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大风起兮云飞扬
来源:《扬子江文学评论》 | 时间:2021年01月08日

文/阿城

  二十年前我有一个小册子叫《闲话闲说》,讲的是中国世俗和中国小说。为什么今天在这儿重提它?是想把这些“话”跟我们的文明、文化更多地做一些联系。

  中国的基本文明和文化状态,没有我们想象的糟糕。现在很多人都忧心忡忡,那么多人忧心忡忡,证明这个社会没有崩溃。如果都不忧心忡忡,那这个社会已经崩溃了,不需要再操心了。忧心忡忡这个东西是我们的文脉,这个文脉是由儒家,也就是孔子传下来的。大家都知道雅斯贝尔斯说过,公元前800-200年的时候,世界几大文明,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些觉醒者,就东方来说,孔子是一个。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觉醒,是什么觉醒?是巫教社会当中的觉醒。

  巫教社会,按荣格的说法,只有集体无意识和集体潜意识,没有个人的意识和思维。到孔子这里,孔子有了个人意识和思维。那么我们都知道,“子不语怪力乱神”,不管是怪力、乱神,还是怪、力、乱、神,都是巫教的构成,孔子不谈论,拒绝,回避。为什么不与之抗争呢?晚孔子一百多两百年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觉醒者,就是因为对古希腊诸神不敬,被判饮鸩酒而死。

  中国殷商之时,整个社会是崇尚鬼神的。到了周代,开始有自耕农。周代有井田制,什么是井田?就是“井”字四边的其他这几块都是私田,这些私田是自耕农的,但这些自耕农他们同时要耕种当中的这块公田。《诗·小雅·大田》说,“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雨下在公田,也把私田浇到了。公田的收获是贵族的消费来源,私田是自耕农的养家之本。我猜测这是周代的礼制规定,这个礼,有宪的意思,不可以违犯,否则私田就得不到保护了。我又猜测孔子的有个人意识和思维,与私田这种现实存在有一定关系。

  这种井田的模式,后来就移入到宗法社会的祠田。每家都有自己的田,但有一块是公祠的田,公祠的田的收获是交给祠堂的。祠堂拿它来做什么?做很多事情,其中有社会保险。比如李姓中有人得了大病,他个人完全负担不起,由族姓公议给他补助,帮他渡过难关。老爷子还是死掉了,寡母孤儿需要救助,还是公田里面资助。又如姓李的宗法圈子里,有一孩子特别聪明,念书不费力,这个族长就召集各家商议,说送李家的二小子去读书,但是他的寡母拿不出这个钱,那就宗祠来出这个钱。他就一路念到什么清华、北大,后来去了美国,读到博士。这样的人是一定回来的。他知道他怎么上的学,是祠田养他、宗族养他,因此他回来不一定是什么报效祖国,而是要报效宗祠。他的感恩非常非常具体。所以我们早期那么多在外读书的人会回来,跟这个宗亲制度是有关系的。抗战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回来?也跟这个东西是有关系的。所谓“叶落归根”,归的是宗族这个根,族谱上要记载下来,供后人祭祀。宗族也可以是移动的,例如南方的客家人。各国的唐人街,组织构成都是几个姓的宗祠,当地选举,竞选的议员、市长都来拜票,宗祠族长就提出一些要求,例如改善环境啦,提高待遇啦,承诺,这一姓的票都投你,不承诺,就不投你。

  关于“爱国”,一直在讨论。之前没有这个问题,之前是社稷,社稷这个概念现在消失了。社稷是什么?就是生我养我之地,祭祀祖先之地,非常具体,有感情在里面。爱一个东西要非常具体。国?那是王的,秦以后是皇帝的,与百姓无关,所以顾炎武才会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不是国家兴亡。天下兴亡,讲的是文明,文脉。

  在先秦时代,除了孔子,还有没有觉醒者呢?有,还有一个老子。据李零先生考证,《道德经》的出现,在战国时期,假托老子之名。中华书局2004年出的高明著的《帛书老子校注》,应该是最好的本子,集中了汉以前的出土文献互校。

