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这样一个微信微博等碎片化阅读甚为流行的社会，要仔细看完一部30万字的以古人为传主的长篇传记文学，绝对是需要一些定力的，或者套用当下最流行的话来说：“也是蛮拼的。”
好在这30万字很好看。就像杨东标老师开宗明义在第一页写的：“好看永远是第一位的，然后才能谈思想性和艺术性。”杨老师此处说的是戏。而我以为，所有的文艺作品都必须好看，倘若不好看，就不可能吸引眼球，也就不会有阅读率(收视率)。
我读这部展现圣贤王阳明跌宕起伏、传奇一生的《此心光明》，深感杨老师思维之深邃、文笔之优美，一如几位审读专家之誉，是“一部厚重而灵动的文学著作。”
读这本书，我感受最深的有两点：一是作家的使命、二是作品的好看。
先说说作家的使命。
传记文学的文学价值、历史意义、心理效用和教育功能，是独一无二的。正因为如此，传记文学的重要性才日益被人认识。托马斯卡莱尔指出：“历史是无数传记的结晶。”拉尔夫爱默生认为，传记的作用应该在历史之上。诗人叶芝对传记更是推崇备至。他以不朽的诗才给传记文学下了一个非凡的定论：“一切知识皆传记。”在中国，《史记》的影响个案更是不胜枚举。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第二辑10部作品中的一部，杨老师创作的《此心光明》2014年初夏在北京首发，首印就是3万册，在文学界和坊间的反应都不错。
杨老师在《前言》中两次提到“使命”：第四页第五行“我接受了编剧的使命”；第九页最后三行“我感到是一种使命在召唤。我只能义无反顾。”
如果说第一次提到的使命还是比较狭义的，我们可以把这个“使命”理解为工作责任，那么第二次提到的“使命”就有了极大的内涵和外延，是广义上的，是作家在当今时代的历史责任、社会担当。
这就让我想起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15日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的重要讲话。习总书记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以我之见，文艺工作者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之一，就是要让当下更多的人知晓中华民族的历史，而历史就是一历朝历代的人物和故事串联起来的。
所谓传记文学，史﹑传﹑文三者的关系紧密﹐要求所写的主要人物和事件必须符合史实﹐不允许虚构。虽然在局部细节和次要人物上则可以运用想象作一定的艺术加工﹐但这种加工也必须符合人物性格和生活的特定逻辑。必须写出较鲜明的人物形象﹐较生动的情节和语言﹐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
传记文学必须要有可信性与可读性，作品应融世俗与理性为一体，不但有亲和力，而且有思辨性，给人以思考与启迪。杨老师形象而生动地写出了穷其毕生、如何“致良知”、如何在病中完善自己人格的圣人王阳明。擅长戏剧冲突的杨老师极其准确地把握认知结构、艺术创造和生活真实之间的尺度.全书高潮迭起，一浪高过一浪，文如江河，一泻千里，特别是王阳明心理活动的合理想像，真是绘声绘色、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在全书的最后王阳明与世长辞的那个场景(308页)——雪依然悄无声息地下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这些文字，是作者依托传主“心灵的证据”，依托历史的纪录，以“真相与想像”的有机结合，奉献出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传记文学的精彩与否和传记作者的创作态度密切相关。杨老师说：“写王阳明传记是一个心力交瘁的过程，也是一个磨炼心志的过程。”他用一年多的时间全身心投入到了这部书中，苦心构思，通宵达旦，常常累得两眼昏花。为了真实还原王阳明这个传奇历史人物，杨老师沿着王阳明的足迹实地走访、采风，从王阳明被贬官流放之地的贵州龙场、贵阳，再到江西南昌、赣州等地。这段经历使杨老师对王阳明这个人物的命运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也对创作《此心光明》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有人说，传记文学就是“使命书”。杨老师不仅关注王阳明一生事迹，更是深切体会传主的思想感情，深情塑造了王阳明这位集大德和文才武略于一身的圣贤形象。用杨老师自己的话说：“王阳明植入了我的血液和灵魂中。。。。。我要用我的这支笔，再一次面对这位伟人，与他的灵魂对话，以传记文学的形式，书写他的不朽的一生。用我的敬仰，还有感情。”
