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写小书”的传统不能丢
来源:光明日报 | 时间:2021年02月02日

文/陈雪

重庆,读者在解放碑新华书店内阅读。新华社发

读者在湖南省邵阳市一处图书馆内阅读书籍。新华社发

“大家小书”系列图书(部分) 光明图片

一名读者在北京市西城区模范书局·诗空间内选书。新华社发

编者按:

2020年,我国有196万种书没有卖出1000册,图书质量良莠不齐。与此同时,随着人们的阅读越来越碎片化,书反而越出越厚。有人问:以往老一代学者写的“小而可贵”的书,今天还在吗?“大家写小书”的传统,如何延续下去?围绕读者关切,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北京,王府井书店。最显眼的书架上摆放着一些看似“大部头”的历史类图书。翻开一本封面写着“理想读本 经典藏书”的《史记故事》,全书42万字,却并没有一段《史记》原文,主编名为“青宛”,责任编辑名为“千寻”,基本等于“查无此人”。这本书旁边还陈列着一本《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女人》,字数超过80万。

走向书店一角,历史学家顾颉刚《中国史学入门》默默竖立着,这是一本不足10万字的小书,重量还不及上述《史记故事》的一半,却是公认的经典。

这是2021年中国图书市场的一瞥,大数据则更为宏观,据开卷调查显示,2020年全国图书零售市场规模首次出现负增长,新书品种降至17万种,同比下降近12%,与此同时,一年中多达196万种书没有卖出1000册。我国图书品种增长正在放缓,但即便是这样,仍有大量读者在浩瀚的书海中迷失,被包装和噱头吸引,错过朴素的经典。

改革开放40余年,从“书荒”到“书海”,阅读的核心问题早已改变——我们不再无书读,而是要读好书;书店里不是缺好书,而是读者不知如何选好书。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也曾发出过这样的疑问:今天大家的读书时间越来越少,书怎么反而越出越厚?以往老一代学者写的“小而可贵”的书,今天该如何寻找?

读者之惑:茫茫书海如何遇见对的它

繁忙的北京地铁一号线,是菲菲用手机读书的地方。这是菲菲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职场的第一年,为了不丢掉在学校里养成的阅读习惯,她挤出通勤时间,“逼着自己在地铁上读书”。

常用的手机读书软件里藏着她的兴趣:《世界绘画图鉴》《如何看一幅画》……读人文学科的菲菲很想系统地了解艺术史,却苦于找不到权威著作。“我对版本知识了解比较少,也不是很懂不同出版社有什么不同的特色,所以选书时通常是按图索骥。”她觉得,找书自学是“一件花时间、走弯路的事”。

于是,困惑来了——“很多书的内涵一两页就能说完,却非要写那么厚一本。”拥挤的地铁上并不适合带一本权威的大书,可是书店里卖的那些名为“半小时读懂××”“极简××史”的书,菲菲却觉得很不靠谱,像英国、日本地铁上人们读的那种小开本的“口袋书”,为什么我们的书店里很少见?

出版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华人世界没有一本口袋书是成功的,做口袋书等于“自取灭亡”。现实也是如此,在偌大的北京书店一层,只有一个书架可怜地陈列了几本漫画口袋书。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菲菲开始认为,“厚重”约等于“权威”,但她回忆起大学时老师推荐的一些书单,许多名家经典都是轻薄的一本。“这就像现在流行的‘内卷理论’,五千字能说清的事,有人写到一万字,甚至两万字,书就越来越厚了。”

菲菲的“选书之惑”不是个案。

在外企工作的80后青年潘景华有着广泛的阅读兴趣,他常常徘徊在偌大的深圳图书馆里,找书花费了大量时间,想了解的专业领域很难找到入门之法,潘景华对记者说:“你们能不能建议图书馆为读者选一些权威书目?”

据2020年开卷监控数据显示,图书零售市场动销品种达214.5万种。而2017年开卷发布的一份滞销书报告,年销售数量小于10本的图书,占全部图书品种的45.19%,这充分说明了图书市场的良莠不齐。信息爆炸的时代,在书海泛舟,越来越需要读者具备超强的选书能力。

学者之思:书籍不应以“厚薄”定“大小”

提倡“小书”这件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已经做了十多年。

图书该如何减肥?早在2006年时,陈平原就发表了一篇名为《怀念“小书”》的文章,指出现在的图书过分臃肿,已成为中国出版业一大通病,如果评奖,评委一般倾向于“厚重”的——既然你我都没时间细读,那就只能看“分量”了,十万字的,肯定不如百万字的,人家书写那么厚,肯定下了功夫,以致养成这么一种风气,似乎没有四五十万字根本拿不出手。十几年里这种情况并没有改变。

