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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根本》后记

发布日期:2009-10-14 00:00 访问次数:

《大国根本》后记 袁亚平         那天是到刘庄开会,休会时,我在湖边漫步。走着走着,就看到了那块太湖石,上面是一幅毛泽东主席赏雪的瓷板照片,下面的文字为:“一九五三年冬,毛泽东主席在刘庄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看到窗外下着大雪,西湖银妆素裹,兴步湖畔,留下了伟人永恒的纪念。”       我一下子心血来潮,如果能把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留下一份文学性的记录,必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而且,明年(二○○九年)就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真是天赐良机呀!       二○○八年四月,在浙江省文学创作座谈会上,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黄坤明充分肯定了这个重大选题,宪法为国家的根本法,体现和保障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确定了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名为《大国根本》,认为具有时代意义和文学价值。       浙江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坚,曾对我的另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为民好书记郑九万》予以热情的帮助,此次听说我的创作题目,也是连声叫好。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浙江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吴天行,以分管领导和朋友的双重身份,对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倾注了心血,还时时关注创作的进度。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鲍洪俊,曾与我同事八年。八年,抗日战争都胜利了,那是载入史册的。如今和平年代,一日千里,八年该有多少里。自然,鼓励多多。       浙江省委宣传部将长篇报告文学《大国根本》列入“浙江省文化精品工程”。全省仅五部作品,《大国根本》是唯一的长篇报告文学。       我当时只是构想,还未动笔。一旦进入创作阶段,我才发觉,这是多么高难度的动作,我简直是不自量力。       纵向的时间轴,已经超过了六十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之前,有《共同纲领》;《共同纲领》之前,有《五一口号》。而且,再上溯,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其内在的逻辑关系是,有了中国共产党,才有了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有了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才有了新中国的诞生。       横向的空间轴,已经从中国到了德国,到了英国。马克思诞生在德国,流亡在英国等国,一八四八年二月在伦敦第一次印刷了《共产党宣言》,一八六七年九月在汉堡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起源。       面对这样的时间轴和空间轴,我个人太无知了,太渺小了。       此刻,我才明白,重大选题,其实就是艰难选题的代名词,所要付出的劳动,必将数倍于常规,甚至数十倍于常规。而我,已没有退路了,只能硬着头皮上。       何为路径?我采取了最笨的办法,老老实实地读书学习。       跑遍了杭州市的大小书店,还让儿子帮忙,在网上购书,只要有关宪法的,全成了我追踪的目标。大包大包地抱回家,相关写作参考的书,总共有一百多本了。       一有空,就读书,这才知道,不但有宪法条文,还有专门的宪法学,有成文宪法,有比较宪法。还有哪,法美学,法哲学,法社会学,全球化与宪政,全是我未知的领域。       人家囫囵吞枣,我是囫囵吞梨了,贪大而不化。一知半解,混沌不分。       我不可能去法学院进修,只能瞎子摸鱼,干了再说。         历史是宏伟壮观的,历史也是繁芜丛杂的。       面对这么庞大的对象,从何入手,令人踌躇不决。       有朋友说,你就搞个工作班子吧,分分工,你搭个总的框架,让其他人去弄些素材资料。       而我,没这个习惯,总觉得剥削了人家的劳动,于心不忍。       就我个人微弱的能力,像支小蜡烛,能燃多少就算多少吧。       当然,我创作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       长篇报告文学《大国根本》以中国民主法治建设进程为大背景,着重描述中国共产党以高远的政治眼光和博大的政治胸怀,组成了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起草和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之后,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制定了一部更为完备的国家根本大法。这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无论它的内容,还是它产生的过程,都体现了人民在这个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       长篇报告文学《大国根本》的核心所在,为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从选材来说,影响历史进程的人物和事件,突出安排。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宪法起草小组在杭州西湖开展工作。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次年三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在杭州主持宪法起草小组,口头谈过许多意见,在文字上做过多次修改,并在几个稿子上多次写下了批语。