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刘慈欣《三体》的终极问题

文/陈新榜       他投送了另一个太阳穿过天空，撞碎人类的太阳，所有的一切又重新变作星云。‘很好，''上帝自语到，‘这是一场好戏，我会让它再演一次''。       ……       古往今来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奉献，所有的灵感，所有如日中天的人类天才，都注定要在太阳系的无涯死亡中灭绝。而整个人类成就的殿堂，必然无可避免的被埋葬在毁灭中的宇宙碎尘下       ……       尽管死亡是自然控制伟力的记号和标志，但人仍然是自由的…… ——罗素《一个自由人的崇拜》         现今朋克化、奇幻化当道的科幻界早也不像黄金时代的作家那么迷恋太空题材的宏大叙事，在此潮流下仍执拗地仰望星空的刘慈欣便显得有些特立独行。       现代的袪魅历史进程中，诸神退散，绝地天通，灵氛断绝，昔日灿烂星空如今黯然失色，变成受工具理性宰制的死物，然而静寂无声的宇宙经刘慈欣神笔点染，表面宁谧之下危机四伏，重新变得深邃幽暗。同《日暮》中数万年一现的星空一样，《三体》的星空令人眩晕乃至疯狂，或许只有迷狂的梵高在油画上才充分肆意挥洒表现过。       在此，刘慈欣超乎光锥的想象力及其化虚为实的“宏细节”功夫之强大令人震惊：以三体运动问题为基本设定，就演绎出一个行星文明在三个太阳炙烤下兴灭续绝的恢宏历史；由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就想出科学边界组织以及两个质子的科学死锁；从透明与不透明思维之间文明形态的差异，就构思出“面壁者”与“破壁人”之间精彩纷呈的交锋；从关于生命和宇宙的简单设定外加猜疑链、技术爆炸寥寥数笔就异想天开地推导出独出机杼的宇宙社会学。由生命对宇宙的改变到了什么层次和深度这点妙想天外，推导出宇宙规则被多次变更，于是微观则质子可以十维展开，宏观则弹指一挥毁灭星系，最后更是突破三维宇宙的常识框架，将光速、维度都化为战争武器，弹奏出一阕恢宏延绵的交响曲。重现文明兴灭历史的拟真游戏，矗立于三体行星的巨大单摆，质子十维展开的奇异景观，太阳系如无边瀑布跌落到二维的末日景象，妙笔生花处，星空图卷恍在眼前，栩栩如生可触可感。       小说整体构思之宏大，立意之高超，气韵之磅礴，令人击节不已。难能可贵的是，刘慈欣控制住喷涌奔腾的想象力，赋予其各种实在可信的细节和环环紧扣的推理，如此演绎出的宇宙科幻史诗气象万千堪比神话却又真切可感。不仅内核设定够硬，刘慈欣此作配套软件也不遑多让，表现手法丰富多样，内涵调味亦色香俱全。除了融合太空歌剧、赛博朋克等科幻元素，他还灵活运用童话、悬疑等其他元素，因此即便是外星人入侵这样科幻老题材都能写得如此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以其设定之恢宏、情节之厚实、刻画之灵动，《三体》系列已然足以奠定中国科幻小说的新界碑。       故而，《三体》问世以来，评者络绎不绝，多有发明。笔者愚钝，也不拟多谈，只想就《三体》系列所提出的一个终极问题试遣愚衷。之所以在开篇处引用罗素《一个自由人的崇拜》这些文字，是因为它点出了在笔者看来《三体》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或许在刘慈欣本人看来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人类还值得拯救》，《新发现》2007年第11期。在和江晓原的这次对话中，刘慈欣本人的立场和思路全面而清晰地表达出来）。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然而甫出摇篮的人类却愕然发现战争早已打响，宇宙不过是上演着无意义生存与毁灭的残酷战场，容不得一丝怜悯和天真。黑暗的森林不相信眼泪，只有丛林法则坚不可摧。来得及的忙不迭或迎战或逃离，来不及的赶紧自掘坟墓。浩瀚太空，遍布墓群。苍天已死，而且不止一次。宇宙太残酷，文明太脆弱。时间的荒野里，末日如剑悬顶，岁月如此狂暴，现世又怎生安稳？在此刘慈欣图穷匕见：在面对人类毁灭的极端情境下，我们该如何做出选择？是虽然灭亡但合乎“道德”的“人性”，还是为了生存不计其他的人性？       虽然人类的内在宇宙与外在宇宙一样辽阔，不过，刘慈欣无意在此过多探索，在他看来这是“自恋”的主流文学的任务，而“科幻文学的语境不是人文的，而是冰冷冷的理智和逻辑的”（《超越自恋——科幻给文学的机会》，《山西文学》2009年第9期）。