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与玛丽·奥斯汀并称“两个玛丽”的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似乎并不像另一个玛丽那样为中国读者熟知。事实上，米特福德在19世纪的英国是与萨克雷、简·奥斯汀、勃朗宁等齐名的作家，以《我们的村庄》一书蜚声英国文坛。近日，漓江出版社推出该书的中文简体版，并邀请复旦大学谈瀛洲教授、青年翻译家包慧怡以“自然文学在今天”为题，对谈探究米特福德自然文学的魅力。
米特福德与她喜爱的简·奥斯汀一样，1787年出生于英国汉普郡的乡村。她是家中唯一的孩子，父亲出身名门，继承大量财产，然而由于挥霍无度将家产败光，只得依赖米特福德写作来维持生活。他们几易住址，最终在一个被称为“三里口”的小村庄落脚，一住三十多年。这里就是《我们的村庄》的原型，而今已是英国的胜景。
“成年后的米特福德，生活困顿，经济压力很大，她从哪里汲取力量？”在1893年版《我们的村庄》中有一篇长达27页的序言，作者是英国19世纪小说家萨克雷的女儿安妮·萨克雷·里奇，她也是一位作家。谈瀛洲从这篇序言中发现了答案，“主要是从植物，安妮在序言中写到，在母亲去世的日子里，米特福德情绪非常低落，她种的天竺葵给了她安慰”。米特福德很喜欢植物，在窗边种满各种各样的植物，这些植物帮她度过了情感困扰的时期。
经济的困顿促使米特福德写了大量剧本，因为剧本演出情况好就能带来丰厚的收入，但真正使她留名的是《我们的村庄》。该书一出版就引起读者的欢迎和评论界的好评，在英国和美国相继再版，仅在1824年至1835年，就发行了14版。“慕名而至的来访者云集她的小屋，艺术家到她所描述的景点写生，过路的车夫及邮差向路人讲述书中的景物，孩子们被用书中淘气鬼的名字来命名。”
《我们的村庄》以日记的形式描述了米特福德四季在村庄及周边散步的感触。在谈瀛洲看来，米特福德的散文阅读起来没什么主题，基本上写的就是她和自然接触中得到的愉悦，“也许这种愉悦就是她的散文的主题”。或许正如包慧怡所说，“她的村庄只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村子，她每天散步走上不同的路，看到不同的风光，前英国时代的乡村未必有风景，但这一路上永远不会缺少天光变化所带来的从植物和动物身上感受到的愉悦。”
阅读《我们的村庄》，读者会惊讶米特福德怎么会留意到所有的一切，路上的风吹草动，一粒露珠在草上的光泽，下雨的变化，以及小女孩发出欢笑的声音等所有细节，都在被描绘出来。包慧怡认为：“这就是尚没有被机械复制时代的图像摄取功能所破坏的人的观察力和敏锐度，对来之不易又转瞬即逝的美景的把握，用自己的笔和心灵真正把它永久性地保存下来，这是一种创造性的方式而不是按相机快门。”我们怎么留存自然？想让一朵花的美和香气长存，将它杀死制成香水是一种方式，米特福德提供了另一条道路，“让所有转瞬即逝的东西在某一个瞬间在我们的审美体验当中全然地复活”。
米特福德家的农舍非常小，最大的房间只有6平方米，在这样严苛的生活和创作的环境中，她为自己寻找到各种各样写作的灵感和乐趣。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她都搭起了有限的框架，不是宏大叙事，她曾经说，“即使是在书籍中我也喜欢跑到封闭的地区，这是我们自己的小小世界”。包慧怡说这是生活在19世纪初的女性作家的幸运，“一张明信片、一片花边还有一首诗歌就可以代表当时的审美乐趣，这对于女性文学似乎有点贬义的意思在里面，就好像女性的天地就是非常小的，所做的文学也都是像明信片、花边一样精细，但其实我们读《我们的村庄》会时时刻刻感到，它是有限的，但其中又有无限的韵味和天地所在”。
自然中有人，有生命，米特福德在《我们的村庄》里描写植物之外，也写小孩和狗，写穷人富人。她和孩子及小狗一起，带他们去探索植物；她写穷人的勤勉与快乐，想方设法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她笔下的富人温文尔雅，有慈善心，不夸耀自己的财富。她写人往往采取滑稽夸张的手法，但都是善意的，把人往好里面写。谈瀛洲认为，这与米特福德本人的善良相关，“她有一双美丽的眼睛，会发现这其中的种种快乐”。包慧怡进一步解释了米特福德采用这种笔法的原因：“我不认为米特福德没有足够的情商和智商看到人性的阴暗，一方面和她的性格有关，但实际上她把那些东西屏蔽了，只汲取好的东西，她的人和文一脉相承，把所有生活中的泥沙浊流的东西默默过滤。”
去过“三里口”村庄的人，会发现它与米特福德笔下“我们的村庄”差距很大，甚至同时代去访问的人也表示看到的与文字描绘的有巨大的落差。在包慧怡看来，将米特福德笔下的村庄当成照相机摄取式的描写，注定会失望，但这未必是一种不幸，“米特福德的自然风光或许有虚构，但最有价值的文学其实都处在真实和虚构之间，在实与虚中，隔了几百年也不会改变”。（记者 何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