  与孔子一样,《老子》通篇也是不语怪力乱神的,它讲宇宙秩序和按照这个秩序而来的权力的行止。它讲“上”对“下”是柔的,弱的,如水一样没有自己的形。下,则是有形的、创造的、生长的。上善若水,才可以随下的形,上若有形,则会砸毁下的形。这是《老子》的核心,道家的核心,它其实与孔子并不矛盾,是同质的觉醒者。《老子》的这一核心,非常类似社会学的“小政府”。“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讲的不是封闭,而是比喻可以互不侵扰到这种极端地步。

  秦统一了六国,实行郡县制,贵族不再有分封建制,开始了以吏为师。从湖南出土的里耶秦简观察,上的权力向下甚至超过县,达到乡、里,紧张度起来了。暴力推翻了秦,刘邦建立了汉朝,虽然还是郡县制,但紧张度下去了,尤其是汉初的文景之治,用黄老之学,其实就是用《老子》的“上”无为之治,“下”才能够有生长、创造之力。

  皇权不下县,应该是汉朝郡县制此一时期形成的。县以下,宗法自治,乡约,再加上乡绅的威望以及润滑,形成了所谓的世俗社会。

  这个世俗社会比较有效地抗衡了绝对权力,保护了底层之私。没有“私”,社会不可能有活力。到了国民党的民国,权力已经试图往下走,但一直是宗族顶着这个权力。梁漱溟在山东县一级去做农村改造,后来他跟毛泽东的冲突也在这儿,他认为他了解农民、了解农业、了解农村。毛的意思是“你有我了解吗?”其实梁漱溟了解的是“皇权不下县”的农村,毛的意思是要突破县级,再下,到村,支部建在连级。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断代。之前的周,天下事与贵族有关,与民无关。贵族社会是有规矩的社会,之间是鲁迅批判的那个fair play,有规矩的游戏:如果我把剑抵在你的咽喉,你就是输了。我不需要刺进去,你也不需要再拼命。认吗?认,好,这就是规矩。规矩使输赢的成本降低。

  毛泽东说“蠢猪式”的宋襄公,就是这种规矩范儿——宋是殷商遗族的封地,宋与楚在泓水交战,楚军渡河,子鱼说趁他们渡河,现在攻击吧,宋襄公说人家正渡河呢,这种时候不能打。为什么不能打?因为规矩上不能打。对方上了岸了,子鱼说趁他们还没编好队伍,打吧。还是不能打,不合规矩,这就像对方还没摆好祺,你就先出子儿了。必须要对方排好队,对方排好队了,才可以打。一打,宋襄公败了,自己还负了伤。

  晋与楚在邲开战,晋军败了撤退,战车败逃时陷进泥里,追击的楚军上来帮助晋军修好车轭,然后继续追赶,结果晋军战车又坏了,楚军上来说拔掉车上的旗子就好了,晋军得以再跑,楚军也就再追。那时还规定败逃一方如果跑出五十步,胜方就不可再追。成语“五十步笑百步”就是这么来的,逃到五十步的人笑话逃到一百步的人:何必呢?逃出五十步就可以了。

  这样的一种费尔泼赖的游戏思维,我们现在完全没有了。战国末期,秦国争战六国,就已经不是这样了。之前领取战功,只要把对方的左耳割下当成凭据,有个专门的字“聝”,读国,左边是耳,右边是或。为什么是左耳?因为古人射箭拉弦的右手靠在右耳上为瞄准,最后你回到家乡仍然可以打猎为生或参加乡射礼。但到了秦,领功的凭据就是人头了,“馘”,这个字还是读国,但左边是人头的首,右边还是或。所以为什么说秦被称为虎狼之师?就是它砍头。被砍头就完蛋了,回不了家乡、子孙祭祀不了自己。那就望风而逃,赶快保住这个头。