但是受人性厌恶症的影响，除了执拗的偏见，他对人类社会概念化的整体描写甚至还不如他看似有理有据的宇宙社会学那么可靠。流俗所谓的人性光辉论和道德教条令刘慈欣耿耿于怀，成为他挥之不去的情结，小说中多次出现类似的伦理困境：人文社会里的末人道学家宁愿（消极地）选择毁灭全人类也不愿采取有损“人性的光辉”的可行的自救或逃亡，刘慈欣视之为无意义的自毁而嗤之以鼻：“因为此后宇宙中没有人了”。对现代发达社会的漫画群像虽然不无警醒意义，但这些过于单调的未来社会想象与其说是对人们责任心和忧患意识的发人深思的高瞻远瞩，不如说是他对人类整体和现代社会机制缺乏信心。       隐隐约约中，刘慈欣对人类的大部分（某种意义上的“人性”）是悲观而厌弃，他说：“用科幻的思维来思考，那么传统的道德底线是很可疑的”。故而在《三体》第一册里他把落实在文革背叛、虚伪、狂热的时代氛围中。而对“现代人”的厌弃在其后两部中更是表现淋漓尽致：自由民主的现代人文社会所产生的新人是“人性的，太人性的”，他们纤细美丽精致，但或是娘娘腔或是少不更事，毫无忧患意识，忘却责任和使命，不思进取及时行乐醉生梦死，危机关头呆若木鸡手足无措，大难临头惊吓之下慌不择路争先恐后歇斯底里，立刻化为群体非理性的乌合之众。末人们在战争之际仍不能放下泛滥的同情心和虚骄的道德感，严正如他自然对这种道学家的乡愿行为深恶痛绝，并在《三体》描画各种道德教条导致的软骨病和行动无能并抨击之。然而，尼采曾警示过：“与魔鬼搏斗的人得千万小心自己在搏斗中变成魔鬼，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正是在对道德教条的抨击讽刺中，刘慈欣暴露出自己思想中虚无主义的软肋。       他的犹疑和虚无在程心这个人物集中呈现出来：将这没有能力和决心且不敢负责任的人物置于决定人类命运的位置，让她以廉价的爱与和平之名两次毁掉人类的自救计划，于是人类的谋划、挣扎、抗争以及灭亡到头来只是天真、幼稚闹剧的牺牲品，此前所搭建的一切因此也都如一个闷屁般烟消云散了，一点悲剧感都欠奉。程心，就像萨冈致萨特的情书中说的那样，“这个世纪疯狂，没人性，腐败。您却一直清醒，温柔，一尘不染”，哪怕灭了人类两次，依旧在宇宙之外时间尽头闲坐说当年，天真无邪一如当初。对这不老不死毁人不倦的圣母，沉湎于意识形态幻象的优雅主体，刘慈欣时而讽刺，时而赞叹，态度暧昧，因为伊人实则只是他手中的提线傀儡罢了。       在面对外在宇宙终极问题时，虽然有细节差漏，甚至在关键的过渡衔接处过于匆忙和粗糙，刘慈欣构想出从十维度宇宙按维度逐个塌陷的过程，总算尚能自圆其说自成一格并极具震撼力。然而遗憾的是，在面对内在宇宙终极问题时，刘慈欣徘徊在爱与战二极之间。于是，对于宇宙智慧的描绘不够丰富，纯属囚徒困境的单调推演，陷于负和博弈。虽然增添些许关于归零者、田园宇宙的设定，却过于单薄，难以令读者餍足。       这当然不是因为他想象力枯竭，而是因为他执着于二元化的认知图式，难以填充内宇宙和外宇宙巨大的裂隙，所以只能在轻与重、残酷与救赎两极之间激烈摇摆。虽然刘慈欣强悍地宣称“敬畏头顶的星空，但对心中的道德不以为然”，但是他本人实际上从根本上说却又是悲天悯人的，只不过由于他想“表现出一种冷酷的但又是冷静的理性”而压抑了那模糊的道德直感，因而遭遇了他本人无法跨越的思维之墙。       刘慈欣的虚弱感从直观感受上说首先是缘于在无边无际宇宙中人类和文明显得渺小、脆弱。在宇宙时空的大尺度之下，不用说太阳系，即便是银河系也不过是恒河一粒沙，人类又怎么能找得到安心之所？更何况《三体》的宇宙还多次降维生生灭灭，如此巨尺度的时空设定造成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康德早已预言过：“那个无数世界堆积的景象仿佛取消了我作为动物性被造物的重要性”。刘慈欣正是陷入这种思维死角，由是之故《死神永生》便透露出一种莫名的焦躁，即便一再试图肯定爱，却始终无法获得坚信。       甚至当他在描绘浩瀚无际宇宙图景的同时，试图推而广之，去追问“宇宙中有共同的道德准则吗？”（《三体》后记）的时候，他也只能把“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作为他构造宇宙社会学的第一原则。发出天问的刘慈欣无疑表现出在自己宇宙框架设定中为生命普遍立法的强烈意欲，然而他却未曾也不可能如其所宣称的那样揭橥宇宙普适的伦理原则。