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文稿撰写，根在笔头，魂在思想。为营造“勤学善思、以写促思、以思促干”的良好氛围，鼓励省作协年轻同志主动将实践观察、工作体悟、深度思考转化为文字成果，浙江作家微信公众号推出“青年视界”专栏，今天推出《江南》杂志社青年编辑、作家赵雨的《书生亦有铮铮骨——郁达夫的文心与国魂》。
郁达夫短暂的一生充满矛盾。
在我们的印象里，郁达夫总是一副忧郁的书生模样，他开创了“自传体小说”这一风格独特的流派，用今天的话说叫作“私小说”。但很多人不知道，他手中这支写着“私小说”的笔最后成了一枚投枪，他从“向内沉沦”的文人，完成了“向外献身”的烈士转变，从“沉沦”到“献身”，郁达夫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作“文人的风骨”。
要理解这种转变，得先从他的出身说起。郁达夫生于浙江富阳的一个书香门第，三岁丧父，家道中落，这种早年的孤苦让他变得极其敏感。十七岁那年，他随兄长赴日留学，在异国他乡饱受屈辱。正是这段经历，催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一无二的文本《沉沦》，小说里的主人公自卑、多疑，描写的内容大胆露骨，但郁达夫并不是一个这会躲在象牙塔里无病呻吟的文人，家国沦丧带来的切肤之痛将他推向了战场。
1937年，富阳沦陷，日军四处搜罗当地名门望族，希望他们“维持秩序”，当时郁达夫早就名满天下，日军想借郁家的声望粉饰太平，让郁达夫年过七旬的老母亲“出来配合”。郁母陆氏，没读过什么书，却深明大义，她锁上家门，转身躲进深山，宁可饿死也不肯为日本人做事。几天后，当家人找到她时，老人已经饿死在山中。消息传到郁达夫耳中，他含泪写下“无母可依，此仇必报”。从这一刻起，那个“向内沉沦”的才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名抗日战士。
郁达夫故居
1938年底，郁达夫远赴新加坡，在《星洲日报》担任主笔，短短几年内他写下了四百多篇振聋发聩的抗日政论，坚信“最后胜利，当然是我们的”。1942年新加坡沦陷后，郁达夫化名“赵廉”流亡至苏门答腊，在那里，他以开酒厂为掩护，暗中庇护了大量流亡的文化人和华侨。因为精通日语，他被迫充当日军翻译，却利用这个身份多次向抗日人士传递情报。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正当郁达夫以为终于可以重返故土时，厄运降临了。8月29日晚，他穿着睡衣出门会见友人，从此一去不返，日军宪兵因忌惮他掌握大量罪证，在苏门答腊的丛林中将他秘密杀害。
那一年，他只有49岁。
回望郁达夫的一生，他其实从未“沉沦”。他的“颓废”，是对旧世界的批判；他的“献身”，是对家国最深沉的爱。他用自己的生命回答了一个问题：当暴风雨来临时，一个文人该如何自处？
由此，笔者不禁想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写作者。
一、写作者笔下不能只有“我”，还要有“我们”
今天的许多写作者，文字不可谓不精致，情感不可谓不细腻，但翻来覆去写的无非是“我”的焦虑、“我”的孤独、“我”的小确幸。这些当然可以写，但如果只写这些，文学就成了一个人的自言自语。郁达夫也写“我”，他写《沉沦》里那个敏感自卑的青年，但他把这个“我”放在了一个民族被欺凌、被蔑视的大背景下，让个人的苦闷成了整个时代的缩影。后来他又写了《春风沉醉的晚上》，让“我”去看见烟厂女工的辛酸，让“我”去感受穷苦人的冷暖。他的“我”从来不是封闭的，而是一扇窗——推开它，外面是整个中国。
二、写作者不能只做旁观者，更要做参与者
这些年来，有一种声音颇为流行：写作者只需要忠实记录就好，不必表态，不必站队，不必介入。听起来很“客观”，但仔细想想，当一个时代的大潮汹涌而来，当一个民族面临生死考验，一个写作者真的可以心安理得地保持“中立”吗？郁达夫本来可以做一个纯粹的文人，但母亲饿死山中的噩耗让他明白：在这个时代，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他告诉我们，写作者的“中立”常常是一种懦弱的借口，真正有力量的文字，从来不回避是非。
三、写作者要有一身铮铮骨气
千百年来，人们对文人总有一种刻板印象：手无缚鸡之力，遇事只会摇笔杆子，真到了紧要关头便脚底抹油。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说的就是这个理。今天的写作者，当然不必人人都像郁达夫那样走上战场。但“骨气”二字，在和平年代依然有着具体而微的含义——它体现在面对不公时敢不敢发声，面对流量时守不守底线。如今的舆论场上，今天为这个站台，明天为那个叫好，看似热闹，骨子里却空空荡荡。一个写作者真正的骨气，是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清楚自己永远站在正义这一边。郁达夫一生没写过一句违心的话，这才是他留给当下写作者最硬的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