陈平原认为,书不应以“厚薄”定“大小”,一本十几万字的书籍也能被称为“大书”。三十年前,陈平原和几位学者一起编选的“漫说文化丛书”就是计划做一套“小书”。2020年9月,他主编的“人文书系系列丛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序言的主题也为《小而可贵之书》。可谓将“提倡小书”践行到底。

哪些是优秀的小书?陈平原认为,日本的“岩波新书”主旨就是追求“专门知识的通俗化”、标榜“现代人的现代教养”。在国内,三联书店出版“三联精选”、北京出版社的“大家小书”系列,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袖珍经典”都是“小而可贵”的书籍。

“大家小书”这个中国读书领域的专属名词,源自北京出版社的“大家小书”书系。北京出版社副总编辑安东介绍,“大家小书”是北京出版集团的注册品牌,是受到商标法保护的名品,这在出版业大概是首例。

“大家小书”编委会成员、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很满意自己为这套书撰写的总序。他认为,“大家小书”是“大家写给大家”的书,“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擅长补习,效果未必很好”。袁行霈说,“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

据了解,2002年开始出版至今,“大家小书”系列已经出版了200种图书,有的引导文学欣赏,如袁行霈先生的《好诗不厌百回读》;有的介绍入门路径,如叶圣陶先生的《写作常谈》;有的传道授业解惑,如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有的是学科概述,如张慰慈先生的《政治学大纲》;有的是文化历史扫描,如程应镠先生的《国学讲演录》;有的贯通科学与人文,如竺可桢先生的《天道与人文》。

“大家小书”也深受读者欢迎,2020年,我国有196万种书没有卖出1000册,但“大家小书”中没有一种书的销量低于1000,年销量最高的达到七八万册。2015年,“大家小书”全品种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书目”,曾连续三年获誉“中国好书”。

在大家小书百种纪念会上,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宁说:“我就看着这些小书十本十本地摆在我的书桌上,我差不多每一本都浏览。这些看起来薄薄的小书,读者从中获得的东西却很丰厚。”

编者之守:希望把知识殿堂变为文化日常

北京出版集团人文学术编辑部主任王忠波拿起了他编辑的一本《新建筑与流派》,讲得“如痴如醉”:“童寯和梁思成只差一两岁,当时他们都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建筑……”在王忠波说了二十分钟童寯的故事后,记者打断了他:“可是,很多人并不像了解梁思成那样了解童寯,他为何进入‘大家’行列?”

事实上,童寯的《新建筑与流派》是中国近代最初针对西方现代建筑进行系统性研究的成果之一,该书1977年首次出版,曾是许多建筑学人的启蒙读物。但童寯是板凳甘坐十年冷的低调学者,很少走进大众视野。

“童寯‘藏’太深了。”王忠波说,我做这本书的时候,公众几乎不知道童寯,只是建筑学界知道他,但当这本书出来后,建筑学界已经开始深入地讨论童寯了。“大家小书”做了一个工作,就是拾遗,图书编辑的工作是一个发现的工作,把像童寯这样的人从专业领域“打捞”出来,推到公众面前。

知名的如王国维、冯友兰、顾颉刚等,少为人知的如童寯、常任侠等,在文字中,王忠波看到了前辈学人远去的背影,他希望让大家知道,这些小书可以出现,能够流传,是因为有过这样一批人,他们曾为启蒙奔走,曾为公众写作。

“‘大家小书’的传统不能丢,就是我们做文化普及的传统不能丢。”“大家小书”总策划高立志认为,当下必须有人来做文化普及的工作。

高立志认为,现在出大全集的风气似乎淡了,但极简风劲吹,我们怎么可能奢望半小时读懂中国史,一本书读懂世界史呢?希望读者相信大家、大专家写的东西。我们需要一些体量较小的可靠的小书,大家小书的初衷便是解决读者拣选之难,读多了这些书,可以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能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脉有个大致概念。书系遴选书目的标准是选一些真正的专家认可的书,然后请专家写导读,引导读者读书。高立志说:“但我们现在也碰到了当代的‘大家小书’遴选难的问题,因为当代的学者写小书的越来越少。”

近20年出版了200册图书,这并不是一个很快的速度,编辑团队拿出了十足的“工匠精神”打磨这些精品,一点点文字细节都能展开一场讨论。王忠波说:“我曾经也有7天出一本书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到,但是我不选择。大家小书是有价值观的。”