很显然，他的宇宙社会学设定是由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设定推演而来，然而，就像数理经济学不可能告诉我们（在道德上）应该怎样消费一样，这样的宇宙社会学也不可能解答生命的伦理选择问题。        刘慈欣似乎没有注意到，道德伦理实践虽然不能脱离环境，但本质上说是不同于客观宇宙的特殊领域。因为道德律并须基于主体认知能力及其特定境遇，姑且不论微观如夸克或宏观如星系之类个体尺度相差过大的生命类型，即使同属生活与行星的碳基生命，三体人与地球人在思维文化等本质性的差异仍旧无法跨越。不同生命和文明类型之间连沟通都未曾建立，如此情况下，谈何共同道德。更何况，假定宇宙间有众多文明，那么“黑暗森林”状态也必须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所有文明所需要的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形式以及物质、能量是相同的。对于如此辽阔的宇宙来说，这样的假定就显得太没想象力了，亦有读者就此有深切的批评（见《特斯塔宇宙与黑暗森林》http://sakinijino.com/archives/2445 ）。而刘慈欣不由分说地以此为起点去构想宇宙社会学，其实是我们人类文明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这一自身历史经验的投影：原本分别孤立的民族文明之间碰撞争战争夺霸权，乃至发生两次世界大战。三体人，虽然在外形有不同，但对生存空间的需求却是一样的，某种意义上说相当于别的肤色种族。所谓宇宙社会学“公理”：“第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说白了就是近代以来不同民族不断争战领土的理论基础。而所谓猜疑链，其实就是对与其他民族只能征服不能平等交流的最大恶意想象；所谓技术爆炸也类似于近代以来不同民族之间技术不平衡状态。      “赞叹和敬重虽然能激发起探索，但不能弥补探索的不足”，重要的是能否找到“与对象的崇高性相适合的方式”来探索。康德给出的解答是“作为理智者的价值”通过人格无限地提升，因为道德律“展示了一种不依赖于动物性，甚至不依赖于整个感性世界的生活”，因此主体拥有凭此而存有的不受此生的条件和界限的局限的合目的性使命。基于自由意志的人性和道德并不意味着推卸责任随心所欲自甘堕落，相反，自由的道德选择使人高贵，因为它将使人清醒地审视自己的处境，才能造就大写的人。“在行动上，在欲望上，我们必须永恒的驯服于外在世界力量的专横暴虐；但在思想上，志向上，我们是自由的，不受我们同伴的约束，不受我们身体在上面爬行的微不足道的行星的羁绊，在我们的生命旅程中，甚至是面对死亡的暴虐也保持自由。”（罗素《一个自由人的崇拜》）对于全宇宙重压下的虚弱感，最有力的回应是“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应被击垮！”       刘慈欣显然深谙康德那句名言，《三体》系列正是围绕星空和道德律这两点来震撼读者的心灵。然而他深深地误解了康德的格言。幸运的是，在厌弃文明柔弱的末人的同时，刘慈欣对敢于在战争状态下决断的男性气质有着深深的迷恋，将自己的执念寄托在面壁者/持剑人之类恍若独自扛着十字架的基督这样的卡里斯玛权威人格身上，并将其提升到“人的尊严”的高度。一片恐慌狼藉之中，仍旧敢于承担使命的人便显得伟岸。于是，殚精竭虑制定逃亡保种计划的失败主义者章北海哪怕再不道德，也仍是肩起黑暗闸门的勇士。汪淼、罗辑、史强甚至叶文洁和维德最终也都发现了自己的使命而道德自觉，因此，不论他们曾经的脆弱、虚无、鲁莽、逃避甚至背叛都通过自己的行动得到了救赎。作品中的人物超越了刘慈欣本人的主观理念，而且他对僵化道德教条的抨击正与康德的主张实际上若合符节，因此，虽然磕磕绊绊，最终仍与康德的道德律令殊途同归，深深地震撼我们的心灵，使星空与道德律颤颤巍巍地回复了平衡。然而只是遗憾，如果作者能更为自觉一些……       到底，我们要面对的不仅是多重空间维度的、不断周而复始的外在宇宙，也不仅仅是生命赖以生发意义的内在宇宙，更重要的是要在充分理性思考形成的判断力下把道德律落实在新的时空框架和宇宙社会中，使内外两重宇宙契合，让心灵为星空怦动，让星空为心灵闪烁，这才能够真正“给时间以生命”、“给岁月以文明”。 还好，刘慈欣提醒了我们，时间足够我们去想，去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