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观察家：在您最近的小说《兄弟》中，对中国过去四十年作了令人惊讶的描述，这个描述简直是骇人听闻。您小说的第一部分描述了文化大革命动荡的画面，以及它的暴力行为，它的狂热和它的苦难。您的观点与一些独立的历史学家一致，他们开始揭开这段悲惨时期的面纱。你是从他们的研究中获得启发吗？
余华：我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研究，我认为在中国，这些研究是很难进行的，因为文化大革命还是一个忌讳的话题。有关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很难公开发表。我的书只是一部小说，可以是个例外，它的出版得到许可。
新观察家：您是否杜撰了主人公所遭受迫害的某些残忍的细节？
余华：我确实虚构了一些细节，比如孙伟父亲的自杀，他被认为是反革命，一个受尽折磨的可怜男人，往自己脑袋上钉入大铁钉。但是在中国，现实远远超出了想象。一位朋友曾问我是否受到他父亲的故事的启发，他的父亲就是用铁钉钉入自己脑袋自杀的，用这个办法结束几个月的折磨。那是个荒唐的时代，我曾在文革时的红卫兵报纸上看到当时的一位中央高官，曾郑重建议毛泽东把紫禁城夷为平地，在那儿建起世界上最大的公厕，以便全世界的人民可以在皇帝住过的地方大小便。
新观察家：您从自己所见证的事中受到启发吗？
余华：是的，我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我和我的哥哥经常上街。我们看到过地痞流氓间数不清的打斗和不同派别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间无数次的争斗。我常常看到一些人死去或被公开处死。相反地，孩子们是安全的，可以到处闲逛，他们不会有任何危险。我清晰记得这个受暴力奴役的时期，没有人能够得到长期的保护，今天你是革命者的楷模，明天你可能就成了最坏的反革命。这一点对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当时的社会形态非常简单，就是黑和白两种，不存在中间状态的，就像毛主席所说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每个人都在奉行这一原则。
新观察家：您在书中指出，爱，尤其是家庭内部的爱比这些恐惧更强烈。然而有人则认为这是一段黑暗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妻子控告丈夫，子女揭露父母的例子举不胜举。
余华：这只是在党的干部和一些知识分子中的情况：当父母成为革命者的迫害对象时，孩子会反对父母。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我的父亲是个医生，党员，并且还是医院的领导。有一天我和我的哥哥去上学，看到街上的大字报都在批判我父亲。我很难过，我对我哥哥说：我再也不去上学了。我怕见到同学。幸好我父亲被下放到农村作为惩罚。在那儿他受到农民的保护。对于大多数普通人，家是避风港，是堡垒。我一个朋友的父亲，当时受到可怕地迫害，他对我的朋友说：“我之所以从文化大革命中劫后余生，多亏了你的母亲。”我见到过也听到过无数像这样感人的故事。
新观察家：我在你所有的小说中看到，中国人民的忍耐力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关键吗？
余华：确实是。我不知道面对这样的命运时，其他民族的态度会怎样。但是中国3000年的国家历史就是3000年的忍耐史。它涉及的是一种本能的冲动，这种冲动不在于对别人的挑衅，而在于家庭的存在，家庭是可以忍受一切外部打击的内在动力。在中国，和你们西方国家不一样，社会关系不是个人与个人的联系，是家庭之间的互相联系。家庭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是残存的小空间，尤其在动荡的年代，或者准确地说，一直到90年代都是这样。90年代后我们看到了社会形态的根本变革。
新观察家：您的小说的后半部分准确地说故事发生在当代中国，所有的故事同样荒唐但不太粗野，为什么把不同的两个时代并置？
余华：这两个时代完全不同，然而又有深刻的联系。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和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就不会有今天令人难以置信的万花筒般的生活，今天的中国拥有最美好的也拥有最丑陋的。人们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文化大革命是反人道主义的，而当代中国展示了解开锁链的人类，没有任何规章，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道德规范，没有任何界限。我在小说的第二部分描写了一段“处美人大赛”，涉及了假处女膜的非法买卖，处女膜修复手术。很多人指责我在中国人脸上抹黑。但现实完全超出想象，如果你在谷歌中搜索一下“处女膜”，你会在网站中看到所推荐的不同牌子的人造处女膜，和哪个牌子最好的讨论。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禁止的一些，如今却泛滥了。
新观察家：不管怎么说这不是暴力。
余华：是的，进步是不可否认的。但暴力只是换了种形式，它不再通过殴打和杀人。由于金钱和权利的原因，它表现的形式更加多样，即使涉及法律也不例外。例如有人用打油诗批评某位县官，该县官就可以指使法官给他定罪。他没有像过去红卫兵造反派那样挥动铁棍，但从逻辑上说是一样的。
新观察家：也可以用相同的方法分析西藏事件吗？
余华：所有中国人都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任何对于西藏的其它观点，都只会激怒中国人。在我看来，中国今天的首要问题既不是西藏问题也不是奥运会，而是，并且一直是经济问题。我获悉一些未公布的数据，三千万中国人每年靠600元生活！一亿人年收入不足80欧元。我都不敢想象，就是每年增加到100欧元他们是怎么生存的。如今在中国，不同的人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就像我小说中的两个兄弟，一个是二十一世纪的富翁，一个是十九世纪忍饥挨饿的穷人。
新观察家：您对中国的未来乐观吗？
余华：尽管我的小说反映了社会的一部分灰暗，事实上我对未来充满信心。中国一直在朝前走。只要能够解决三类人的问题，前途就很光明。我所指的这三类人是：沦为失业的工人，失去土地的农民，向法庭要求公正可是遭遇司法不公的人。这些人什么都失去了，他们很绝望。如果经济出问题，那么这些已经是受害的人会受到更大的伤害，这比拉萨搔乱严重得多。我祈求上苍这样的事不要发生，否则这对于中国和全世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新观察家》记者：URSULA GAUTH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