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坚
1.《白虎通义》
读《白虎通义》。才知道我们距离中国传统是多么遥远了。过去，我们千方百计要摧毁传统，传统日薄西山、传统摇摇欲坠，传统奄奄一息……追穷寇，痛打落水狗。但我们不知道，传统自有其五千年积累起来的高贵和傲慢。现在的问题是，传统已经固若金汤，固若金汤地抛弃了我们，不要我们了，既然我们如此仇视这个传统，如此一味地要分道扬镳，那就分道扬镳吧！今日的局面不是什么反传统，而是那个伟大的传统我们回不去了，它已经成为一个我们只能望其项背的彼岸。我内心的悲凉是，当我谈论传统的时候，就像一个汉学家。
2.索尔仁尼琴的《红轮》
在专制下，人总是面对一个巨大的取之不尽的黑暗之源。自由于是成为最具有吸引力的东西。面对这个自由的敌人，你总是浑身热血，思维活跃，满怀激情。你日夜思索着如何爆破，你拳打脚踢，挣扎踢蹬，血涌心跳，遍体鳞伤、被侮辱与被损害。或明枪暗箭，或阳奉阴违，你的语言被磨砺得极为机智，丰富、娴熟、隐喻、象征、含沙射影、春秋笔法。不直接点破却剑剑命中它的死穴。只是这死穴太辽阔了，那是黑暗本身，不是一颗星子可以照亮的。你任何最伟大的努力都只是小打小闹，撒娇似的加深了黑暗，你只在为它涂脂抹粉而已。但你的人生也因此具有意义，有追求、梦想、痛苦，短暂的喜悦，漫长的幽怨和恐惧。恐惧成为生命的荷尔蒙。你永远担心着半夜敲门或者电话，下一次，下一次，你不知道你哪一句话说错了，哪一件事将导致灾难，你不知道下一次你是否还能在这个房间躺在枕头上接电话。因此深刻地感受了睡眠，而从来不会像猪一样睡去。自由是你生命里面最清晰的东西，清晰到你可以感觉它的体温，它决不抽象，而是一个怀抱在身的女子，可以触摸，可以听到她的呼吸、感觉到它的缠绵。
而在民主的条件下，自由消失了。你成为一个被自由信马由缰的庸人。你每天在广场大骂皇帝，自由就像铁的草原一样决不回应。
读索尔仁尼琴的《红轮》，写得太没有激情。很勉强。完全没有我在1976年地下阅读《古拉格群岛》时的那种战栗感。这是他住在佛蒙特小镇（这个小镇我住过半个月，隐居的天堂，青山绿水，看不见一个警察。）开着除草机修剪花园，偶尔打开电视机看看美国大选进展情况时代的作品。
3.《印度的发现》
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是在旧书店淘得。印度已经被我们遗忘了多年。印度对中国历史有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总是善的，佛教是个证据。西方为我们带来血与火的经验，印度却不是。印度人来到中国，带着经书。就像中国人当年出洋，郑和带去的是丝绸、大米、瓷器。都不是凶器。印度在中国兴起的最后一次文化波澜，是上世纪泰戈尔的访问，那次访问激起中国思想界的一场激辩，泰戈尔劝告五四知识分子要尊重中国自己的传统，不要沉迷于物质、西方文化。但听不进去，泰戈尔说的基本意思来自玄奘当年去印度听来的那一套。玄奘们如获至宝，中国文明于是丰厚。现在听不进去了。泰戈尔言，西方“欲以自己之西方物质思想，征服东方精神生活，致使中国印度之最高文化，皆受西方物质武力之压迫，务使东方文化与西方文明所有相异之点，皆完全消失，统一于西方物质文明之下，然后快意，此实为欧洲人共同所造之罪恶”。这种观点在当时中国被奉行拿来主义的主流知识分子视为传播腐朽有害的思想，泰戈尔被批判、冷落。在告别演说中，他很失落：“你们一部分的国人曾经担着忧心，怕我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摇动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主义的强悍的信仰。我现在可以告诉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是绝对的不会存心与他们作对，我没有力量来阻碍他们健旺与进步的前程，我没有本领可以阻止你们奔赴贸利的闹市。”泰戈尔过世，中国今日，已经成为拜物的、以经济为中心，讲GDP的社会。泰戈尔那一套彻底失败。但这样一个中国又如何呢，五四那些反对泰戈尔的知识分子如果亲历今天，又会有怎样的感想？
读尼赫鲁的书，我发现印度思想在现代化开始之际就对它的异化有着高度警惕，印度坚持乡村是印度的精神家园，尼赫鲁在书中深情赞美大地。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中经常使用“大地”一词，他写道：当我想到印度，我就想到下面的许多东西，它的大地上遍布了数不清的小乡村，……变幻无常的雨季，它把生命倾泻于焦干的土地里，忽然间把它转变为闪耀的广大美境和绿野，长江大河和流水，荒凉环境中的开伯尔隘口；印度的南端；个别的人或成群的人，尤其是巅峰积雪的喜马拉雅山或克什米尔的一些高山溪谷，其中春天开满了鲜花并有一条溪流奔腾而汩汩的从中穿过……世界上恐怕少有政治家会用如此抒情的笔调描述自己的祖国。这本书带有自传性，相当于《我的奋斗》。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提到大地的时候，与印度一样，乃是一种感激、赞美。比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比如屈原、李白、杜甫、苏轼们那些千古流传的大地诗篇。中国山水诗、山水画，那就是流传了几千年的大地之歌。但在二十世纪，大地一词越来越隐没于黑暗，人们以改天换地为重任，切断与大地的关系似乎成为一种历史趋势。我这时代的诗人与古代诗人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他们没有大地，甚至蔑视大地。
