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漱渝
●巴金是鲁迅的同时代人，也自称是鲁迅的读者和学生。他曾带着鲁迅的作品走过好些地方。他跟鲁迅一样，都接爱过日本白桦派的影响，相信“创作总植根于爱”。正是基于这种爱，他们也敢于憎恨毁灭一切美好事物的邪恶势力。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巴金心里还一直想着一个人，他就是鲁迅。他要求自己学习鲁迅：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
一、神·兽·人
1993年7月15日，巴金的五卷《随想录》交作家出版社合订出版时，他写了一篇123个字的短文，题为《没有神》，作为代序。序中提出了“神”“兽”“人”这三个概念，作为全书的总纲。
何谓神？“神”其实是人创造的，它具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能够主宰宇宙万物。人有某种愿望而无力达到的时候，往往就会祈求神力的相助。在原始社会后期，人类就创造了“神”的观念。即以中国为例，“瘟神”可以传播疾病、“门神”可以驱除鬼魅，“灶神”可以上天言好事，“厕神”可以听蝼蚁之言……最大的神应该是“天帝”亦称天皇、天公。但还有一类神是由人变的，如关羽变成关帝，岳飞变成岳王。在人间，相当于天帝的就是皇帝。皇帝又称天子，自称权利来自于上天，是绝对的，一切臣民都必须无条件的服从，就像宗教徒要对神绝对信仰，无条件崇拜一样。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皇帝一自觉自己的无上威权，这就难办了。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他就胡闹起来……”（《华盖集续编·谈皇帝》）。《随想录》中描写了“文革”期间的种种“胡闹”，例如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剪忠字花、敲锣打鼓半夜游行等等（《一颗核桃的喜剧》），再现的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一场最大的造神运动。这种“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做法，跟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国际歌》的歌词说得最明白：“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和皇帝。”
何谓人？作为“人”之一的我也说不大清楚。通俗的解释是：“能制造工具并能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动物。”如果从这句话中去掉那些界定语，那么“人”终归还是一种“动物”，只不过比其它的动物具有灵性，故《书经》上把“人”称为“万物之灵”。“人性”指人区别于其它动物的共性。人性“善”欤？“恶”欤？“善恶并存”欤？古今中外哲人众说纷纭，各有其合理性。读完《随想录》，我感到真正的“人”应该能从神权枷锁下获得自由，能够独立地思考（即不盲从“长官意志”）和独立地表达（即“说真话”“写真话”）。作为“人”中的作家，可以自由地“把心交给读者”。作为“人”中的知识分子，应该能够呼唤理性、良知、公平、正义，就像伏尔泰那样，“为卡拉斯老人的冤案，为西尔文的冤案，为拉·巴尔的冤案，为拉里一托伦达尔的冤案奋斗”（《把心交给读者》）。
何谓“兽”？我以为巴金笔下的“兽”有两类：一类是被噬的“驯兽”，另一类是噬人的“禽兽”。那种被关进“牛棚”，在“触皮肉”和“触灵魂”的侮辱和折磨下低头屈膝、甘受宰割者是“驯兽”。巴老在“文革”噩梦中“曾经由人变兽”，指的就是这种“驯兽”。那种随意给人戴上“反革命”帽子，扬言要把千千万万的无辜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者是“禽兽”。我跟巴老一样，目睹过“一夜之间人变成兽”的恐怖场景。巴金的伟大并不在于再现了禽兽噬人的血腥场面，而在于进一步探索人为什么变成兽？怎样变成兽？巴老的《随想录》证实了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论断：“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4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出版）。《随想录》中出现的除了“驯兽”与“禽兽”之外，还有一种通人性的“有四条腿、全体生毛的哺乳动物”，那就是家犬。记得鲁迅说过，人禽之辨本不必过于严格。这里说的“禽”，就是古代对于鸟兽的总称。家犬身上也有值得人类师法的美德。