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伦理之殇的慈悲与真心——评杨怡芬的小说

文/郭艳         在当下的文学情境中，对于婚姻伦理的探讨往往被强大的欲望、底层、苦难叙述所遮蔽。但是在进入文学性场域之后，很多小说由于故事性和特征的强烈变形，在真实叙述生活的同时往往又远离了生活的本质。尤其在一个传统伦理道德情感被弃之如敝屣的时代，中国人在艰难生存、职场倾轧、酒精麻醉、肉体消费的高节奏生活刺激中，婚姻情感的精神困境并非是一两个好故事可以解决的。当下婚姻情感的精神性困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关注这种深入骨髓的伤害性的文本又何其之少！以至于我们滑向物质之殇的同时，无视自身现代婚姻家庭的伦理之殇。       杨怡芬以“披肩”的方式出场，披肩既是风情的展露，亦是一种对身体欲扬先抑的遮蔽。流连在飘逸的披肩里，女人毕竟是女人。然而，杨怡芬写出了不一样的披肩和别样的女人，才情亦在披肩的背影中让我们识得。套用张爱玲的一句话，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杨怡芬因为懂得，所以投向女性、婚姻、家庭和伦理的一瞥，才会有着同情的慈悲。然而，她又决然不是张爱玲式的，甚至于恰恰和张爱玲相反的，杨怡芬的慈悲是一种凝神、忘我状态的体察与真心。       20世纪20年代社会问题小说曾经风靡一时，那是所谓的智识阶层对于社会，尤其是底层社会的一种写实与观照。当下的社会问题不可谓不多，但是如何让社会问题进入文本艺术层面，并非是简单写实的问题。生活真实面相上的写实往往很难抵达人性坚硬的内核，在平面化的苦难叙述中，文本无法达到对于生活本质的照亮与呈现。杨怡芬是个留心的观察者，她的小说往往从当下最普遍的一类社会现象入手，比如，为什么这么多人离婚？写了《披肩》，街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棋牌室？ 写了《棋牌室》，房价为什么这么贵，写了《金地》，流产广告为什么会做得这么温馨？写了《鳗秧》……她对各色的社会面相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在长白岛众生相的世情摹写中，凸现人性中的坚韧与颓败，打量世俗中的情感，低吟婚姻内外的困扰与无奈。   一、非欲与活色生香：《披肩》、《迷藏》、《别怕》       杨怡芬的处女作《披肩》，一出手就显示出别样的才情，写婚外恋不是从两性情感欲望出发，而是从夫妻双方共同成长的角度来看女人心性，天然地和当下的欲望化写作绝缘。我们看到女人心性中的丝缕悸动和无奈的长叹，欲望的身体的以及社会内外对婚姻的刺激和压力反而见不到。在《披肩》里，呈现了女性朋友之间的情谊与龃龉，母女之间相互的承担与怨气，夫妻之间的默契情分与隔膜冷淡，母子之间的亲密与疏离……除了两性的身体和欲望，杨怡芬似乎写足了一个内向的最具妻相的女人所有的情感脉络。一个短篇不屑于写欲望，却写出了活色生香，这是披肩对于女人的风情，亦是一种才华的闪现。      《披肩》是圆润通透的，从欲望中抽出女性丰盈的身体，杨怡芬写出了女人更为内在的精神困境。披肩中的肖雅芬无论对于丈夫、母亲、女朋友和儿子，她似乎都是欲言又止的。肖雅芬的心被幽闭在婚姻的深处，在丈夫的冷淡和不屑中，渐渐窒息乃至死去，这是婚姻中的凌迟，而很多女性往往身在其中而不自觉。设想，如果肖雅芬不撞见丈夫的外遇，这种婚姻中的凌迟是否会将肖雅芬活活杀死？妻性带着懦弱、谦卑和无能的影子，冷硬地活在女人最深层的心底。妻性是伦理道德意义上的一种女性符号，这种痛彻入骨的伤痛正是这个时代对于家庭伦理的重创。妻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尊重与践踏，连同女性的自信一起被打击得体无完肤。       杨怡芬的小说是成长的，比如《披肩》和《迷藏》同样是关于婚外恋的，披肩是女人心性的展露，而《迷藏》则是对人性幽暗隧道的一次温和的触摸。如果说妻性在披肩中展露飘零的心境，迷和藏中的我则在两性的心性较量中，获得某种知性上的平等与快感。《披肩》中的肖雅芬是妻，而《迷藏》中的我则是对妻具备侵略性的第三者。