4.《剑桥东南亚史》
我最近两三年一直在关注澜沧江、湄公河及东南亚一带。我认为，云南文化的方向实际是朝向湄公河这边的。自古以来，它的地理位置和文化氛围是朝向东南半岛的，所以我比较关注云南这方面的历史。这本《剑桥东南亚史》是刚刚出版的，这本书，让我对东南亚的文化、历史、宗教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再加上这些国家我去过两次，而且不是那种走马观花的，所以有了更深的了解。
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讲到东南亚在古代曾经有过一个印度化时期，佛教从印度传入这个地方以后，西方的学者有认为过一个印度化时期。印度化也可以说就是古代水平上的现代化。这本书认为，印度化在东南亚只是一个表面的东西，就像砖瓦表面的釉彩一样。而实际上，东南亚是根据自己本土的民族文化的特点对印度化进行了取舍。在今天的历史进程中，我感觉东南亚依然对现代化进行了有选择的接受，并不是盲目地、全盘地照搬西方殖民主义的现代化。比如说，它还是坚持了它的宗教和日常生活方式。它选择了很多对改善它的生活有益的东西，但还是抛弃了很多，我觉得这是东南亚给我最深刻的印象。
另外一个是因为古代东南亚是一个没有文字的社会，少量的文字主要是用印度的巴利文来记录经文，它的文化是无文的，口传的。表现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不是像汉民族主要通过语言文字，它是通过音乐、歌舞、雕刻、手工的、身体性的东西来表达。像吴哥建筑，很难找到任何文字记录，除了少数巴利文留下的铭文，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吴哥是怎样建造起来的。遗留的只是这个建筑本身，其他都消失了。这也是云南各民族文化的一个特征。他们只是通过舞蹈、音乐、手工艺术等来记录他们的历史，而不是通过文字。在研究云南和东南亚的文化上，无文的文化一定要特别注意。
5.塞林格的《九故事》
最新的译本。我十多年前就读过这本书，我觉得这真是一本一流的小说。结合今天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来看，中国当代小说很少有塞林格小说中的那种对人类存在最本质状态的表现。中国人的日常人生里面难道没有这种东西？只有一些对历史、苦难的回忆，只有重大事件，只有命运对生命的打击，只有批判与仇恨，难道就没有那种阳光灿烂的午后内心世界的空虚或者非常细小的人生细节所带来的对生命的绝望感、虚无感。中国生活真的是太动荡、太野心勃勃了，没有香蕉鱼这样的东西。这种小说在中国写作中很难看到，但他表现的那种经验于我并不隔膜。
6.《追忆逝水年华》与《红楼梦》
《追忆逝水年华》使我想到《红楼梦》。《追忆逝水年华》翻译过来，对事情（注意是事情，不是事件）细节的叙述成了主要，语言之美次之。但原作，我相信重要的是语言。
那语言我想象有一种做梦而将醒的口气，似乎是睁开眼睛看了一眼现实，又回到梦里那样。缓慢而怅惘，清晰又朦胧，经常中断，但整体好像是一气呵成，口气的一气呵成。只是在说人们做了这个，做着那个，想着这个，说着那个，而绝不说这是为什么。读者仿佛是一个上帝，他迷途于语言迷宫，他在自己给自己绘制路线图。迷途，就是不必顺着情节的路线次序进入，可以从任何一页进入，这正是读它们的方法。从语词的奇妙处进入，从事情的诡秘处进入，从叙述事物的精确翔实处进入，有时候读者因为自以为知道了谜底而哑然失笑或者会心一笑。可惜《红楼梦》也没办法翻译，翻译过去的东西只是故事、意思，语气、语势是无法翻译的。比如刘姥姥，不在于她说了什么，她的“快人快语”那种语势是无法翻译的。巴黎某间阴暗房间的男子混杂着贵族世家积累了若干的世纪的傲慢、迟疑、唯我独尊、摸索旧物般的语气也是很难翻译的，何况20世纪以降的中国早已干净彻底地消灭了种种口音的基础。曹雪芹如果懂法语的话，他也许适合翻译普鲁斯特。在曹雪芹和普鲁斯特那里，语言的力量太强大，意义、故事是很次要的，附带着被带出来而已。这些小说不是讲故事，而是讲语言，故事只是语言的附庸。讲故事的作家我以为是粗糙的作家。讲故事容易讨好，讲语言就难了，讲故事的作家容易翻译，讲语言的作家很难翻译，不可翻译。诗不可翻译就在这里，诗不是讲故事，是讲语言。
7.《歌德对话录》
读书是没有必要跟着时代前进的。我的阅读并不是跟着书店的排行榜走的。我通常进了书店，就往深处走，我要买的书不会放在第一排的畅销柜台。我经常读的书，差不多都是些旧书、过时的书。翻译的书，我会选择不同的版本来读。因为翻译总是有新的可能性，译者对原著的理解，总是有可能更贴切。最近在台湾买到周学普翻译的《歌德对话录》，是1936年翻译的。时代在变迁，语言也在变迁，三十年代的一般语气和“文革”后的语气是不同的，这自然要影响到译文。周的译文更为典雅，今日读来，更像是19世纪的人在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