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女性文学选》:“她们”在2020年写作
来源:中国青年报 | 时间:2021年03月23日

文/蒋肖斌

张莉

《2020年中国女性文学选》

爱、秘密、远方是所有人生活的主题,不分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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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做过一个假设,假如莎士比亚有个妹妹,会不会像哥哥一样成为优秀的作家?答案是不能。因为她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即便她会写字,当时的社会也不给予她成为作家的机会。所以她只能默默无闻,无法成为像她哥哥一样的作家。

今天,女性写作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女性文学”成为专有名词。2020年,20位不同代际、不同地域的女作家,写下了20个故事,汇成一部杂花生树的《2020年中国女性文学选》,构成一个文学意义上的女性共同体。

文学就是文学,为什么要分男女?为什么要强调女性文学?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年选编者张莉说,女性文学里,有被普遍忽略的女性视角、女性感受和女性立场。

中青报·中青网:你在编“中国女性文学”年选时,主题分别是“爱”“秘密”“远方”,这样的关键词是出于什么考虑?

张莉:设计这些主题的时候,我想到的是,爱、秘密、远方是所有人生活的主题,不论男女。编选女性文学年选,我避免使用亲情、爱情或者其他的字眼来分类,而试图启用新的词——既有女性特质也有非女性特质,以此逃离普通读者对女性文学的刻板印象。

比如“远方”这一部分,大多数读者印象中,女作家写家庭生活比较多,所以我特意设立一个这样的主题。这部分收录了梁鸿的《迷失》、黄佟佟的《时尚记者李晓枫的意外生活》、沈大成《盒人小姐》等。对于这些女作家而言,远方是时间和空间的远方,或者思维的远方,是一种自由自在,也有可能是未来。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主题,使读者认识女性文学与以往不同的气质。

我的女性文学年选每年都会使用这三个主题,这样,我们能看到不同女作家对爱的不同理解,对不同的秘密、不同的远方的理解。

中青报·中青网:女性作家写的未必是女性文学,女性文学有哪些标准吗?

张莉:一个人有生理性别,也有社会性别,作家也是如此。有的作家生理性别是女性,但从社会性别来讲,她可能不是女性,因为她不站在女性角度发言。有的作品热衷讨论“霸道总裁爱上我”,热衷分析如何嫁给有钱人等等,那即便是女作家写的,也是站在男性立场对女性进行“规训”,这肯定不是女性文学。

当然,女性文学也不是歌颂女性,它的要点在于书写女性,包括书写女性的困难、女性的狭隘、女性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站在边缘的、弱小的立场说话,而不是站在有权力的一方。当然,也要看到,女性内部有分化,比如贾母和刘姥姥,她们对世界的理解肯定不一样,这些需要辨析。

中青报·中青网:女性视角和男性视角有什么区别?

张莉:这种区别是微妙的,需要进入文本分析去考量。作家淡豹谈到她读蔡东《她》的感受。她讲到一个细节,丈夫回忆妻子,结婚以后穿肉色的内衣,但没有写到胸部如何;如果是一个男作家写,可能会有别的处理。这种细节是只有女作家和女读者才能意识到的。

再比如,写女性被家暴,男作家也会写出对受害者的深切同情,但很少有人会从受害者视角。如果一位女作家以受害者的女性视角来写呢,就会写出切肤的痛苦,会发出作为受害者的声音,那就是一直沉默的女性开口说话。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此前我们觉得女性是害羞的,在两性关系中是被动的。但是莎菲以独语的方式第一次告诉读者,女性不仅被选择,还可以主动选择,女性可以有自己的欲望和对男性“颜值”的热爱。这是发表于1928年的作品,这是当时的男作家写不出来的。

中青报·中青网:据说判断一句话是否对女性有歧视,就把这句话中的“女”字替换成“男”字,看看含义是否发生了变化,比如,“男中豪杰”。你对这个“简单粗暴”的方法怎么看?

张莉:我不喜欢“女中豪杰”这个词,因为豪杰在长久的语境里是指男性,其他关于女性的词我也不太喜欢,比如,“宠溺”。我们很少听一个男性说“我老婆很宠我”,但常听到一个女性很骄傲地说“我男朋友特别宠我”。说自己被宠时,其实已经把自己放低了,类似的说法还包括女性说“我负责貌美如花,你负责赚钱养家”。

语词里是有价值观的,作为文学工作者,一要有敏感意识,二要努力淘洗。只有当新的词出现,并慢慢成为我们的日常用语,一种新的价值观才有可能变成一种无意识。比如,新词“飒”,被评为2020年“十大流行语”。我喜欢这个词,它让我们对女性形象的想象不再单一,让人想到独立,英气。这个词在去年的流行,表明时代在接受一种新的女性形象的美。

中青报·中青网:那我们编“女性文学选”,是承认男女作家依然不平等吗?