“大家写小书”的传统不会丢,高立志说,出版界有一批具有同样文化追求、文化定力的同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蓬莱阁丛书”、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等等,都是为当代人遴选的经典。其实,只有作者、编辑、读者进行良性互动,才能进入写好书、出好书、读好书的良性循环,最终形成全民阅读好书的氛围。

“读书就是一颗种子,通过普及思想文化,慢慢地把殿堂变为日常。”王忠波说,“这是我们做编辑工作的意义。”

附采访:

 瞿林东:小书有很强的生命力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从当今的学风来看,我们常常说某某学者有“大部头”的著作,大部头的著作很重要,但是小书对我们今天过分追求的那种“大”是一个很好的补充,甚至于是一种调剂。

真正的学问,用小书就可以表现出来,小书有很强的生命力。比如李大钊的《史学要论》,这本书最早是1924年出版,由于当时一直处于战乱状态,这本书当时没有被很多人注意到。改革开放后,这本书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今天我们看看这本书,很小的小册子,但是讲了文物史观,讲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史学,而这个问题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分不清楚,可是李大钊在1924年就讲明白了。

我经常跟学生讲,这本小书两天就读完了,可以好好想一想对我们治学、做人有什么帮助。历史学里面还有顾颉刚先生的《中国史学入门》等等,读起来会有很大的启发,很多的收获。  

 付帅:书店选书要有讲究

(北京外研书店总经理)

如何在有限的物理空间,挑选并展示出符合书店定位、格调的图书,这对所有的书店人来说都是头等大事。除了大型综合性书城,实体书店一般都会有自己的特色定位,以满足特定读者群的需求。比如,北京外研书店的北外店,二十多年来一直以外语为特色,在人文社科图书方面,则会选择一些经典通识读物,比如重点陈列了外研社出版的“博雅双语名家名作”,该书系有《乡土中国》等一批经典读物的双语版,此外还有“牛津通识读本”等。

具体选品还要多靠“外脑”。外研书店从2018年起成立了一个“选品委员会”,邀请出版社编辑、作家、读者和采购团队共同荐书、选书,并且密切关注各类榜单,以保证选书视野的开阔。

实体书店的存在,很重要的一点是给读者和作者提供了一个偶遇的场域。线上购书,豆瓣等平台评分、读者评价,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本书能否被购买的命运,但是在实体书店,读者可以“看得见摸得着”,更能凭借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他人的评价来选书。茫茫书海,选书很难,但是对于书店来说,其实每一本书能够被选中、摆放出来,背后一定有故事和理由。   

田小果:书海无涯,小书做伴

(北京读者 )

这些年来,每每逛书店都不禁感叹,“大如砖头”的图书是越来越多了,然而静下心来读书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俗话说“书山有路勤为径”,书架上的书确实已经堆积如山,不是默默在角落吃灰,就是翻开了前几页之后就作罢了。想要系统性获得某项知识,可谓难上加难。

去年十一假期我准备去河西走廊旅游,计划从兰州一路向西到敦煌。出发之前感觉自己大脑空空,急需补课,就赶赴书店,无意间买到了北京出版集团的“大家小书”系列中的两本,白化文《汉代佛教与佛寺》和姜亮夫《敦煌学概论》。一路上,只要有空时我就捧起这两本一百多页的小书反复阅读,时不时还拿出笔来写写画画。书中知识可以立刻解答我在旅途中遇到的疑惑,一路上现学现卖,我竟成了朋友们的“临时导游”。

百十来页的小书,为何有如此大的魅力?我想一方面,这套书的作者是名人大家,如费孝通、周汝昌、翦伯赞、白寿彝等,他们毕生潜心治学令人敬仰,读起来有金牌教师当面授课的感觉;另一方面,书中成体系地收纳了这些大家的讲稿,循循善诱,深入浅出,一些普通人感觉艰深难懂的学问,只需几页纸就可以讲明白,书的体量自然也就小了很多。

“入坑”之后,我发现市场上其实有不少这样的“大家小书”: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收录了柏拉图、黑格尔、叔本华等大家的名著,更让我的“老师”们从国内拓展到了世界。无论是日常通勤,还是睡前枕边,总是能够出现这些“小书”的身影,连周围朋友也慢慢吃下了我这颗安利。

打好“地基”之后,再去啃大部头时似乎也没那么头疼了,曾经被“打入冷宫”的那些大书也开始回归书桌核心位置,重新散发出生机。书海虽无涯,如今于我却不觉得苦了。

(记者陈雪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