和前者忠实地写实恰恰相反，这是一个全部虚构的文本。这个文本虚构性的力量在于“我”窥探男性婚姻的好奇和勇气，带着平静的甚至于冷静的远观，我、第三者、女性偷窥者，窥探男性的婚姻与日常生存。这种拉开距离的透视，找到一个打量婚姻内外情感的切口。传统的婚姻平静淡然带着所谓尘世的幸福冒着傻气，婚外情的刺激对于长袖善舞的男人来说，也算是一味不错的调料。对于陷入情爱的女人来说，鲜艳的味蕊敲击着乏味的现实，也要求来一味调料。可是最终，假如这个有着婚外情的男人或者女人不想离婚的话，第三者从婚姻中掠走的仅仅是一条旧被子、一条旧被单而已。我想到了盛可以的《道德颂》，同样的主题、女性第三者、绝望的婚外情，一个被盛可以演绎得凌厉嚣艳，一个则在躲藏的窥探中，直入常态婚姻的内部，宁静而哀绝。杨怡芬的短篇在某种程度上更有耐人寻味的现代女性主体性特征。因为剥离了欲望与伤情，勇敢地打量常态婚姻，整个短篇精准流利，再次体现出了她特有的才情。      《别怕》是非常用心思的一个中篇，这个小说探讨了当下女性对于爱情的极端不信任感。《牡丹亭》的伤春和女主人公“我”的失恋两相对照，既显示出今不如昔的慨叹，又暗示了“我”依然期待着怀春的到来。人物之间或明或暗的关系，丝缕相扣。母亲的出场促成了女儿的因缘，可是谁又能知道，缘分会在婚姻内延续到几时呢？杨怡芬的慈悲体现在她让男主人公像一个现代骑士一样，拿着一本《牡丹亭》携着伤痕累累的女子踏上婚姻之途。然而这个时代的骑士毕竟是荒谬的，因为我们依然生活在烟熏火燎的当下。《别怕》中对海岛上姐妹的描写虽然是侧面，但是岛上人对人的信誉，尤其是人和人之间信任的尊重，对这些传统品性的坚守让这个中篇在内涵上有着超出一般的地方，但是作者在这方面显然用力不够。杨怡芬敏感地抓住了当下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的现实，通过男女之情表达对于信任的信念。在文本里，杨怡芬借女主人公的口，说出这样的句子：“让他学会忠诚，让我学会信任。”忠诚与信任在当下是匮乏的，而真正的婚姻和爱情是以这两点为基本认知的。由此伦理之殇再次以对信任和忠诚的渴望在杨怡芬的小说中闪现，体现出她对社会精神生活的真心体谅和洞察。文本有着明显的浪漫与理想色彩，但却照亮了我们向好向善的灵魂。   二、母性的慈悲坚韧与子辈的颓败流离：《金地》、《棋牌室》      《金地》同样是观察社会问题的视角，杨怡芬独特的切入点让人在母性的慈悲坚韧中，看到子辈的颓败流离。在这种坚韧与颓败中，传统母慈子孝的伦理境遇再次遭到了物质主义无情的鞭挞，甚至于让我们感慨：这对母子的境遇远比传统的不孝敬不赡养的忤逆更不堪。子辈的颓败是根本性的，它击垮了上一辈人建立在传统伦理基础上的精神空间。母亲在上海小弄堂的吆喝声回响在长白岛潮湿的空气中，儿子建军长大的肉身却像一团甩不掉的污垢，紧紧粘在母亲宽阔的心上，无法抹去。      《金地》涉及到的是当下社会问题：昂贵的地价，城市年轻人生存的压力以及转嫁给农民父母心理和精神上的重负……然而，小说荡开一笔，写的是渔妇香芹简单充实的日常生活，劳动的艰辛和赚上小钱之后的满足，卑微的希望和满足的疲敝，步入老年的香芹是知足的，而她唯一的心病是儿子建军没有一个家，对于老辈人来说，成家才是真正独立了，自然而然引出了“金地”的主题。文本感人之处，在于香芹这样一个要强坚韧的女人，却养了一个懦弱懒惰的儿子。最后的悲剧在于：母亲一贯自豪的高大帅气，竟然成了耻辱的某种标志，母亲眼见着儿子陷入自己完全不能认可的沉沦而无可奈何。       相对于《金地》中母辈精神的被击垮，《棋牌室》则在不经意的结尾处暗示父母辈竟然也快速接受了新的非道德非伦理的现实。《棋牌室》描写了一个女赌棍潘多拉，她是个正派好人家的女孩，除了好赌和无能之外，并非有什么其他恶习。这样好人家的正正经经嫁出去的女儿，被公公婆婆养在家里，除了生孩子之外，没有做过任何有建树的事情。这样的子辈如果没有成为一个欠下巨额赌债的赌棍，可能会无能平庸地在夹缝中生存一辈子，动物性地生和动物性地死。可惜，她成了一个女赌棍！巨额赌债的逼压下，好人家的面目在近于闹剧的情境中一路走来，竟然牵扯出了令人心惊的人性弱点和暗疾。       潘多拉以身换钱的行为揭开了一个暗箱，好人家的正经经不住金钱的逼压，紧要处成全了女儿又点醒了女儿，原来正经好人家也是允许这样的事情出现的。