在141页上我读到了这样一些文字：“别看它洋洋洒洒，一泻千里、声情并茂。这些文字，都是用心血煎的呀。”
这是杨老师对王阳明撰写《告谕浰头巢贼》这篇长长告示所费心血的描述。
而我以为，这写文字同样也是对杨老师写《此心光明》的描述。一个“煎”字，精准传神地写尽了文学创作的艰辛。而年过古稀的杨老师之所以对这部书全身心投入，真正“蛮拼的”，精神支撑正是在作家的使命感。
3月15日刚闭幕的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提供更多优秀文艺作品，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和印象中，“全民阅读、书香社会”是第一次进入国家政府工作报告。
书香提升整个民族素养。文化自信离不开崇尚阅读、尊重文化的氛围。中国自古有耕读传家的说法，无论在城乡，读书都占据着生活的重要部分。而现在，许多年轻人在许多时间都成了“低头族”，成天沉湎于用手机刷微信刷微博，或者上网聊天、打游戏，读书成了很难看见的风景。2014年4月，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第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7本，根据国际出版蓝皮书的统计，韩国大概11本，法国8.4本，日本8.5本左右，美国7本，中国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有一定差距。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再次去了乌镇，就是为参观木心纪念馆而去的。在东栅入口处的导览图和景点门票上都找不到纪念馆的位置(其他如染坊、当铺都有标注)，走在乌镇东栅狭窄的小弄堂里，也找不到木心纪念馆。百度地图一把说是位于财神湾186号。小弄堂里熙熙攘攘都是南腔北调的游人，我就问一个举着导游旗的小伙子，他回答从来没听说过木心纪念馆，还说：“我经常带团来乌镇的，是不是你把纪念馆名字搞错了？”这个纪念馆是去年5月25日开放的。如果说以前小伙子不知道木心先生也还情有可原，因为先生毕竟是比较小众的文化大师。可羊年春晚上郎朗弹钢琴、吕思清拉小提琴、刘欢演唱的用木心先生的诗谱曲的《从前慢》，这首歌以悠静朴实的复古情怀和“慢节奏”瞬间击中了众多观众的心，被称为春晚舞台“最温暖、最走心的歌曲”，一时间是好评如潮。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导游还不知情。后来我们在小伙子刚走过来不到100米的弄堂一边木门上看到一个不太起眼的铜牌上面有写着“木心故居纪念馆”。尽管弄堂里人来人往摩肩接踵，但是走进纪念馆的却是寥寥无几。
我在这里提及这件事，就是真切地感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要真正有全民阅读的氛围，能真正成为书香社会，真的很需要更多的中国作家提供更多的充满正能量、有可读性的书。
这是作家的使命所在。
而杨老师用这本《此心光明》，践行了这份神圣的使命。
再说说作品的好看。
有人说王阳明是今人不可不知的明朝第一能人，文武全才的一代圣贤。王阳明的故乡余姚是我去过多次的城市，有王阳明雕像的龙泉山也去过多次。当地很多朋友敬仰崇拜王阳明，说曾国藩、毛泽东、蒋介石都很敬佩王阳明。五百年来，王阳明的思想已经影响了中国和日本、韩国。王阳明是儒家真正的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伟人，他创立了“心学”，成了一代哲学大师，
读《此心光明》，我得以初初了解王阳明神奇的一生：他学朱熹儒学，可感到朱熹的“格物”之道不适合自己，他因学习佛老而成就了心学，成了彪炳千秋的儒学大师。王阳明从小对兵法很感兴趣，有英雄情结，很想像汉代伏波将军马援一样，征战疆场，建功立业，后来，他多次因为剿灭地方叛乱、山贼扰民，以及宁王叛乱等军功而被朝廷封侯，经常出奇用兵，大小战争一百余次无一败。
