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孙雯
如果你曾身居江南乡村，会如何描摹自己的故乡？
村子坐落在山坳里，三面环山，南面临水，有妇人在池塘边的石板上捶洗衣服，旁边蹲着小狗，望着洗衣的妇人。 这里的天，和城里不一样，蓝得像大海倒扣在天上，晶莹剔透，上面浮着零零散散的白云，直往我心里来，真想掰下一块来，放在嘴里，尝尝它的味道。
村里最高的屋子名为登高阁，青砖黑瓦，飞檐高挑，里面雕梁画栋，牛腿上雕着神话人物，登上楼去，四面格扇，塑关公，再往上，塑文昌帝，施八角藻井天花，垂莲柱，木栅围起……
走出登高阁，我们在村里转悠，村里的房子多用砖或石头建造，木窗木门，房屋排列整齐，弄堂里铺着石板，上面有独轮车留下的凹痕，弯弯曲曲，由东向西，呈“廿”字走向，他们把弄堂叫作街，在街的两端设有院门，上面施彩绘。
——这是浙江作家赵和平笔下的古道西岭村，也是他文字里的故乡。2026年开年，赵和平的新长篇小说《古道西岭》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本书入选2024年度浙江省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书名由王蒙先生题写。
《古道西岭》赵和平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古道西岭》书写了清乾隆年间发生在一个酿酒山村的故事：遭追杀的县令郭富望带着机敏过人的侍女阿卡，循着酒香逃至古道西岭。这里近百户酒坊飘散的醇香，却掩盖不了与邻村山前村世代积怨的苦涩。当这位落魄县令接过族长重托时，他带来的不仅是避祸的疲惫身躯，还有一身酿酒绝技和抚琴之艺。在这飘着酒香的深山里，一场关于传承与和解的智慧博弈悄然展开。当酿酒的古法越过山岭，当琴声化开坚冰，两个村落的命运也随之改变……
赵和平是东阳人，而《古道西岭》不止写东阳，而是以东阳为中心，波及周边的磐安、义乌、永康、诸暨等地。书里写到的酒，便是东阳酒。
在本书的“后记”中，提及东阳酒的历史，可追溯到地属越国时期的春秋战国。唐代的时候，东阳酒被列为贡酒。到了宋代，酒作坊集群发展，是出名的酒税大户，声名鹊起，通过水路，从东阳江到婺江、钱塘江、京杭大运河，热销杭州、苏州、天津、北京等地，所向风靡，为市场上的顶级货。其制曲、投料、发酵、压榨、煎酒等环节，为黄酒酿造提供了范本，其酿造工艺和酒方，是官酒酿造标准。由此，也带动了东阳的糯米种植、酒坛烧制、酒曲制作、水路陆路运输的发展，成了东阳的重要经济来源。
赵和平说，从古到今，东阳人与酒的关联非常大，婚丧嫁娶，辞旧迎新，升学，庆生，朋友相聚，都离不开酒。冷了累了苦闷了血脉不和了，喝上几口，便舒服了。自家酿酒，在老辈人当中十分普遍，富裕人家酿精粮酒，一般人家酿大麦、小麦、玉米、荞麦、高粱等粗粮酒，也有用野果野花及甘蔗渣酿酒。酒糟在东阳用途广泛，有酒糟萝卜，酒糟鸡鸭鹅，酒糟鱼蟹虾，酒糟肉，还有酒糟发面饼和酒糟馒头。酒成了东阳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融进了地方民俗和生活习惯，贯穿在年年岁岁的365天当中。
之所以将故乡写入小说，其实与“离别”与“重逢”有关。赵和平说，因工作关系，他后来到了了杭州。再返故乡，他觉得真正的陌生，是城里的变化。
“月光依旧，但城里已经改变模样，让我迷了路。原先的东阳城，东街，西街，南街呈‘丁’字形，除了南街的百货公司、新华书店、五饭馆、电影院、剧院等是楼房以外，多为老房子。眼下，这些街道全变了，房子变高变大变亮堂了，商铺林立。”
这个时候，他用本地方言问路，连问几人，对方居然听不懂，请他讲普通话。“到了东阳，通用的居然不是东阳话。妻子提醒我，他们是外地来的，应该问在一边喝茶聊天的人。上前一打听，果然灵验，那些真是地地道道的东阳人，交流起来倍感亲切，他们热心肠，能把角角落落说的一清二楚。这些年，东阳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引进了大批新东阳人，他们年轻，有知识、有理想、有本事，让东阳变得更有活力。在东阳，全国各地来的新东阳人遍布城里、镇里、村里。有这样一个村，人均年收入超过16万元，原村民和外来新村民的比例达到一比三还多，一些当地人自然而然地退到幕后去了。”
这种巨变触动着他，把珍藏在心里多年的眷恋，用文字圈起一块东阳古老的精神家园。于是，赵和平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截取乾隆年间的一段时光，搭建了酒香四溢，古琴余音袅袅的山村。
“寻觅这里不灭的脉搏，描绘理想中的情景，展现生活、生产、礼仪、节令、社会等方面的习俗和风俗方言，就是想留下优秀的传统文化，留下东阳人吃苦耐劳不甘平庸，能文能武坚忍不拔，重情重义济人利物的品行。”赵和平说，这样做的目的，不是怀旧，不是封存，而是共同守护，用优秀的传统文化架起连接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桥梁，让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根、有魂、有记忆、有酒香、有独特魅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