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小说集《大头针》后记
发布日期：2009-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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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浙江作家》杂志
文/刘 琼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１９９６年稍纵即逝，可对我来讲它是一个不停地归来的年份。这年３月，我的处女作《你以为你是谁》发表了，主编李建树先生鼓励地给了我一个头条的位置。它是我的头胎“孩子”，我从此拥有了“母亲”的身份。尽管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它不免稚嫩，但却不影响我对它的偏爱，缘故就在于它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三十多年的阅读历史是从少女时代订阅《连环画报》开始计算的，这本画册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印象最深的是每当拿到这本杂志，我都会在两个半小时内看完，然后进入漫长的下一期的等待中。我会从拿到一期杂志的第二天开始，隔三岔五去邮政点询问，竟然不知道杂志通常会刊登出版日期，我只要把出版日期加上发行时间，再加上某个环节上的一些小耽搁，就可以大概计算出杂志到来的时间。或者最简单的计算办法，就是记住上个月收到杂志的日期，这个日期通常也是下一期到来的时间，误差不会超过几天。真是傻得可笑。因为我的傻，那个设在商店底楼东侧的小小邮政点，那个国字脸上已经有着一组大括号（嘴纹）的男人从此成为被我“骚扰”得最多的人。后来他的女儿小毛顶替接班，继续被我“骚扰”，“骚扰”产生的附带结果是我跟小毛成了闺友。这种收获比阅读的收获似乎来得大，我那时候的阅读就是看看故事而已，除了故事我什么也看不见，那时完完全全不懂小说。
在小毛的时代，我的订阅品种从一种增加到三种，形成了《连环画报》、《故事会》和《少年文艺》三足鼎立的格局，甚至有一年还多出一本《武林》。《武林》的存在揭发了我一个秘密，那就是我曾经想“弃文从武”，当一名女侠，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我在清晨练习“童子拜佛”、“鲤鱼打挺”这些高难度武术动作的滑稽情景。我最终迷途知返，这从后来订阅的《小说月报》、《译林》、《中短篇小说选》可以看出。
还有就是借书的记忆。我借的第一本书是繁体字的《红楼梦》，它放在一位叫聂嘉的少女的家中，一 个木头箱子里。这书属于聂嘉的爸爸，我把它们中的第一册借回来，用一个练习本开始抄录。我当然没有抄完，甚至连第一回都没有抄完，我就想到可以请聂嘉的爸爸帮我买一套。结果他帮我买了一套简体字版的《红楼梦》，我的阅读一下子变得容易起来。我借的第二本书是《安徒生童话》。我是在它的小主人阅读的时候发现它的，但是把它借到手里是经过了小主人母亲的同意。由此可以看出，在那个年代，文学资源都掌控在上一辈人手里，它们不仅仅是孩子的宝贝。
还有买书的记忆。我买的书中有一本叫《战斗的青春》。我拿着这本书从新华书店出来时正赶上大雨，我把书藏在衣服里跑回家。几天后，我发现书奇怪地“发福”了，像吸足了水的胖大海。“胖大海”成为我藏书中的另类。这显然不是一本优秀的长篇小说，今天它已经不再版。由此可知，我当时选书没有经过指导，碰上一本算一本，不像现在有优秀阅读书目推荐，可以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地阅读。我是反其道行之，一上来就是繁体字的、少儿不宜的全版《红楼梦》，然后才是通俗易懂的安徒生童话。不仅如此，那时候如果有了疑难，也没有人请教。我那时遭遇的一个最大的疑问是：当作者用第一人称“我”进行叙述的时候，这个“我”究竟是不是作家本人？这个基本常识现在当然不会再让我疑惑了，可在当初不知道找人、也许也找不到人请教的年代，它曾经在我心上悬而未决了好多年。
那些从少年时期开始打交道，断断续续“交往”到现在的文学期刊和书籍，是我漫长的文学起跑线，犹如一座桥梁的引桥。这些难忘的小说使我与文学最终结下情缘，彼此走近。如果没有它们，我的生命将会在枯燥乏味中滑行，所以感谢小说，感谢文学，它让我偶尔拥有了甩开平庸和世俗的力量。
在风光无限的小说旅途中我埋头前行，就这么走啊走，穿过长长的小说走廊，来到了小说之城。站在汉白玉砌就的大门之下，我轻声呼喊：“芝麻，开门！”
年华易逝，当时光像风一样吹过，怎样才能扯住风的衣角，让飞逝的日子留下一点痕迹，让内心饱满而辗转的情感有一个印记？就有了它，一本小说集，它记录了逝去的写作岁月，追忆了痛并快乐着的似水年华。凝视着这本集子里的“居民”，我清楚他们并非个个都是我希望的模样，但我爱他们，像 一位母亲爱她的孩子，不管他们是丑还是俊。
这篇后记概述了我跟文学打交道的过程、对小说逐渐认知的过程和作品产生的过程。在这种私人化的温情追忆中，我回答了什么是小说，为什么要痴迷她———这位美丽而神奇的姑娘几个问题。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２日于扬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