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平民文学浪潮的继承者金爱烂
来源:澎湃新闻 | 时间:2021年02月07日

  “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

  这是韩国电影《蜂鸟》的一句话。在重读作家金爱烂的小说时,我又想起了这句台词。之所以把它们联系起来,是因为无论是《蜂鸟》还是金爱烂的小说,它们有着相似的亲切感,这种亲切感怎么说呢,你知道它们是很严肃的文本,但不遥远,它们不像很多严肃的内容冷冰冰的、给人高不可攀的感觉,它们的主人公就是最普通的一批人,笔触也是饱含恻隐之心的,在阅读金爱烂的小说时,我一直在思考这种亲切感如何而来,直到想起《蜂鸟》,我想自己有了答案。

  金爱烂《蜂鸟》是这样一部电影:它的亲切感来源于对人物的“珍视”。因为摄影机和人建立了平等的关系,透过摄影机,我们看到的不是被奇观化的女孩,而是一个女性真实而难以定义的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摄影机给的不是答案,而是破除答案,它回到1988年,回到少女看似平淡却又细腻丰富的生活。在这里,摄影机对待女性既非轻佻的指点也不是怜悯,而是感同身受后温柔的凝视,即便在不为人知的角落,也有摄影机陪伴着孤独的恩熙。金爱烂的小说也是如此。无论是《外面的夏天》还是《你的夏天还好吗》,她给予读者的是一种陪伴感。她让你感觉文字后面的不是一个咄咄逼人的作者,也不是充满智识却一脸优越感的人,而像是个亲切的大姐姐,一个住在宿舍里、对舍友充满共情心的人。我没有接触过金爱烂,但在阅读她的文字时,我想她的小说或许多多少少都有身边人的影子,当她回忆这些身边人时,她想到的不是呈现一个“奇观”,而是怎么把人物最真实的一面表现出来,又不至于让读者生出廉价的怜悯,而是一种建立在平等关系上的——感同身受的触动。

  深藏在轻盈文字里的焦灼

  身份(Identity)这个词在词源上起源于拉丁语的限定词“idem”,大意是指代人或物的同一性。1950年代,由它而产生的身份认同(Identity)一词在社会心理学领域流行,它建立在一个启蒙主义信仰瓦解、个人主义流行的年代,20世纪的一个大主题,就是人类对自我和自由的追求,身份认同这个概念被提出,可谓恰逢其时。

  关于身份认同,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曾做过这样的表述。他说:

  “谈论现代意义上的认同,对我们几个世纪以前的祖先来说,是无法理解的。欧洲中世纪乃至近代早期的道德谈论,都是在普遍主义的框架下展开,所有人类的行为标准都有一个确定的指向,人们通过这种指向获得一种绝对的行为指引。启蒙运动试图解构人生活的超验维度,在个体主义基础上建立一种普遍主义人性,从而打造一种世俗和理性的生活方式。在浪漫主义的冲击下,这种个体性和普遍性的微妙组合瓦解,浪漫主义对个体感觉的强调,夸大了个体差异,从而使得普遍术语变得毫无意义。”

  查尔斯·泰勒是站在哲学家的高度,担忧身份认同及其引起的身份政治问题,让人们日益陷入支离破碎的境地。而在金爱烂的小说里,那些平凡人没有心力关心如此复杂而宏大的哲学表述,但他们实际上陷入了查尔斯·泰勒所说的困境中——一个身份的危机。这个危机并不是种族或者国家身份上的,在韩国,年轻人很少有这样的焦虑,但他们会受到另一些元素的影响,比如阶层、外表、收入差距、在社会中处于边缘或中心的位置,以及居于城市群租房的状态等,在这个意义上,韩国青年的困惑,倒是和中国青年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我们在读金爱烂的小说时,其实并不像是在读远方,而是在读附近。

  金爱烂成长于民主化年代,她处理的不再是韩国民众如何争取民主的议题,而是与千禧一代更密切相关的——个体化社会中所产生的问题。在她的小说中,一个人对自我的追问、对“我”与“他者”关系的探讨,是一条贯穿小说的主线。

  我印象最深的,是《你的夏天还好吗?》这个小说集的同名中篇,这是一篇轻盈但内核沉重的小说,女主人公“我”虽然没有明说,但一直为自己膨胀的体重感到自卑。曾经憧憬、爱慕的前辈突然约自己出去见面,“我”犹豫再三,终于下定决心出了门,满怀少女气的叙述里,却是内心百感交集的情绪,金爱烂没有把小说重心放在俗套上,而是深入女主人公的内心,让读者看到了偏见与虚伪会对一个女性造成怎样的煎熬。

  在这篇小说中,“肥胖”的身份特征困扰着女主人公,更进一步说,我们可以说她是韩国整容潮流里,对自我外表不自信的女孩的一个缩影。在东亚,韩国是整容业最发达的国家,也是青年人外形焦虑最沉重的一个国家。韩国大部分青年都做过整容,有把整个人变了个样的大整,也有稍微调整眼皮、下巴或脸颊的小整,韩国批量打造美貌明星的娱乐产业、身边人外貌的对比,还有将外形与阶层挂钩的社会评价体系,无形中都增强了韩国青年人的外形焦虑,不自信,成了很多人的自我困扰。

