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 炜
一九八三年的一些场景注定被一代人铭记在心：警车卷起漫天红尘，卡车护栏后的犯人五花大绑，公判声势浩大……对我来说，提起八三年，首先想到的就是被“借调”到公安局办“严打”案子。时光对记忆的淘洗总是一丝不苟，几十年后，所有关于八三年的记忆都被淘汰，只留下昏暗的审讯室里隐约浮现的刀光剑影。在另一个层面上，如果八十年代是中国少有的几个黄金时期之一，那么，八三年则是这一时期中一个特殊的斑点，总是闪烁出意义不明的光亮。因此，读完谢方儿的这部长篇小说，第一感觉就是谢方儿专门为我提供了一个直面那个年代的机会。小说以“严打”为“案发”背景，时间跨度十几年，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进程大致楔合。激荡的社会环境与扭曲的人生百态，社会裂变与人性嬗变，世道人心与纲常人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辅相承，都在谢方儿从容的叙述中次第展开。李红英、石坚定等人物刹那间跃然纸上；我的阅读就成为一次对记忆的梳理、思索和复盘，心灵也因此而经受洗涤。我不知道《1983年的成长》对别的读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我，则肯定意味着一种来自历史本身的安抚与宽恕。
谢方儿是土著绍兴人，在中国南方特有的台门里成长，曾为了能读上高中，在台门前的河里打捞水草，积肥上交，换取“劳动积极分子”的头衔。改革开放初在杭州湾畔的海涂工商所开始职业生涯，后来调到局机关，几十年如一日，大有从一而终的架势。我认识谢方儿已经十多年了，读他的小说也读了十多年。谢方儿是个勤奋的作家，迄今为止已发表作品一百多万字。和中国基层的大部分作家一样，他也是业余创作。白天，他在他那个领域里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晚上则跟自己笔下的人物纠缠不清。这样的生存状态，使他的触角始终保持着兴奋感，也使他的灵感始终有一个丰沛的源泉。如果天井、堂前、青石板弄堂是他成长的背景，那么，市井、生意、规则等等则显然磨砺了他的眼光，造就了他看待事物的独特的视角。这些元素叠加在一起，成为架构起这个南方人内心世界的必不可少的要件。
《一九八三年的成长》是谢方儿的第一个长篇。此前他一直写中短篇。他本人曾在一次演讲中引用张炜的观点，用了一个词来强调中短篇小说写作的重要性：亮肌肉。事实上，谢方儿一直有写一部长篇的预谋，或者说一直默默地为长篇做着准备。长期的中短篇训练自然为长篇小说的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多年前的一个夜晚，他对我说他已经动手写了。又过了不到一年时间，《1983年的成长》新鲜出炉。作品的写作虽然一气呵成，但酝酿却非一朝一夕，实在是蕴含着作者数十年生活、思考、情感和写作技艺的积累。这种十年磨一剑的坚韧，造就了他的长篇处女作肌肉丰满，凹凸有致。
故事“案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桩阴差阳错的小女孩出血事件，让一群人迷失了自我。让一件偶然发生的小事改变人物的命运，是小说家常用的伎俩。要命的是，这往往是一种现实，小说家只是捅破窗户纸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活和小说其实是一回事，都是小径分岔的花园。当你走到岔点的时候，某个人或某件事推了你一把，你就迈上了命中注定的那条歧路。唯一可以作为依傍的是特定的历史背景。也就是说，在那个时空节点上，这样一个身份的人，只能迈向那个岔道。这就是宿命，是只有小说家才说得清的秘密。如果那天不下雨，少年石坚定就不会去借脸盆；如果不是那样的老台门，屋顶就不会漏雨，女孩李红英就不会独自在几乎不设防的屋子里洗澡……最重要的是，如果这一切不是发生的一九八三年，那么，他们就都会在另一条小径上大步流星。所以，小说《一九八三年的成长》开头一句“天空的尽头有一团乌云冒出来，像蘑菇长到了天上”，其实就是一个用心险恶的预言，一句操控了20万字的谶语，将书中的所有人推了一个趔趄，从此踏上不归路。
男主人公的蒙冤入狱，使得两个家庭支离破碎。这些倒还都在意料和情理之中；但作者紧紧抓住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借助周如其之口发出的对女主人公李红英的质问：你没有被强奸，那为什么石坚定要判15年？这个问句，是伴随女主人公一生的困境，也是李红英命运的基石。她的坎坷皆由此而来，她的精神世界也由此而扭曲。那个莫须有的强奸，成了烙在她身上的耻辱标记。这个困境，无疑也是那个时代的困境，或者说，也未尝不是当代中国人精神上的困境。作为本书的“立论”，谢方儿在这个情节的设置上显示出他的功力，举重若轻，游刃有余。纵观全书，几乎所有人物的命运，都从这里出发，都因这个困境而产生变化，使故事的内核格外充盈，结构格外紧凑，叙述的张力也因此而绷紧。
寓庄于谐一直是谢方儿小说的叙述风格，在这部长篇中，他把这种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时常有连珠的妙语和出其不意的冷幽默，加上对绍兴方言语感的借鉴，使小说腔调呈现出南方特有的潮湿味，读来亲切而又有趣。这部小说写的是几个人的苦难史，以嬉笑怒骂来反讽苦难人生，对分寸感的掌握十分重要。这个长篇里，对人物内心深处的无奈、恐惧、彷徨、忧伤等情绪的语言处理，火候拿捏得恰到好处，使整部作品透出有一种熨贴人心温度。熟悉谢方儿作品的人都知道，他特别擅长描写小人物，笔下的小人物形像总是千姿百态别具一格。这可能得益于作者几十年对三教九流市井人物的观察和接触，也得益于长期的中短篇创作训练。事实上，谢方儿写过若干组类似于传记的小人物系列，有贩夫走卒、农民工、小知识分子、基层领导和小公务员，都与他的生活密切相关。早期的有武疯子、周医生、阿花等，后期的又有朱元璋、红花等。在我看来，这些人物最大的特点就是成功地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虽然没有原则，却固守道德底线；即便道德败坏，却又品格高尚；总是在出人意料处大放异彩，因而栩栩如生，显示出自然主义与艺术加工之间的炉火纯青的平衡。本书对李敬海、徐主任、周如其、常杏花、包子铺老板等众多小人物心态的把握堪称精微独到，入木三分；成功地表达出作者人到中年后对人生的独特感悟。正是这种感悟，衍生出智者的豁达，仁者的宽容和勇者的担当，某种程度上也使这部小说成为一段历史的代言。
十几年前第一次读谢方儿作品时，还没见过他本人，望文生义地以为作者是个姑娘。见了后，倒也不怎么惊诧，因为他就确实像大姑娘那么文静。等到读了他的众多小说，反倒惊诧起来：这么文静的人，居然有着一身横练的“肌肉”。这些背后，是他日复一日青灯苦卷的坚守，是对浮躁世事的顽强抵御。作为同样从事业余创作的朋友，我对谢方儿本人和他的的这部作品内心充满尊敬。以我的资历和水平，原本不该霸占一部长篇小说的序言这个重要位置；但好朋友出书了，也想出点力。所幸谢方儿是个随和的人，同意把这个位置让给我，我也就腆着脸坐上去了。以上说的这些，为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