看到一群人生活的终点。同样，我最后也没有看到终点。
不管是《出家》还是《南货店》，小说人物的困惑也是我的困惑，我用小说写出了自己的困惑。
上书房：方泉和秋林都不是主动型人格，尤其是秋林，更像是生活的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但是，方泉虽然后来产生了自我怀疑，骨子里依然是正派的；秋林看似被裹挟到时代浊流中去了，但在关键节点上依然有所坚持。
张忌：这就是我认为的人的真实。再不堪的人，不管怎么随波逐流，总还是有些底线是不会突破的。我绝不会让小说中的人物毫无底线，这是我写作上的底线。哪怕我再写几十年，这个都不会改变。如果小说中的人物毫无底线，我就失去了写下去的欲望。
上书房：让小说中的人物守住底线，对现实中的人们有什么意义？
张忌：不能指望一部小说会改变什么，但人总要有所坚持。是敬畏“头上三尺有神明”，还是仅仅畏惧那里有摄像头，是个极其严肃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