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庄严诞生。       历史选择了杭州,作为新中国一个光辉的起点。 长篇报告文学《大国根本》便从这个历史高度,开始徐徐展开。       同时,为强调本书的个性,发生在浙江的人和事,特别是新中国第一个的,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新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新中国第一例“民告官”案,等等,均浓墨重彩。         长篇报告文学《大国根本》,从采访到写作,历时十一月。可以说,是个苦力活。       我在写作过程中,有点追求,便是力求史实性与文学性的完美统一。       尊重历史,这是写作的前提条件。历史人物的出身、年龄、经历,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如此等等,都与史料记载反复核对。       仅举一例:       我到了新中国国旗设计者曾联松家乡采访,见曾联松纪念碑的碑文写道:“……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三日,《解放日报》一则国旗征稿启事引起了他的关注,根据征稿启事要求,经过反复构思,设计了五星红旗。……”       此处时间为“七月十三日”,而我看过曾联松的回忆文章,他本人说是“七月十四日”。我又去查阅有关材料,里面记载为“七月十五日”。       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到底是何日?       因我手头没有一九四九年《人民日报》的合订本,为此专门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社图书馆,请帮助查阅。结果是,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五日。当天,《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同时刊登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国旗征稿启事。       可见,当事人的记忆也难免有偏差。唯此,以权威的史料为准。       之后,我到北京开会,特意到人民日报社图书馆查阅史料。巨大而连绵的书库,一百多万册藏书,更有独家的珍贵藏品,够上革命文物与国家一级文物的档次,连国家图书馆都羡慕不已。我亲手抚摸那纸张发黄发脆的《人民日报》合订本,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五日头版,左报眼的重要位置,竖排繁体字《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为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 我的手指按在历史的一个关键点上。         长篇报告文学《大国根本》是文学作品,不是回忆录,更不是资料汇编,所以,除了注重史实性,更要有文学性。 整部作品的结构安排,颇费了心思。因为是大题材,所以眼界要高,胸襟要广,气势要大。主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必须展现。同时,要选择最具典型意义的。       文内五章,以时间为轴线,依次展现不同的历史阶段:文明的曙光,民主的生命,共和国的基石,失范的困厄,理性的秩序。 这五章的写作风格以现实主义为主。然而,通篇皆如此,就显平实,继而平淡了。       序章,尾声,为我思考最久也最苦的章节。最终确定,以《共产党宣言》开篇为开篇,这个起点很高,也使整部作品的立意得以强化,有了思想的源头,有了内在的逻辑。       序章高上去了,尾声更难,一般的事情都太小太轻了,压不住。起码煎熬了十几个日夜,终于有了灵感,序章便“向马克思汇报”,尾声何不让“马克思对我说”呢!       于是,如同网络的虚拟世界,我在马克思故居,对马克思老爹说了许多,他写了巨著《资本论》,我请他再写《中国论》。并借马克思的话,为整部作品点题。       马克思转过身来,对我伸出厚实的手,“我已经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我要再一次发现一个东方大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规律!”         长篇报告文学《大国根本》,已被浙江省作家协会列入“文学解读浙江创作工程”。同时,被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列为重点扶持作品。       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浙江广电集团总编辑程蔚东,浙江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秘书长郑晓林,浙江文学院院长盛子潮,《江南》杂志副主编谢鲁渤,浙江文学院创研室副主任郑翔,宪法学专家、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陈有西,从专业角度给予点拨和帮助。       人民日报社浙江分社社长王慧敏,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局长钟桂松,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总裁童健,从各个层面予以推动和催生此书。       很多生动的细节表明了,朋友们的眼光是敏锐的,心肠是热的。       我的第十五部书,在春风春雨的季节里问世。 驾驭重大题材,完成重要选题,决非一人之功。恰恰是,群体的力量,众人的相助。       而我,完成了一次艰辛而愉快的精神之旅。 今年春天的某日中午,我与夫人,几位朋友与夫人,一同来到了刘庄。       湖岸的柳丝初吐嫩芽,一抹淡绿。不知不觉,细雨飘散,愈来愈密,柳丝似隐似现。西湖上雨雾茫茫,悄然无声。       当年毛泽东住在西湖边,看到的湖水也是这般景致吗?       西湖平静无语,任凭云来雾去,唯有湖水缓缓流淌。从古海湾形成的泻湖,至少一万两千年见证了潮起潮落,而今波澜不惊。在天地间,沉着镇定,心态平和。       我顿时领悟西湖存在的意义。       上善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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