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帆
同事唐建清先生送来了他新近翻译的“大师批评译丛”中的一种，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弗拉季米尔·纳博科夫的《独抒己见》。对于这个熟悉而陌生的作家，我一直想有进一步了解的欲望，而这本访谈录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走进纳博科夫内心世界的一扇大门，我把它当作纳博科夫的精神自传来阅读，真是况味无穷。
大概一般的读者认识纳博科夫都是从阅读《洛丽塔》开始的，在20多年前，一本《洛丽塔》的中译本使中国的一般读者，尤其是知识型读者感到震惊，其震惊的程度甚至超过了连西方也一度被列为禁书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尽管纳博科夫十分贬低劳伦斯）。无疑，它触动了人类性禁忌的伦理底线，但作为一部被称道的唯美艺术品，人们又惊叹它非同凡响的表现力。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人们对这个作家的好奇与探究心理，在《独抒己见》这部书里，纳博科夫又一次大胆地宣示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并将许许多多被公认为的世界经典名著踩在脚下———纳博科夫同样也是一个狂妄自大的艺术“怪人”，他的谈话有时显得矜持而富有艺术的哲理，但更多的时候却表现出一种绝决与反叛世界和人类的狷狂与过犹不及。凡此种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站在世界彼岸的艺术“巨影”———我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因为我们分不清他究竟是人还是兽！
无疑，纳博科夫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旷世奇才，他仅凭《洛丽塔》和《爱达》即可将自己艺术的英名横穿整个世界和纵贯两个世纪。作为俄裔的英语作家，尽管他对近代以来世界公认的哲学家马克思、弗洛伊德、萨特等抱有极大的成见，但是他对艺术的“独抒己见”往往是振聋发聩的：“一个创造性的作家必须仔细研究他对手的作品，包括上帝的作品。他必须对特定世界的既能组合，也能再创造的天赋。要充分地做到这一点，避免重复劳动，艺术家应该知道这个特定的世界。缺乏知识的想象走不出原始艺术的后院，也不会比栅栏上儿童的涂鸦和市场上商贩的买卖走得更远。艺术从来不是简单的。”他所说的“知识的想象”可能就是成为大师必备的创作条件，回望我们共和国文学之所以不能产生大师和大家的缘由，难道不是因为所谓“工农兵方向”所造就的“艺术的简单化”吗？因为我们从来就不知道“艺术家应该知道这个特定的世界”———艺术还需要“知识的想象”！
我尽管并不赞成纳博科夫的“一件艺术品对社会没有什么重要性”的观点：“使一部文学作品免于蜕变和腐朽的不是它的社会重要性，而是它的艺术，只是它的艺术。”我以为一件艺术品如果只剩下艺术躯壳，而没有社会内容作为支撑，也就是没有了血肉。这两者恰如车之两翼，缺一不可。但是，纳博科夫所阐释的艺术原理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比如一个作家对于色彩感觉的重要性，却是一般作家所不能体会和获得的：“说到色彩，我想我是个天生的画家———真的！———也许到十四岁，我几乎整天绘啊画的，人们觉得我迟早会成为一个画家。但我不认为自己有这方面的天赋。但是，对色彩的感觉，对色彩的喜爱，我一生都拥有；我还具有看出字母色彩这种相当奇特的才能。这叫做‘色听’（color hearing）。”也许就是这种“色听”的通感，才使得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和《爱达》具有了梵音一般的艺术美感。
在文学的创造力上，纳博科夫强调的是音律的美感（音乐性）、思想的节奏和隐喻的功能，这些均为一个唯美作家所必备的创作素养：“我从未在诗歌与艺术性散文之间看出任何一般性的差异。事实上，我倾向于将任何长度的一首好诗定义为一篇浓缩了的美文，不论有没有循环往复的节奏和韵脚。韵律的魔力可以提升我们称之为散文的品质，生发出意义的全部美感，然而，在朴素的散文中，也有某些音韵模式、精当语句的音乐性、通过有特色的成语和语调的反复运用传达出的思想节奏。按今天的科学分类，我们现有的诗歌和散文的概念就有很多的重合。跨越两者之间的桥梁是隐喻。”不仅如此，他一再强调小说创作中的细节的重要性，因为细节是产生感性的火花：“没有感性的火花，一部作品就没有了生命。”无疑，一部伟大的作品，不能只停滞于作家对细节的无限构想，还得给读者留下对细节无比丰富的想象空间，作者和读者应该都是伟大的创造者，两者缺一不可，这就是纳博科夫看不起一般庸众读者的原因———伟大的作家培养了伟大的读者，而伟大的读者又成就了伟大的作家。尽管这样的机缘不多，但却是作品的最佳归宿。
我很在意纳博科夫对作家作品的实质性的评断，例如他反复评论的大作家托尔斯泰：“我讨厌《复活》和《克莱采奏鸣曲》。托尔斯泰想要成为一个推销员，他的作品就不具备可读性。《战争与和平》虽然有点冗长，但这是一部有趣的小说是为无知无识的所谓‘一般读者’，尤其是为年轻人写的。我对这部小说的艺术结构并不满意。它的繁琐的信息、说教性的插曲、虚假的巧合、摇身一变成为历史时刻见证人的那位冷漠的安德烈亲王、作者经常不加甄别地使用各种脚注，这些都不能使我得到阅读的乐趣。”我不同意纳博科夫对《复活》的评断，但是面对托氏的这个伟大作家的辉煌巨制《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作品，纳博科夫恰恰说出了压在我心底里几十年都不敢说出的评语，因为明明感觉到这个作品的枯燥而不敢言，就因为我们往往是跪着阅读这样的“伟大作品”的。
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他以一个狂人的姿态批评了另一个几乎是精神病患者的创作巨制《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罪与罚》：“我不反对灵魂探索和自我启示，但在那些小说中，灵魂、罪恶、感情用事、新闻笔法，并不能为冗长而混乱的探索提供正当的理由。”当我们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当做“复调小说”来阅读破解时，纳博科夫这一谵语是否真的有启迪意义呢？！
面对几个世纪所留下来的经典遗产，纳博科夫几乎失去理性的价值判断究竟有没有意义呢？“许多公认的作家对我来说简直不存在。他们的名字刻在空墓穴上，他们的作品只是仿制品，就我的阅读兴趣来说，他们完全无足轻重。布莱希特、福克纳、加缪，还有许多其他作家，在我看来，绝对算不了什么。当我看到查特莱夫人的通奸或庞德先生的装腔作势的废话被批评家和同行轻易地称为‘伟大的文学’时，我不禁怀疑是否有反对我大脑的阴谋。”纳博科夫还抨击和嘲讽了许多近世纪以来的世界著名伟大作家，对《尤利西斯》、《包法利夫人》、《变形记》、《堂吉诃德》大加鞑伐：“我乐于记得，面对纪念堂的六百个学生，我将《堂吉诃德》这本残酷和粗俗的老书批得体无完肤，这让我的几个保守的同事感到震惊和难堪。”他居然还能够说出果戈理“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作家”这样的断语！的确，能够入纳博科夫法眼的作家是很少的，像托尔斯泰这样被他毁誉参半的作家就算幸运的了，而普希金这样受到他青睐的作家却是罕见的，因为他很自恋：“我将因《洛丽塔》和我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而青史留名。”“我是大西洋上空的一片羽毛，我的天空多么明亮和湛蓝，远离了鸽舍和那些泥鸽。”他真的是漂浮横亘在我们这个世纪文学天空的一个精灵吗？！
噢，请不要忘记纳博科夫还说过这样一句令人深思的话：“我为快乐写作，但出版则为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