《小狗包弟》中那条艺术家邻居饲养的小狗，在“红色恐怖”中居然能朝被打得半死的艺术家跑来，“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舐舐，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直至被专政大队的大棒打死。小狗关爱艺术家，是因为“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而受过艺术家作品滋养的人们却反而疏远他，冷落他，甚至反而迫害他。我在“文革”中有过跟这位艺术家相同的经历。在遭受迫害时，人们都疏离我，只有一位同乡兼同学的朋友曾在上厕所时趁四周无人对我尴尬地一笑。那时我曾把养过的一只猫装进布袋，托人送到远处，但第二天它又神不知鬼不觉地跑了回来，在我脚旁“妙妙”的亲昵地叫着，真正做到了“风风雨雨都接受，我会一直在你左右”。我又想起了鲁迅《野草》中的名篇《狗的驳诘》。当人斥责狗“势力”时，狗反驳说，它区分不了官和民，金和铜，布和绸，主和奴。在“势力”这方面，它愧不如人。是的，动物的爱，有时也会扩展到同一物种之外。巴金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我想，这也是我们应该毕生追求的目标。
二、卢梭·赫尔岑·鲁迅
卢梭被巴金誉为十八世纪人类良心的作家。1927年留学法国时，巴金常在巴黎先贤祠（pantheon）旁的卢梭铜像前徘徊，对这位猛烈抨击封建暴政和愚昧迷信的思想家诉说自己的绝望和苦痛。他赞扬卢梭讲真话的精神，认同卢梭“人生来是平等的”这一观点。巴金晚年撰写《随想录》，显然受到了卢梭《忏悔录》的影响。他跟这位启蒙思想家一样，一方面把自己的真实面目（包括一时的迷茫与卑怯）全部展示在世人面前，另一方面更将矛头准确地指向造成这种人性扭曲现象的社会原因。所不同的是，卢梭《忏悔录》上卷有较大的私密性，而下卷则扩展了作品的社会性意义。巴金的《随想录》内容一以贯之，文风前后没有迥异。在自我剖析方面，巴金也没有卢梭那种避重就轻的做法。
赫尔岑是俄国作家、哲学家、革命家，被誉为“19世纪中叶的伏尔泰”。他痛恨封建专制和“集体平庸”，以深刻揭露人生黑暗面闻名于世。早在1928年，巴金就接触了赫尔岑的代表作《往事与随想》。上世纪50年代，他又翻译了该书第5卷中的一部分——《家庭的戏剧》，晚年巴金更以多病之躯呕心沥血地译完了该书的1、2卷。巴金《随想录》的书名受到了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的影响。“随想”就是“随时的感想”，也是随时将个人的经历沉淀为明晰的思想。这是一部讲真话的书，是一部巴金晚年的精神史、心灵史；不仅有助于了解这位伟大人物的复杂性格，而且有助于了解造成这种不幸和悲剧的“荒唐的环境”和人类灵魂的“病理”。巴金和赫尔岑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在用血和泪写作，因而他们燃烧的心能够点燃读者的心。他们都是在经过了一系列政治迫害之后，最终选择了跟一切专制、专断绝不调和的鲜明立场。跟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那样，巴金也把他的笔变为扫帚、弓箭和解剖刀，矛头直指“四人帮”。还有一点惊人的相似：他们都是在妻子病逝之后撰写回忆录，因此内容必然涉及“家庭悲剧”和“晚年的可怕故事”。两人的回忆文字都带有“杂语性”，文体不拘一格，比如巴金的《随想录》，除有随笔，杂感之外，还有书信（如《答卫XX》）、序跋（如《靳以选集》序）、影评（如《谈〈望乡〉》）、书评（如《人到中年》）、游记（如《访问广岛》）、短论（如《衙内》）、学术小品（如《汉字改革》）……日常故事与宏大叙事，文艺评论与政治评论，在两人的书中都得到了水乳交融般的结合。巴金跟赫尔岑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赫尔岑主要是以思想家和革命家的身份现身，他虽然也创作过小说《谁之罪》，但并不成功；而巴金主要是以小说家的身份现身文坛，他的《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抗战三部曲》及一些中、短篇小说，艺术精湛，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产生了很大的启蒙作用。此外，跟赫尔岑比较起来，巴金的《随想录》涉及面没有《往事与随想》广泛：后者除开涉及文化、政治领域之外，还涉及哲学、心理学和逻辑学等等。巴金是鲁迅的同时代人，也自称是鲁迅的读者和学生。他曾带着鲁迅的作品走过好些地方。他跟鲁迅一样，都接爱过日本白桦派的影响，相信“创作总植根于爱”。正是基于这种爱，他们也敢于憎恨毁灭一切美好事物的邪恶势力。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巴金心里还一直想着一个人，他就是鲁迅。他要求自己学习鲁迅：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
