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思考的深度或境界的高度
发布日期：2012-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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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浙江作家》杂志
文/大元
当下的生活当下人似乎永远是琢磨不透了，就如当年深圳人说跟不上香港人的节奏，后来我们说跟不上深圳的节奏，如今西部人又说跟不上东部沿海城市的节奏，而东部人又热衷去西部雪山、草原、沙漠甚至无人区了。“微博控”、“轻度追尾”、“神马不是浮云”、“有木有”、“杯具”、“hold”和“out”等网语风靡泛滥的日子，留给人博弈的空间越来越大，留给个人想象的空间却是越来越小。彻底私人化的事，似乎只剩下读书一件了，而读书又奔电子书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还会有人安下心来认认真真去读一部纸面的长篇小说，或者可能擦净桌面，沐过手，在温馨的灯光下，一页一页翻过去，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喜欢不喜欢一个作家或者一部作品，当然取决于个人的喜好。凭着个人的喜好，我曾追随沈从文的足迹去湘西茶峒，追随孙犁的足迹去冀中白洋淀，也曾为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去东非大裂谷探险，这样的个人喜好所带来的好处自以为是不可估量的。因为曾经的《红高粱》，前年去到了高密东北乡，在东北乡吴超兄弟家现宰了一只七斤重的土鸡炖来吃。这回读莫言获茅奖的长篇《蛙》，发现小说中姑姑接生的第一个孩子陈鼻的家，与吴超兄弟家的格局竟是如此相像，很是激动了一下。再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许多人被小说中诸多地名搞得晕头转向，我却大喜，河南延津、河北泊头、山西沁源等几十处地方我都是走过的，当年也像吴香香老公一样去倒过煤的。再见刘震云时，这是我首先要告诉他的一件事。
无论“承受之重”，还是“承受之轻”，生活总是艰难的，几十亿上百亿身价的企业家或许更为艰难，但刘震云笔下的杨百顺感觉不到艰难，艰难于他就是生活，就是全部。当然，杨百顺不是企业家，杨百顺无论是做豆腐、杀猪，还是被詹牧师收为教徒，还是去竹业社学破竹子，去染坊染布、挑水以及后来去馒头铺做买卖，他始终是社会最底层的受压迫者，甚至被詹牧师改名为“杨摩西”，之后又入赘嫁吴香香被改为“吴摩西”，他都无所谓。他唯一的痛苦就是与人说不上话。正因如此，当唯一与他“说得上话”的养女巧玲丢失后，他便彻底崩溃了，最后将自己认作了喊丧的罗长礼，因为罗长礼是他在世上最崇拜的人，尽管他不曾跟罗长礼说过一句话。这也许就是刘震云命名《一句顶一万句》的用意之所在了。乍听书名，以为所写是文革故事，其实完全不搭边。但细想想，文革时期奉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老百姓是发自肺腑的，是由衷的，至少在当时是很纯净的。至于刘震云聊天时说自己这“一句”是指实话，可能是针对虚话、假话、空话、废话泛滥而言的，这当然没错，但我认为这一句更应该是指通心的话，是能够温暖灵魂的话，哪怕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杨百顺与五岁养女巧玲的对话能有多少实际意义呢？只要是自然的、真心的、贴心的，便是“说得上”的。另一个角度看，“说得上”既是古老、朴素的话题，也是当下最时尚的话题，当下“非诚勿扰”不也流行寻找“对的人”吗？即使对上了，也还要讲究个hold住hold不住，如若hold不住，今天对了，明天散了。如此说来，似乎一句“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能打发的了？很显然，刘震云还不愿停留在这一层上。
话说回来，我们为什么要读书？我们为什么要在快生活中寻找慢生活？窄一些说，我们为什么要读一部长篇？究竟从中指望什么？记得2011年9月30日，我赴纯真年代与子潮、昌建诸兄数十人一起品读《一句顶一万句》，我说我们读一部长篇，至少读完后可以想上三天，至少三天后掂掂分量还是够重，至少作家的思考能够帮助我们开掘到一定的深度，至少其思想境界能够引领我们抵达一个难以抵达的高度，我们才会服气。这一个深度与高度，刘震云是做到了。
读《一句顶一万句》，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人物是詹牧师。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人物，但他自己不觉得苦；在我看来，他比杨百顺更无处说话，更无人通心，但他自己不觉得孤独。作为意大利天主教的传教士，他竭尽全力在中国河南延津县传教，奋斗四十年才发展了九个教徒，第九个杨摩西不久就逃掉了，另八个估计也没一个称得上是合格的，但他依然四处奔波，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他为什么？这从他给杨百顺改名“杨摩西”可以琢磨到。摩西是犹太人的祖先希伯来人，是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崇敬的先知。他受耶和华上帝的旨意，率领希伯来奴隶逃离埃及，回到巴勒斯坦，《圣经》旧约有“出埃及记”记之，我也曾看过据此改编的影片《摩西》上下部，对此深有感触。杨百顺被改名杨摩西，实际就是詹牧师的精神寄托。詹牧师唯一说得上话的，是远在故乡意大利的妹妹和妹妹的孙子，舅孙与杨百顺的养女差不多年龄，在舅孙的心目中，舅姥爷就是摩西，是一个大英雄：“摩西领着以色列人走出了埃及，您领着中国人走出了苦海。”这确实很好玩。再说杨百顺，他在十至十五岁时，是在私塾读过五年《论语》的，好歹也是有点文化的人，最后却为了寻找“说得上话”的养女而穷其一生，孤独至死。杨百顺与詹牧师的区别，说到底是信仰的差别，是大格局上的文化差异。刘震云在此下足了功夫，凸显了极强的驾驭功力，一字一句“都能拧出作家的汗水”。对此，此书责任编辑安波舜的一番诠释说得特别棒：“与神对话的西方文化和人类生态，因为神的无处不在而愉悦自在，人与人之间虽说往来不多，但并不孤独；与人对话的中国文化和浮生百姓，却因为极端注重现实和儒家传统，由于社群、地位和利益的不同，由于其人心难测和诚信缺失，能够说贴心话、温暖灵魂的朋友并不多，反倒生活在千年的孤独当中。”
这当然不是最后的结论，《一句顶一万句》的好处在于，刘震云确实将我们带进了这样一种千年徘徊与思考之中，透过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罗长礼义无反顾地追逐“一句顶一万句”的背影，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看到，即使毛泽东时代之后，即使当下，我们也是这样追逐着的，或者追逐着一种全新意义上的“神马不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