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者 莫雷尔
如果威权主义赖以存在的理论构成了小说的核心推动力，而这个理论又完全无法实现在文本内部的自洽，那么这样的作品至少无法向读者提供足够的智力探险式的愉悦，而读者在阅读科幻小说时，期待的正是这种愉悦。
随着《三体》英文版获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这部面世近十年的小说再次回到公众视野。对于小说的文学性，互联网上早已讨论多时，而政治层面的解读，则如小说中的“黑域”，大家都不愿深入其中。
“科幻不谈政治”
文学作品和政治之间存在着关联，这本是常识。然而在中国科幻文学的读者圈子里，提到这种关联却容易招致反感。
这种惯例的来源要追溯到中国科幻文学的历史。改革开放初期，因为“文革”而中断的科幻文学创作重新活跃起来。然而，科幻小说在当时被视为儿童文学的分类，承担的主要是向青少年普及科学知识的任务，而不是一种类型文学。即使在今天，这种观点仍有一定市场。
围绕着科幻小说的这一定位，科学界和文学界存在一些争议，比如“科幻小说到底姓科还是姓文”。这本是正常的讨论，但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却认为科幻小说受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以至于出现了不好的政治倾向。
这场政治运动只持续了区区28天，却让中国科幻小说创作的第一次高潮被拦腰截断：科幻刊物停止出版，科幻作家封笔退出，直到20世纪末才逐步恢复。
21世纪初重新崛起的科幻小说小心翼翼地与政治保持距离。刘慈欣便是在这个时代成名，他的早期成名作之一《全频带阻塞干扰》，为了顺利发表将与中国相关的剧情全部替换为俄罗斯；同样是刘慈欣的作品，以架空历史为题材的《西洋》甚至没有在科幻刊物上发表过。
年轻一代的科幻读者们也普遍保持着“不谈政治”的默契，在网络上，偶有人言及科幻小说的政治属性时，总会被批评为：“难道是想清污运动重来吗？”
而政治无所不在
然而当政治在一部科幻小说中扮演着无法取代的重要角色时，“不谈政治”这一默契就必然被打破。
例如“三体三部曲”。正如作者刘慈欣在《三体》自序中所说：“文革内容在书中只占不到十分之一，但却是一个漂荡在故事中挥之不去的精神幽灵。”书中的三体组织“统帅”叶文洁正是在“文革”这个疯狂的政治运动中备受折磨，导致价值观彻底崩塌，才得出了“人类已经不值得拯救，三体星人不知道是好是坏，总之先把他们带到地球来净化一切”的结论。
叶文洁的朋友麦克·伊文斯之所以演变成三体组织的重要领导人和金主，同样是出自政治原因。这位富二代满心环保主义思想，抛弃了优渥的生活跑到中国来植树造林，拯救一种燕子。然而当他发现地方政府、当地村民的平庸之恶，以及世界大国之间由于利益冲突无法就环境问题达成法律意义上的协议时，立即转向了绝望，认同了叶文洁的思想。
作者虽然给这两位角色安排过少量温暖的剧情，但是却让他们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反人类道路。如果说经历过父亲惨死母亲背叛的叶文洁对齐家屯村民的朴素善意无动于衷还可以接受，伊文斯的变化就显得不太合逻辑。
要知道，虽然《京都议定书》失败了，但以环保主义作为纲领的绿党正在登上欧美国家的政治舞台，很快就成为了一支可以影响和参与公共政策的政治力量。如果伊文斯真有他自己说的那么在意环境问题，那么更合理的选择显然是用自己的金钱和地位在现有框架下促进地球上的环境改善，而不是舍近求远，拥抱一个全然陌生的异星文明。换句话说，如果现实中存在伊文斯这样的人，恐怕是反社会人格的天生恐怖分子，就算地球没有环境问题，他也会找到别的理由毁灭人类的。
“黑暗森林”与民族主义
先不说恐怖分子们的心路历程合不合理，他们在《三体》的续作《黑暗森林》中的确制造了巨大的麻烦：三体星的侵略者已被吸引过来了。在系列的第二部小说里，作者提出了大胆的“黑暗森林法则”。
简要地说，“黑暗森林法则”有四个部分：第一，文明以生存为第一要务；第二，宇宙中资源有限；第三，不同文明间只能彼此以最大的恶意互相猜测(猜疑链)；第四，弱小的文明可能短期内发生巨大的技术进步而跃升为强大的文明(技术爆炸)。如果宇宙真的服从这样的法则，那么不同的文明之间恐怕真的只有“抢在对方前面消灭对方”这一条路径可走。不过，“黑暗森林”的假设是存在问题的。
按照书中的推理，“文明以生存为第一要务”推导出了“猜疑链”：一个文明首次接触新文明时，无法断定对方是善还是恶，出于生存的目的，只能假设对方为恶并加以消灭。
不能否认，宇宙间可能存在持这种最大恶意心态的文明，但要说这是普遍适用的真理，却显得过于勉强。因为正常情况下，沟通的成本比消灭对方的成本要来得低：现实中的地球人在学会向太空中派出舰队和核武器之前，已经学会了观测宇宙。