巴金的随想录跟鲁迅杂文有几点相似：一是反对一切封建主义的流毒。巴金的随想把矛头指向“官气”，指向“衙内”，指向“长官意志”，指向个人崇拜……都是为了在社会主义中国肃清封建主义残余。他明确指出：“四人帮”贩卖的全是封建的土产，文革中很多做法正是从封建社会学来的。但跟鲁迅相比，《随感录》中似缺少鲁迅《题未定草》（一至九）一类深挖旧文化积弊的文章。二是对“集体平庸”的揭露与批判。所谓“集体平庸”是指平庸的“众数”对杰出“个人”的压抑和摧残。“集体平庸”是封建主义土壤上开出的曼陀罗花。鲁迅指出：“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热风·随感录六十五》）巴金笔下的“文革”场面，是鲁迅上述论断的有力证明。
不过，巴金的《随想录》比鲁迅后期杂文呈现出更多的自省精神。巴金是主动把自己送上道德法庭的。他在《卖真货》一文中说：“我的箭垛首先是自己；我揪出来示众也首先是自己。”鲁迅虽然也说过“解剖自己要比解剖别人更加不留情面”一类话，但纵观鲁迅全部杂文，他的后期作品多属“外攻”型，“内省”精神显得比前期相对薄弱。这种情况是“腹背受敌”的现实处境造成的，不能苛求于先哲。
三、包弟·文革·新时期
这本来是三个可以不混搭的名词，但因为特定的历史机缘，却在拙文中产生了某种内在联系。
“包弟”是巴金家养过七年的一条黄毛小狗，会用前脚作揖，向主人讨糖果吃，惹人喜爱。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破四旧”，小狗也成了累赘和被迫害的对象。为了不让犬吠声招来红卫兵抄家，巴老的大妹妹将包弟送到医院做了实验用狗。14年后，巴金为了偿还心灵的欠债，撰写了《小狗包弟》一文，收入《随想录》中的《探索集》，控诉那个人畜性命都难以苟全的岁月，并深为自己的逆来顺受而感到羞耻，在怀念中向这条小生命表示深深的歉意。2010年下半学期，《小狗包弟》选进了中学教材。有关教学参考资料指出：“作品最深刻的意义，还在于对‘文革’的无情揭露，它从一个特殊的角度——狗的命运中，客观地暴露了‘文革’时那非人年代的某些特点，以及那一段特殊的历史给善良正直的人民所带来的近乎毁灭性的灾难。”
出乎常人预料的是，这篇揭露“文革”的作品却在网络上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一篇题为《震惊：课改撤掉鲁迅文章，却加上“一条小狗的死亡”》的博文，故意混淆不同性质、不同范畴的问题。
《随想录》中对“文革”的批判是一个沉默而一度被扭曲的灵魂在痛定思痛之后发出的呐喊，其目的并非专泄个人的私愤，而是为读者保存历史的记忆，用这种记忆铸成一口警世的洪钟：“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决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彻底毁灭。”我原以为那种“宪法已经失踪，人权早被践踏”的时代再也不会卷土重来，以为那种“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真伪难辨，发生了各种各样伤天害理的事情”的岁月已是历史陈迹，直到近来听到某些跟批判《小狗包弟》作者观点相近的人士的议论，才感到如果不深刻记取历史教训，不彻底肃清“颂圣文化”的流毒，在中国，其实一切都有发生的可能。
我读巴金作品甚少，这次带着个人的生命体验来阅读《随想录》，感到特别震撼。我跟巴老一样，也进过牛棚，挨过批斗，被红卫兵带铜扣的皮带抽打过。但我跟巴老相比有两点不同：一是十分健忘，二是缺乏自省。鲁迅说：“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我就属于鲁迅笔下的这类庸人。进入小康的现实境遇之后，我感到满足，不但不像巴老那样，在睡梦中还跟“文革”时期的鬼怪战斗，直到滚下床来，而且在平时的记忆中连“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都荡然无存。巴老控诉那种畸形岁月，同时也以此偿还因环境导致的过失所造成的心灵“欠债”，而我恰恰缺乏这种自省精神。比如，巴老为写过反右、批胡风的应景文章向当事人和读者道歉，为曾经写过批评电影《不夜城》的文章而向作家柯灵表示歉意。当年我也在《光明日报》发表过批判《不夜城》的文章，见到柯灵并跟他一起吃饭时却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1966年夏天几乎逼我致死的那群红卫兵小将，只有一位在翌年写信向我致歉，一直保持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而其中的大多数至今也都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使我想起了鲁迅的一句名言：“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而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热风·随感录六十一·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