  《你的夏天还好吗?》在《你的夏天还好吗?》这一小说里,金爱烂就带领我们回到焦灼而难熬的夏天,通过一个不自信女孩的内心世界,让相似的人,看到了遥远的自己,由此达到感同身受的叙述魅力。金爱烂小说中具有召唤力的不是一个宏大的集体,也不是像宗教一般不容置疑的信仰,而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相似的身份困惑,他们行走在这个世间,共同经历着自我认同的危机。比起疲倦、劳累这些词,在金爱烂的小说里,紧张是一个更深藏在文字中的词汇。体型膨胀的女孩面对前辈感到紧张,普通人进入豪门,在金银瓷器里的无所适从,也内蕴着紧张。《虫子》里,群租房内逼仄的关系是紧张的。而在《遮挡的手》中,就连看似温馨的母子关系,也横亘着一道难以逾越的沟渠。

  在小说《遮挡的手》中,金爱烂频繁地使用“吃饭的手”和“遮挡的手”这两个意象。小说中,在母亲目光的注视下,儿子梓伊手的骨节一天天变粗,母亲一厢情愿地觉得这是梓伊“成长得很好”的表现,她欣慰地叮嘱儿子:“梓伊呀。多吃海带,对骨头好。”但她忽略了跟随“吃饭的手”一起变粗的还有“遮挡的手”。如果说“吃饭的手”象征着母亲对儿子的关心,“遮挡的手”则暗示着两代人之间的隔膜。其实,这种隔膜是双向的,母亲无法理解儿子因特殊身份而承担的焦虑,儿子也许久不知道,母亲当年跟丈夫分手的真相。他们都给自己留下了阴影,这块阴影只有自己能留下,即便是血缘最深的至亲,在某些时候,却也和路人没什么区别。

  2、把自我连接成彼此的索道

  和许多仍沉浸于青春叙事的作家不同,金爱烂写青年和爱情,但不沉溺于感伤和抒情,她清脆而洞察的笔法,让她像是一位早熟作家,提前进入了写作生涯的高峰期。当遥远的爱尔兰刮起一阵萨莉·鲁尼旋风(这位作家凭借《正常人》《聊天记录》风靡全球),同样书写千禧一代的金爱烂,也在韩国收获了年轻人的喜欢。

  金爱烂写出了现代人的疏离,呼应着这个时代弥漫着年轻人群体中隐忍的彷徨。这背后仍旧是一个古老命题的追索,也就是“我是谁”,我如何在这个世上,获得生命的实感?在共同体瓦解、普遍信仰旁落的背景下,身处韩国这样金钱渗透到每一个毛细血管、商品化已经无孔不入的社会里,金爱烂笔下人物选择的一个出路,是对感同身受者的联结,身份,合在同一身份上相似的哀伤,成为人物彼此珍视的理由,他们在孤寂的社会里,把自我连接成彼此的索道。

  《水中的歌利亚》一段话,让笔者念念不忘:“我有点儿孤独。前不久刚刚失去父亲,现在不会连母亲也要失去吧?这想法让我焦虑。这种时候真希望自己有兄弟姐妹。如果有他们,像现在这样黑暗的日子,全体子女可以聚在一起商量。有人在所有的方面都比我出色。埋葬父亲,安慰母亲,换灯泡,处理杂乱的告知书,等等。甚至,他们可能比我更爱哭。”

  金爱烂写个人,但没有流入个人主义的陈词滥调。她的小说之所以能在青春作家中脱颖而出,就是在于她在自我之外同时看到了他者,她书写个人身份认同的危机,但并没有放弃“我”与“他者”连接的可能。那些经历伤痛的人,最后会在冬夜的街灯下相遇,金爱烂处理过不少实际上和她本人生活完全不像、需要认真去感受他人生活才能写出的题材,比如《您想去哪里》里,半瘫在床、失去弟弟的姐姐,与失去丈夫的妻子之间因为一封信产生的联系。《卢赞成和埃文》里,失去父亲的卢赞成,与埃文的相濡以沫。这些情节处理不好,容易猎奇、生硬,但金爱烂仍恪守着笔端温柔的质感,她让笔下受伤的人不纯粹是一个弱者,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他们如何扛起生活的重量。

  3、青年作家背后的平民文学底色

  如今,金爱烂已经是韩国八零后作家的代表,我们看待她的文学,不仅仅是阅读几部好看的作品,也是以她为契机,重新审视邻国的文学。

  当韩国电影风靡全球时,韩国的文学也在悄然进步。得益于宽松的言论氛围和文艺扶持项目的支持,在娱乐工业高度发达的韩国,文学非但没有“娱乐至死”,反而与娱乐业、影视工业高度结合,形成一片丰富的田野。在韩国既有想象力充沛的类型化文学,也有深入介入现实、又能用巧妙文学手法表现的严肃文学,韩国文学的一条重要脉络是“平民文学浪潮”,这派文学注重写实,从普通人的视角出发,通过对普通人生活与心理的刻画,让文学在民众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