就连《三体》这部作品本身也证明了这一点：三体星人在可以摧毁地球之前，就已经能派出“智子”监控地球，并与三体组织交流；人类虽然较为落后，但很明显，研究出探测器比研究出毁灭三体星系的超级武器要容易得太多太多。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见面就杀”也并不合理。如果“黑暗森林”成立，那么文明之间几乎不存在交流，也就是说，一个文明很难判断自己在食物链上到底是什么位置。进行决策时，不得不考虑一下问题：如果我们发现了一个和我们相比犹如虫豸的文明，我们开火消灭掉它。但是消灭这个行为本身又会把我们自身暴露出来，万一有一个文明视我们如虫豸，岂不是可以轻松毁灭我们？既然如此，与其消灭它，不如好好想想怎样更好地隐藏自己。
从“黑暗森林”的前提推导出来的合理对策并不是无原则滥杀，而是一句中国的老话：“闷声发大财。”
另外，如果一个文明认为必须消灭其他外星文明，那么他们没有道理不消灭本星球上的其他文明，或者同一文明之内的持不同意见者，甚至必须消灭派去消灭其他文明的先遣部队，正如《三体》系列中人类的太空舰队的命运一样———既然“他人既地狱”，这个“他人”在外星还是在隔壁，并无实质区别。然而问题在于，如果彼此之间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这样的生物怎么可能发展出能探索太空的高级文明呢？
科幻小说家虽然书写的是幻想中的世界，却永远不能完全摆脱来自现实的影子。《三体》提出的“黑暗森林”，活脱脱便是欧洲民族主义时代“生存空间”理论的放大版。
并不是说作家在作品中描述了威权主义就是犯了思想罪，阿西莫夫笔下的银河系还是帝国政体呢。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如果这种威权主义赖以存在的理论构成了小说的核心推动力，而这个理论又完全无法实现在文本内部的自洽，那么这样的作品至少无法向读者提供足够的智力探险式的愉悦，而读者在阅读科幻小说时，期待的正是这种愉悦。
雨果奖投票的激战
《三体》英文版斩获的雨果奖，是北美两大泛幻想文学奖之一。雨果奖由“世界科幻协会”的会员投票选出，通常来说，这些会员是作家和读者。另一项大奖星云奖，则是同行评议奖，由美国科幻奇幻作家协会投票选出。
但凡评奖，难免会有争议。最近几年来，一直有一群自称“科幻界右翼”的人士对雨果奖提出批评。批评的重点在于，雨果奖已经向美国国内的“政治正确”倾向屈服，为了照顾女性、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让一些不够优秀的作品捧得雨果奖，而代表着科幻传统的白人男性作家则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他们的抵抗方式，便是拉票。自2013年起，作家拉里·科雷亚和布拉德·托格森都会列出符合“右翼审美”的作品清单，号召网友按清单投票。这项被称为“悲伤小狗”的拉票活动一直没有取得太大进展，直到2015年，活动的一名参与者沃克斯·戴独立出来成立激进版的“狂暴小狗”，并获得恶名昭著的网络暴民团体“玩家门”的刷票支持，大幅度地破坏了雨果奖的提名。
2015年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提名中，得票最多的五部作品中有四部来自“狂暴小狗”拉票活动。而对数据的分析显示，这四部作品只有两部实至名归，另外两部则分别挤占了本应属于《三体》和《地精皇帝》的入围资格。
所幸有两位被“小狗党”拉票的作家自己也觉得有辱斯文，主动退出评奖，让《三体》和《地精皇帝》替补入围，避免了遗珠之恨。最终入围的五部作品里，两部“小狗党”、两部来自“小狗党”仇视的女作家，另一部是《三体》。
“小狗党”强大的动员能力和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提名“两退两进”震动了美国科幻奇幻读者圈，很多平常并不参与投票的科幻读者专门前来给“小狗党”投出反对票(2015年的投票数达到5653票，比2014年增长近一倍)。“狂暴小狗”的领军者沃克斯·戴自己也意识到，之前力捧的作品夺冠机会渺茫，最终的得奖者可能是《三体》和《地精皇帝》之一。
沃克斯·戴决定把“小狗党”的票转向《三体》。部分的原因是他更不喜欢女作家凯瑟琳·艾迪森笔下的奇幻宫廷故事《地精皇帝》，部分的原因是他更喜欢《三体》式的充满技术名词的“硬科幻”，这样的作品更像是几十年前的传统派科幻小说。
主办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三体》最后以200票的微弱优势压倒《地精皇帝》，获得雨果奖，而沃克斯·戴和独立观察人士的计算都显示，“小狗党”的拉票为《三体》带来了大约400到500票的优势，大奖的归属很可能是被这群“关键少数派”决定，所以颁奖后沃克斯·戴第一时间在个人博客宣布，自己是“造王者”。 “小狗党”带来的激战不仅可能左右了最佳长篇小说奖，还让若干个奖项出现空缺，这也让雨果奖这个有着六十多年历史的老牌奖项蒙上了阴影。然而更加值得忧虑的是，沃克斯·戴已经公然宣布在2016年还会继续率领“小狗”拉票，反对他的读者们也将重新集结。如果在投票机制上没有改革，那么政治立场对于雨果奖的影响在接下来若干年内恐怕会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