王阳明有名言：“除山中贼易，除心中贼难”。这是他一生的真实体悟。王阳明宅心仁厚，追求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尽量减少军民的伤亡，尽量不给地方民众的生产和安居带来损失。本书第十一章《百里妖氛一战清》第二节“破三浰”有生动形象的描述。从150页到151页，杨老师用了不小的篇幅刻画此时此刻王阳明的内心世界。而杀死94个人的心理纠结斗争，就是作者替传主“除心中贼难”忏悔的具体写照。
王阳明的心传四句：“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在本书中多次出现。(虽然不免有点重复之嫌)杨老师把阳明先生一生的志向、精神、人格、境界，通过精彩的故事、跌宕的情节、传奇的细节展示给我们。第七章《大道在人心》的第二节“龙场悟道”就是这样精彩的章节。王阳明因为得罪把持大权的太监刘瑾，被贬贵州龙场，官员被贬到云贵边区，就等于判了死缓。可王阳明置之死地而后生，还是不忘传播圣贤之学，在石棺里的三天三夜，他见到了本心，明白了宇宙人生的真理。他开悟了，他超凡入圣了。从此，王阳明由一个文人、学者升华成了圣贤。
读《此心光明》，让我在了解这位伟大哲学家的人生经历和思想之外，还欣赏到很多很多的诗作。写诗是古代文人生活中最大的寄托，所以，像王阳明这样多处讲学、四处访道、天涯宦游、戎马疆场的人，留下了很多灿烂的诗篇。王阳明开悟后讲学时曾写诗云：“大道即人心，万古未尝改。长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至今广为流传。
我在阅读《此心光明》中非常真切地感受到杨老师的文字精彩。杨老师是写戏高人，戏剧必须有大量的对话，所以《此心光明》的文字读起来特别朗朗上口，排比、叠句信手拈来：76页：“一路山水，一路诗作，一路颠簸，一路苍凉”；83页，“无喜无悲，无病无痛，无忧无乐，无荣无辱，无牵无挂。。。。”；95页，“他如鱼得水，如马平川，如鸟飞天”；228页上，“面对刘瑾的穷凶极恶，万里追杀，可以泰然处之；面对龙场的穷山恶水，瘴疠之气，可以心静如水；面对宁藩的逆反凶焰，可以倡义而起；面对忠泰之流的诬陷迫害，可以从容淡定。。。。。。”这样的文字极多，无以一一列举。
还有杨老师很喜欢用问号，既是作家主体性的充分体现，是作者借人物的扪心自问，也是对社会对他人的诘问。书的前半部几乎每一页都有问号，在23、24、25页，我数数连续3页分别有10个、10个、11个问号；84页最后一段，一下子连用5个“为什么”——“为什么要把人心割裂开来？为什么要把人的欲望都灭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97页，“王阳明百感交集。祸也？福也？命也？运也？”这样具有强烈节奏的文字，当然能够吸引读者。
再有一点杨老师的文字极具画面质感。在85页，“心即理，心即理，心——即——理”看着这些文字，我仿佛看到一个骨瘦如柴却还在冥思苦索的王阳明，站在舞台中间，仰头举手问天，一道光亮闪过。。。。。。也许姚剧《王阳明》中就有这样的场景，虽然我至今还没有看过杨老师在2005年创作的姚剧《王阳明》，，但杨老师妙笔生花的描画能够让我如临其境、如见其人。
传记文学经常会出现传主与作者两者之间“身份的寓言”，也即作者太过投入，物(传)我两忘、物(传)我为一。我看到《此心光明》的不少地方，人称指代有些混乱，一会儿是王阳明的第一人称“我”、一会儿是作者视角的第三人称“他”甚至第二人称“你”，三种人称出现在一起，读起来比较吃力。如61页上有13个“他”一个“我”都是指代皇帝；67页第二行“他暗示王华”，这个“他”是指“刘瑾”；而紧接着的第四行“别看他平时”和第五行“这一次他说了”的两个“他”却是指“王华”；第七行“那就给你吃好果子”这个“你”也是指“王华”。又如58页第四行“里竟然有微词有怀疑？你能使出什么新招？”这两个“你”是王阳明；第九行“他比王阳明大六岁，他本不想入市途。”这两个“他”是湛若水，第十六行“令他窒息”这个“他”是王阳明；第十八行“他秉承陆九渊”这个“他”是陈白沙。57页，写陆九龄的有9个“他”；写王阳明的有8个“他”，读着有些搞不清楚。
同样的指代不明在35页、53页、69页、89页、101页上都有出现，这里就不再一一细数了。
当然，瑕不掩瑜，《此心光明》依然是我最近看过的一本好书。
再次感谢杨老师为我、为广大读者提供的精神食粮，让我能有一份浓浓的“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