  金爱烂是韩国平民文学的一位继承者,在她背后既有深厚的写实主义传统,也有韩国作家在吸收欧美现代派文学实验后,自觉进行的一些文本探索。因此,评论金爱烂是一位写实作家或现代派作家都不够准确,因为她既写出了精确描摹生活细节的小说,也不乏《你的夏天还好吗?》里的意识流书写。在《虫子》等小说里,金爱烂则借鉴了卡夫卡的表达,将寓言吸纳进自己的小说谱系中。

  可以说,金爱烂代表了这样一类作家:学习现代派的小说技法,又自觉地把题材像民众靠拢,力图创作出雅俗共赏的世俗小说。

  金爱烂出身于1980年代,那正是韩国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时期,当时执政的全斗焕政府是军人独裁上台,他自知合法性有亏,为了笼络民心,也为了得到美国支持,实行了芝加哥学派提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策略,大开市场,推动私有化,在他执政期间,好莱坞电影在韩国刮起风暴,美国货大量涌入韩国市场,这也是美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上全方位渗透韩国的一个缩影。军政府在当时取得了经济上的突飞猛进,却也造成了社会更加贫富不均,底层生活状况无法得到改善。等到了民主化运动胜利,民主选举取代了军人专政后,韩国的言论生态、创作氛围虽有改善,但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未得到缓解,一批工人、小市民在垄断资本主义深入骨髓的韩国被加速边缘化,这种边缘化不仅是经济上的边缘,也是文化和政治地位的边缘,他们在社会中被遮蔽、被驱逐出大城市,但江南区的富豪们依旧夜夜笙歌。

  有感于此,金爱烂决定为普通人书写,为受困者言说。她作品里的主人公多是小人物,遭遇的困境也能让一般人感同身受。金爱烂关注到千禧一代普遍的敏感、疏离和高度的个人主义,但她并不用消极、批判的笔触描绘他们,而是保持了乐观、轻盈的风格,即便书写井底之事,也不忘手握希望的绳索。

  例如在《虫子》中,金爱兰用蟑螂隐喻贫困者。《虫子》开篇从建筑结构入手,金爱烂像个规划师,不紧不慢地勾勒出蔷薇公寓里的群像,她注意到蟑螂这个细节,在小说中不吝笔墨地写到叙述者“我”看到的蟑螂,那是“我”看到最大的蟑螂,“我使劲往浴室地板上喷酸性洗涤剂,然后给丈夫打电话。正在大丘出差的丈夫说没关系,那东西不会常住室内,只是过路的蟑螂,让我不要担心。后来蟑螂又出现过几次。更恐怖的是不起眼的小虫子。黑暗之中,胳膊上能感觉到轻微的蠕动,开灯看时什么都没有。感觉到了,却又抓不住。从窗户进来的吗?装空调时打的孔和细微的缝隙都仔细检查过了,真不知道它们究竟是从哪儿进来的。”蟑螂是租户们的隐喻,他们就像这些黑色的虫子,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爬行,被上流人嫌弃,被不留情地清洗,但他们又有强劲的生命力,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金爱烂写群租生活,写寄生社会,不动声色地刻画城市打工族的辛酸和坚韧,在《虫子》一篇中,读者既能看到作家的社会关切,也能看到她细腻的隐喻。

  最近十年,金爱烂笔耕不辍,继续创作了长篇《我的忐忑人生》、短篇小说集《外面是夏天》,这两本小说分别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出版,都已经有了中译本,相对来说,金爱烂的中短篇比长篇更出色。在新小说中,她延续了自己的风格,或许是结婚生子的影响,她的语言更平实,也更多了一分苍凉。

  就像《外面是夏天》的译者徐丽红所说:“她的语调低沉了许多,似乎生活的重量增加了许多。比如《立冬》,讲述一对历经两次流产终于有了宝贵的孩子,努力生活,却又因为意外事故而不幸失去孩子的故事。‘孩子的成长速度真是快得令人惋惜。’‘琐碎而无聊的日子一天天积累下来成为四季,四季积累下来就是人生。’读着这样的句子,我相信这不仅是主人公的感悟,也是作者本人的深切体会,格外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外面是夏天》金爱烂的小说清新但不轻浮,她书写去奇观化的生活,采用的并不是一种直白的、立场先行的控诉或苦闷姿态,而是在文学中建立受困者的主体意识,让每一个落入尘埃者都有自己的尊严。在韩国诸多作品弥漫着控诉腔、强烈的戏剧冲突的情况下,金爱烂的温柔一刀,反而自成一体。不过,在阅读金爱烂的作品时,笔者仍有感到不满足的地方,这并不是由于小说格局的问题,而是金爱烂正处于自己写作的舒适区,她的风格已经定型,但如果要更进一步,需要更有挑战性的书写,那是一种更难以定义、更挑战读者的书写,在打破作家固有的舒适区的同时,也要求更大胆的想象力和对历史更复杂的认知。在金爱烂的小说里,历史感的缺失、对形而上问题的浅藏辄止,是她现阶段小说的局限,这实际上不只是她一个人的困境,也是千禧一代作家普遍需要克服的问题。(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