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救记忆 ——金学种中篇散文《墓碑上的民国三十八年孟冬》读后
发布日期：2009-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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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浙江作家》杂志
文/景凯旋
对于某些读者，当代虚构文类是情人，代表了轻松、快乐和务虚，而非虚构文类则是妻子，代表了沉重、烦恼和务实。虽说妻子人老珠黄，喜欢忆旧，但那却是一段曾共同拥有的患难经历。近年来悄然兴起的“个人历史”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妻子的回忆，引起了许多过来人以及爱好历史的读者共鸣。人到了一定年龄，往往会更喜欢史实，而非虚构，原因大概是消遣的心情减少，希望让过去的记事挽回自己的记忆，不致使一生一无所有。我读金学种的《墓碑上的民国三十八年孟冬》(载《钟山》2009年第一期)，就有这样的感觉。
这篇长文记录了作者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段经历，都是作者的耳闻目见，亲身感受，属于某种私人记忆。作者曾长期从事文学编辑，创作的作品既有小说，也有散文。因为散文是他的个人叙事，作者更有意识地使之具有一种民间性和实录性。五十年代是一个大时代，土地改革、镇反、反右运动、大跃进和三年饥荒，都给一个农村孩子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痛印象。例如，文中记载一位青年教师，因为其父曾是保长，镇反中便与一批土匪、恶霸一块被镇压了。作者的一位表伯，因为在乡里是头面人物，各种政治力量来了，都由他出头露面接待，虽说并无什么劣迹，结果也为了要凑够杀人指标，在运动中遭到镇压。
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难以置信。可我虽然其时尚未出生，也不是作者的同乡，却也能间接验证作者的实录。文革后，常听母亲讲起，五十年代她刚从学校毕业，被分配下乡参加土改。母亲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向工作团长念当地的地主名单和劣迹，团长躺在竹制马扎上闭目养神，当听到某人时手便一挥：“枪毙！”于是这个人的最终命运便被决定了。所以，我相信作者记载的可靠性，也理解作者父亲当时的认识。面对乡村千百年来的纯朴关系遭到毁灭，作者父亲尽管困惑不解，但他毕竟是一位乡村知识分子，常读《历代通鉴辑览》，用其话说，就是“一个政权交替世道剧变的特殊时期，也许难免需要使用一点暴力的，非如此不足以起到震慑作用，也难以巩固新政权的统治。”
作者今天回忆起来，显然已不再相信这种正史的解释。中国历来就有重史的传统，除了官修的正史，还有杂史、别史和传记。从来的官方史书，往往只会记录那些创造历史的人物，而不会记录那些承受历史的人物。杂史一类可以说是一种民间写作，既然是民间，就很少有成王败寇的想法。对于官方刻意掩盖的历史事件，民间写作代表了一种民族记忆，可以让尘封的事件浮出来。当年鲁迅不喜《鉴略》一类的史书，而是喜欢野史杂说，就因为其中没有钦定的痕迹，没有循环治乱的权术总结，更具史的真实性，也更能从中读到平民的遭遇。近年来西方兴起的“口述历史”，其实也是对正史的补充或反拨，为后世提供了更为可信的原始史料，表明在对“什么是历史”的认知上，人类又更进了一步。
民间写作或私人记忆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细节的真实。正式的史书由于凡例和行文的原因，对细节往往只能进行通约处理，民间写作弥补了这一缺陷，使得历史在后人眼中更加生动鲜活。金学种将自己的写作称为“历”而不是“史”，因为“如果亲“历”了那些事件，对“史”的认识就会是另有所感”。这其实也就是感同身受，让历史与自我发生一种真正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建立，往往来自私人记忆所有的独特细节。
私人记忆是一种小历史，它的事迹是由细节组成的。五十年代，个体农民被编入了军事化的生产队，家家户户都在公社食堂吃饭。大门上写的“食堂处”三个字引起作者哥哥的注意，这位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向人指出其中的语法错误，却被人说成是攻击人民公社。哥哥因此而没有升入中学，并且牵连到父亲。早已成为惊弓之鸟的父亲这时才发现，在其父的墓碑上刻着“民国三十八年孟冬吉旦”字样。民国三十八年也就是公历1949年11月。虽然刻碑的时间是在春天，但此年十月已经改朝换代。 放在当时，甚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这种疏忽都可能会定性为重大的政治问题，招致灭顶之灾。
作者详细叙述了自己父亲和哥哥如何在地里劳动之余，悄悄地将墓碑上的“八”字刻成“六”字，变成了“民国三十六年孟冬吉旦”。未曾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不会明白这其中的惊心动魄。如果是小说，作者也许会把它写成一个家破人亡的结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中，便常有这种现代文字狱的悲剧，但作者家庭最终的平安无事却更具有一种苦味。也许那个年代大多数普通人的经历就是这样，并非个个都是受难者，只是将生活的意义全耗费在持续的恐惧之中了，“文字狱”发生在心里，并由自己来执行，这才是最可怕的悲剧。从作者的叙述中，我看到的是普通人的心狱。这样的心狱直到今天还牢笼着人们，一旦建立，就很难走出来。
也许这种小历史进不了大历史，何况对于一个时代，一个人所能记忆的往往也是韩愈所说的“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而已。但正如作者所述，提到大历史，我们往往只记起事件的名称，但亲历的细节却决不会忘记，并以史的面目在我们人生的不同阶段呈现出来。经常听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患了失忆症。说实话，我是不太相信这种说法的。所谓失忆，愤激之言而已。在每个闪烁着夜晚灯光的窗户里，一定还有许多互不相识的普通人，在顽强地写着他们对时代的了解，挽救尘封的记忆，就像本文作者金学种一样。众多的分散的私人记忆也能汇成民族记忆，成为巍峨的泰山。
这样的记忆，自然不是为了记住我们曾阔过，而是为了记住我们曾跪过。甚至不是为了以史为鉴的套话，而是为了冲破重重叠叠的心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