至于潘多拉以后会怎样，我们很难确定，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原本孩子气的无能的且有着几分善良的潘多拉，最终消失了。后来的潘多拉我们无法揣测，但是捅破了伪善和假正经的那层皮，潘多拉恐怕是凶多吉少。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潘多拉的父母尽管教唆着女儿撒谎，但是自己却是勤劳而节俭的，忍耐着命运，过着卑躬屈膝的生活。在这里父母成了撒谎者的帮凶，甚至于是撒谎的启蒙者。弥天的谎话下，潘多拉的婚姻自此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这样，子辈的伦理颓败便如江河之日下。于是这样一个问题自然浮出水面：子辈的伦理颓败与父辈的坚韧恰恰形成了一种荒谬的悖反。这个短篇对于当下日渐颓败的传统与伦理做出了惊心动魄的揭示：父辈在金钱与物质的压力下竟然比子辈更加急速地认可了新的价值观念，传统伦理的衰败自然无可避免。   三、人物“困境”与“狠”：《财神到》 、《比目鱼》         杨怡芬对于自己笔下人物的“狠”，不在于语言的凌厉和欲望化，而在于结尾处颇为用力的一推，将人物推入某种无法突围的境地。《金地》中的建军非但做了“鸭”，而且还将继续零卖或包养地出卖自己的身体。母亲香芹彻底冰冷的失望中，我们发现，现实的荒谬竟然让一个勤劳刚强的人完全无法面对，或者说完全陷入一种无能、无奈和乏力的状态。社会问题弱化了，人性命题冲出了所谓底层叙事的牢笼，坚韧的母性在一路吆喝声中破碎了、被打趴下了，所谓的社会问题中包裹的是人性在困厄中的多面相。       同样《财神到》结尾处，韩蚕豆随着股票红线律动的自慰达到了同样的效果。《财神到》依然很含蓄地揭示了很多当下的社会问题，但是它们又是包裹在一条看似可笑的感情主线中，女人天性的弱点和后天的优点在韩蚕豆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女人更容易被长久的仰慕和暗恋所感动，韩蚕处长的一系列反常就是在那束反常的花没有送来开始的。正是因为送花的行为是反常的，才会长久以来满足韩蚕处长对于情感的需求，一旦这种行为停止了，生活显示出它回归正常之后的冰冷和无情无义，于是保有对生活某种想象的韩蚕反而失常了。韩蚕要求“暖促”、拉投资资金……一系列官场和生意场的过场，仅仅是一次对于生活本来面目的还原，而在这种还原中，韩蚕被证明是个失败者，小说比现实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眼就能看出的虚构，却在虚构人物的故事中发现了无法回避的真实性。尤其是在小说的结尾，韩蚕原本会孤独、压抑、怪癖地度过余生，可是怡芬在这里显示出了很多女作者很难达到的一种“狠”，非常用心思的一种“狠”——韩蚕通过“炒股”，一种数字经济时代最冒险、最刺激也获利最丰厚的一种行为，咸鱼翻身，真的成了财神。小说直指当下社会生活的本质——金钱对人的改变，像社会生活的权力、情感和所谓关系一样，甚至于更为根本性。韩蚕豆丢失了，韩蚕失败了，但是财神召唤情感、官场上的诸多失意者，沉溺于金钱吧，它会让你忘却红尘往事，因为金钱是所有红尘俗世中最接近神——半神的地位。       杨怡芬的文本中，她设置父母是谎言的教唆者，比如《棋牌室》，逼着自己刚刚守寡的女儿再嫁新人，比如《比目鱼》，勤劳的母亲目睹儿子的颓败，比如《金地》，金钱对于女人近于生理快感的抚慰《财神到》……将自己笔下的人物放到一种无法突围的“困境”中，在设置的困境中，人物最终被推向对人性的多种拷量。她的语言和故事有时是温吞的，带着舟山潮湿的海水气息，但是在温和宁静的叙述层面中，包裹着叙述者一颗洞察社会真相的真心，但是，她的这种“狠”有时会被表面的温和所冲淡，甚至于被忽略。   四、体贴到子宫的身心关注与母性：《鳗秧》       当下有着太多的关于女性身体的展示，女性身体成为欲望的符号，女性身体特征的本源性意义被遮蔽久矣！乳房的哺乳和子宫的孕育，都被欲望挤压殆尽，甚至于更为年轻的人对于乳房的理解仅仅和性相联系，而子宫更是退缩到可以任意处置的地步。这个时代，女性对于表皮的描摹着色过于用力，同时又彻底放弃了对于身体内在经脉器官的经营呵护。