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发布日期：2010-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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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读书是神奇的事，十年前和十年后，一本书，心得完全不一样――当年震动你的许许多多细小的痕迹此刻你完全不能重新获得，此刻无比惊讶的段落当年却熟视无睹。
翻阅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当我试图找到当年为之惊讶、陌生和感慨的部分时，我变得无所适从。重读这部小说，反倒是以前忽略的那些细节、隐喻以及象征突然全部冒了出来――这本书变成了另一本。
已经不能记起是哪一年看的这本小说，大约是在80年代末。那时正是极其懵懂无知的中学生，这本书曾被收录进新时期文学争鸣作品选。黄香久献身使章永璘成为“男人”的勇敢行为实在记忆深刻，为小说家大胆的讲述惊讶――你知道那个时候正是新时期文学刚刚解禁，个人情感生活的书写刚刚浮出水面，张贤亮居然用一种完全“现实主义”（甚至被当时的人们称为自然主义）的手法书写男女之情，实在应该被视作第一个吃螃蟹者。这是当时我对这部小说最直观的感受，当然，作为女性，我对章永璘有着天然的反感。
黄香久是当代文学史上有名的人物形象，她有低微的出身，生活在农村，不太识字，寡妇，私生活开放，对男人主动……当她面对变成“废物”的男人、主动献出自己的身体使他成为“男人”，并以一位无条件的奉献和完全没有索取的形象出现时，黄香久身上的神性是俘获了诸多读者，这在当年的文学评论中就可以看到。她美好，自然，自在，在她身上，有着与土地、与自然和天性有关的因素，这是一位愿意奉献的、有着地母精神的女性。――章永璘的自私、胆怯、卑劣都在这样的形象面前被放大。当你阅读小说，你会马上感觉到，仿佛是，章永璘是忏悔的，对黄香久有着无限眷恋的。
但是，事实上，当小说结尾提到“世界上还有比女人更重要的事情时”，当小说中多次提到他与大青马的对话以及对唯物主义理论的背诵与信仰时，你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其实黄香久并没有被视作与章永璘平等的人，她只是被视作他的“异性”、他的“他者”以及扰乱一个男人自由追求理想的欲望存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有意思之处就在这里。黄香久和唯物主义理想变成了两个互相对立的象征，它们在章永璘身上不断战斗，一个被他视作男人的本能，欲望，它被叫黄香久的人不断牵扯；另一种因素则是革命理想、唯物主义思想、唯物主义理论，这样的思想支配着章永璘深深为之迷恋知识分子身份，于是，他精神上热切地追求着唯物主义信念，身体不断地受着“无能”的困扰。章永璘是如此的矛盾。黄香久和她的性使他成为一个现实层面的男人，但这显然与他的理想与精神追求有所悖离，于是，章永璘最终要选择离开。只有这样的选择，才显示这个男人的强大和形而上层面的崇高。
这是一次在爱情与欲望之间的选择，这是一次唯物主义理想与个人感受的决定。其实，当章永璘离开那些诱惑、那些欲望其实也是有些痛楚的，他自责，他难过，他被黄香久数落“黑了心”――不过，数落的力量何其微小，就文学作品中的革命者而言，离开现实的种种欲望回归理想，难道不是舍小我取大我吗？于是，无论是黄香久，还是那个劳改农场，都成为知识分子章永璘获救的炼狱――黄以其温暖、宽厚以及对知识分子“天生的”敬仰与爱戴的姿态贡献出“身体”和“爱情”使他获得“男人”的体验和重新改造，也正是“她们”的存在，才使登上天安门城楼后的章回忆下放生活时有了感恩的理由。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看起来极大地挑战了当时的文学禁区，其实没有越线。小说忠诚地成为唯物主义使一位知识分子高尚、获救的唯一法宝的文学证据。那么，你也会理解张贤亮何以为他的《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命名为“唯物主义启示录”――这小说是一位知识分子的在劳改农场成功被改造的典型作品，而这样的作品，即使是在“生活问题”上有所不检点，也是属于革命者意志不稳罢了，借助于此，这由《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为组成部分的《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章永璘们被竭力塑造为由唯物论而获救的“英雄”。
作为后来的读者，与其指责这部小说中的男人主义、“英雄主义”，不如意识到当时张贤亮为何如此为这部小说的人物设计种种矛盾与冲突。今天，在许多读者眼中看起来完全不是冲突的冲突在当时居然可以让一个人如此地辗转反侧！你不明白，看起来那么迷人的两情相悦为何还不能令章回归到黄香久身边――这样的理论，这个的改造，是不是人的另一种异化？
当这样的一种异化被坦率接受，被视为“改造成功”时，这与当初发动的那一场运动的初衷又有何不符呢？这难道不正好证明了章永璘这样的人应该好好改造的逻辑？洪子诚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概况》中认为，张贤亮小说以劳改农场生活和主人公与民间女人的美好情感，证明了章永麟不是历史的牺牲品和被动的受害人，农村和劳改场也不是地狱――那是知识分子主动经受磨难，并最终成长为成熟的“唯物主义战士”的炼狱。是的，这些可怕的历史梦魇，在这些小说中闪烁着神圣的、近乎崇高的受难色彩。甚至于章永璘与民间女人的结合，也有了知识分子渴望“扎根”农村的隐喻色彩。然而，正如贺桂梅所说的，“恰恰是这样一种叙述历史的方式，印证了那过去历史中的文化逻辑：50年代那场运动，不正是出于这样的逻辑，把知识分子送到了农村、监狱和劳改场吗？”
换言之，小说并没有提供给我们一个更大的反思角度，你看到的是张贤亮和章永璘的谦卑，读者看到的是，一个人宁愿舍弃如何成为一个男人，也要追求更大的理想的努力――张贤亮藉由他的唯物主义启示录表示“文革”之于知识分子是一部获救史，进而完成了“自我”受难后成为文化英雄塑造史。这是小说的遗憾，这无疑也是当时历史语境束缚使然。我想，这也可能是张贤亮当时的真实体会。作为后来的读者，要求当时的小说家作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巨人并不现实，应该承认，这小说开启了中国文学创作不断地踏进雷区的工作，在这之后，关于个人情感和个人生活的书写日见普遍，这样的文学最终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价值观和伦理观的悄然而巨大的变迁。因而，今天，我愿意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视为当时社会文化语境的一种有意味的隐喻，我想，它有着不断被阐释和解读的空间。（张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