张莉:编“女性文学选”,不是因为男女作家的不平等,是因为一种女性文学传统需要建构。很多人,包括作家们自己也说,文学只有一种,不分男女。首先我理解这种观点,而且在某个层面上也是对的。我做文学批评,判断一本书好不好,与作者性别无关,不能因为是女作家写的就降低标准。但也要承认,文学史上的经典大多数是由男作家写的,这是事实。

我想谈的是现代女性文学传统,它很短,才100年。几千年来的文学史,是男作家、男诗人的历史,偶尔有一两个女性作家的身影,比如薛涛、李清照,也屈指可数,世界文学史也是如此。女性在漫长的文学史上的缺席,并不是聪明才智不如男性,而是她们没有受教育权,这直接导致缺乏书写能力。

长此以往,我们在判断一个作家写得好不好时,往往会无意识地以男作者的优秀作品为价值标准。以至于在称赞一个女作家写得好时,会听到这样的说法——“不像女人写的”。由此我们也会形成一种“理解”,写山河义气的就是好的,写儿女情长的作品是不好的。

当然,标准也在发生变化。比如最近随着《使女的故事》、“那不勒斯四部曲”、门罗的小说翻译过来,随着当代作家张洁、王安忆、铁凝、林白、迟子建等人的作品被广泛阅读和获奖,一种新的标准正在建立。

和几千年的文学史相比,现代女性文学这一传统还不长。所以,编“女性文学选”最重要的目的,是让更多女作家进入大众视野,让更多女性人物的声音被听到,它不是为了排斥男性,而是为了两性更好的理解。

中青报·中青网:中国的女性写作经历了怎样的历史?

张莉:大约100年前,中国女性才开始有机会和男性一样接受高等教育、拿起笔写自己的故事。1914年,清华学校首次招收女生,陈衡哲考取了留美名额,在美期间开始用白话文创作小说,发表在《新青年》,成为中国现代第一位女作家。五四运动培育了一大批女性写作者,只有写作的女性到了一定基数,才会有女作家出现。冰心、冯沅君、庐隐、石评梅、凌叔华……都是那个时候出现的。

现代文学史上,女作家与男作家看世界的角度有差异,但写作成就相当。以前古代文学我们只说李白、杜甫;现在,现代文学我们说鲁迅、茅盾、巴金、老舍,也说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也是从五四时代,我们慢慢生成女性文学和男性文学的概念,在当年编纂的《新文学大系》里,专门介绍了新出现的各位女作家,新文学运动给予中国女性作家以很大的尊重。所以,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基本是同构的。

中青报·中青网:当下中国的女性写作处于什么状态?

张莉:整体而言,当代中国女性写作是在进步的,女作家写作风格和性别意识都有了很明显的变化。我的直觉是,在年长一代的女作家身上,能感觉到她们的激情和反抗,而新一代作家比较平静,对性别问题没有那么强烈的敏感性,她们开始更冷静地书写两性关系。

今天很多女作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女性写作,有其历史原因。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个“女性写作热”,女性写作后来被市场化,出现了所谓“私人写作”“美女写作”的标签,这些标签其实是把“女性写作”窄化了——“女性写作”并不是“私人写作”,美女和优秀女作家之间也没有必然关系。在此之后,很多女作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女性写作。直到现在,2019年我做“性别观”调查时,很多女作家要强调,“我不是那种女作家”,这可以理解。

女性在写作时,经常会被怀疑写的就是自己经历的事,这让很多女作家有不安全感,而把自己的视角、感受、立场层层包裹起来。比如,庐隐写《丽石的日记》,开头就说这是我朋友的日记,而她已经去世了,强调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这也是女性长久以来承受的历史压力造成的。女作家写作时,有一种情况是不敢直接说,要换一种方式说、用另一种策略说。

我的另一本新书《新女性写作专辑:美发生着变化》,收录了当代新锐女作家们的作品。从这两本书可以看出“新女性写作”和“女性文学”有一些调性的不同。女性文学首先强调是女作家写的,其次是反映当代中国女性生活,但女性精神不一定十分强烈;而新女性写作,写作技术上更有先锋性。这个专辑其实是给写作者提供一个让她们觉得安全的场域,写出她们想写的,不要躲闪。

中青报·中青网:你怎么看“女性文学”成为近来社会关注的热点?

张莉:热点,意味着是被注视的、是新奇的,还不是大众司空见惯的日常现象。如果有一天,女性文学不再被专门注视和强调,那就证明女性文学真正强大了。这是一个美好愿景,也是一个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