由此《鳗秧》成为一种隐喻和象征：母性在母亲一辈人那里颠沛流离却依然本色，到了女儿辈这里，就连子宫也被现代生活阉割了，母性连同颓败的身体一并被抛弃在急行的人生之路上。       杨怡芬对于婚姻家庭的关注非常体贴地从女性身体开始，《鳗秧》述说了母性与女性成长。母爱原本应是满而全的一种爱，然而曼丽在丧母之痛中，对于母爱的丧失一直无法释怀，直至将所有的情感都倾注到面点手艺中。徐莹穿梭在现代职场中，对于“爱”，仅仅会功利性地计划和算计，多次计划中的流产终于导致子宫病变。没有了子宫的女人是无法表达自己母性的一面，即便想爱也没有了机会。       子宫关联着女性的成长与成熟，小说叙述了曼丽对于母爱的追思与渴望，同时又从侧面探讨了现代都市女性对于子宫（暗示母性）的蔑视，这种蔑视是对女性成长、成熟的一种熟视无睹。现代都市女性应付外在经验世界耗费了过多的精神和体力，在一种对于物质与欲望的迷失中，我们遗忘了女性之所为女性的根本，遗忘了对于子宫的呵护。       母性和妻性是怡芬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两类情感，母性的慈悲坚韧在《追鱼》中有着更为强烈的表达，小素是个未婚先孕的母亲，然而她比一般的母亲给儿子更多的笑容。与《金地》中子辈的颓败流离不同，《追鱼》中的子辈因为回归了长白岛，在心性的自然状态下，反而和母亲一起坚守着慈悲与坚韧，倒是让从城市归来又离去的父亲有着某种难言的不堪。   五、多路径行走与风格       从阅读感受上来说，杨怡芬的小说有着几种不同的路向，一是《金地》、《棋牌室》、《财神到》这类小说，从家庭情感、婚姻伦理切入，却凸显某些社会现实问题，这些文本显示了她独特的社会性视角，以及由社会性视角转入人性多维度多侧面打量的才华。同时在这些文本的细腻风格中，透露出作者对于社会伦理道德和精神价值嬗变过程中的轻哂、揶揄和犀利的嘲讽。但是往往又因为风格的细腻宁静甚至于温吞，在紧要处缺乏明确的张力，叙述的细心处与会心处往往无人识得。一个路向是最近的《追鱼》，也可称为长白岛系列，这是杨怡芬资源最丰厚的部分。海岛较为原生态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依然保存的乡土传统社会的人际环境，甚至于宗教氛围……这些在被现代文明侵蚀的同时又经历着嬗变的苦痛与呼喊，这些都让她的文本与众不同，一眼能够识得。还有一种路向是《披肩》、《迷藏》、《珠片》延伸到《别怕》，这些文本是对都市女性婚恋爱情观念的打量与体恤，这类文本大多晶莹剔透，最能展示作者的才情与心性。这种多路向的行走方式，是聪慧心性勇于探索创新使然？还是水瓶座惯常的思维方式？无论怎样，这种多路向行走，让杨怡芬的创作有着相当多元的上升空间，对于当下的关照也显示出开阔的视域。但是这样也带来了叙事力量上的分散，文本风格的不确定性，甚至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消弱了对社会现实洞见的表达。杨怡芬的创作在最近的《追鱼》中，显露才情的流畅婉转似乎不见了，文本在长白岛湿润的海风中，却显现出了某种行文的“涩”与结构的“紧”。在鱼乡风俗伦理中加入先锋的元素原本就是一种探险，于是在呈现海岛独特人物、风景、情感内质的同时，文本显示出了内容和结构的不平衡，体现出行文的某种艰涩。同时在多重视角的交叉使用上，家庭伦理情感的多方位的投射，又让整个文本的结构过于拥挤，呈现出“紧”的问题。       杨怡芬的创作有着明晰的变化轨迹，从自然流转地呈现女人心性，精心体贴地设置人物关系，到最近多视角多声部地文本探索。无论何种形式，她的眼光始终在家庭、伦理、婚姻的内瓤里，对于人性的各种维度和面相进行独特地触摸和打量。当下社会现实道德伦理一路坍塌崩溃，很多文学作品在呈现社会现实的时候，多从苦难、权力甚至是欲望的角度，写这个时代人的生存状况，而鲜有从道德伦理嬗变的视角去触摸中国当下普通人的精神裂变，尤其是向中国传统伦理中温和坚韧的母性和妻性投去无限同情的一瞥。因此杨怡芬的写作在当下是独具面目的。       杨怡芬行走在多路向的写作中，她善于用真心与体贴触摸社会现实对于人心和精神的伤害，她小说的慈悲处在于同情理解中的轻哂与嘲弄，不苟同也不迎合，公正地洞察着常态婚姻家庭伦理中的死水与微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