  为什么要讲周代的贵族?因为它牵扯到我们要讲的诗。诗在中国发生很早,我们知道《尚书·虞书·舜典》里说“诗言志,歌咏言”,所以诗不但发生很早,而且与歌是有区别的,功能不同。什么情况下要用诗呢?就是当有目的要达到,有状态要改变,通常我们说的志向;什么时候要用歌呢?就是我们有喜怒哀乐人之常情要表达。贵族有志向吗?应该没有,该有的都有了,而且是世袭的,但有喜怒哀乐,所以有歌就足够了。贵族的世袭,由于长子继承制,几代之后就有无爵无产者,落到低的级别,最下为士。经过百年以上,士的阶层人数大量增加,但他们不是庶人,《左传》告诉我们:庶人是没有尊、卑之别的,只有亲、疏的分别。所以卑士可以学点服务贵族的本事谋生。孔子办学,就是为这样的士的,其中的“御”,相当于现在的驾校。孔子常常讲到志,到了学生曾子,《论语·泰伯》记录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到,志,是士的心态。再到孟子,更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等等,至今还是励志名言。

  欧洲的经典音乐,也是有这种区别的。海顿去英国,为贵族的喜怒哀乐作曲,是歌的性质,所以很容易感受而且好听;晚他一辈而同时的贝多芬则是大多为志而作曲,第九交响乐是志的顶峰。

  从周代的贵族家国,到了吏治的郡县的汉代,刘邦得天下,作《大风歌》,唱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志满意得,却还有忧虑,但可见庶人出身的刘邦可以言志了。而楚旧贵族项羽的《垓下歌》是:“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对名驹美人的痛彻心扉之悲,喜怒哀乐之哀。刘、项二人都观望过秦始皇,刘邦是“大丈夫当如是”!庶人之羡;项羽是“彼可取而代之”,战国贵族的平视感。

  所以刘邦的汉,是中国各种意识和行为的一个大分水岭,细节到庶人可以言志,以及“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刘邦的当权,汉朝的祭祀礼仪内容有相当多的改变,例如虽然还保有传统下来的天极崇拜,但开始明确出现日、月崇拜,出现东王公、西王母崇拜。这些应该是刘邦家乡被周、秦压制的底层崇拜,现在翻上来成为上层崇拜。刘邦的家乡是东夷故地,楚文化应及之地。汉代的艺术反映出底层的各种欲望,宴饮是一个重要题材,在此之前,周代贵族社会的艺术中是没有宴饮题材的。现在好了,杀猪宰鸡,大瓮盛酒,观赏杂技,笙管齐鸣。

  我小的时候,上世纪50年代北京,京戏当然是最有名,但同时还有地方戏,比如川剧、山西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北方昆曲,基本上在北京是轮流不断。为什么?因为中央首长都是地方上的,不太喜欢京剧,喜欢地方戏。这很像汉代的一个景象。汉画像石上还有很多,什么孔子见老子啊,属于上层的话题。还有很多神仙传说,东王公、西王母啊,原来是底层的东西。底层里的街谈巷议,太史公写《史记》能搜集到那么多的东西,那就其实是街谈巷议。他自己本身有国家图书馆,有系统性的传下来的材料,同时他跑了那么多地方,听的大部分应该是街谈巷议,再把街谈巷议和真正国家系统联系起来,《史记》才会写得那么生动,写得像小说。这些东西开始浮现起来的时候,世俗层的小说开始出现了。

  世俗一直是中国小说最坚实的支持力量。做现代小说的时候,对于这个主流究竟是持颠覆态度,还是把它作为资源发掘?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我只是提醒一下。

  古代社会,道德有区隔——“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大夫以上那些人都要学礼知礼,礼的限制很严格,触犯了,信用就崩坏了,比用刑还厉害。而礼对庶人,繁杂,太难了,不识字,很难学,让他们记住运用,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是就事论事,刑罚,相当于做错了给一巴掌,“记住了吧?”“记住了,下次不会了”。这就是道德区隔,针对性的,各有其效,治理成本低。

  我们小的时候,上学不许骂人,就是不许带脏字儿,这是最没商量的,老师直接就是训斥。如果说拐着弯骂人,老师听出来要说你“这是骂人!”如果没听出来就混过去了。

  那什么时候这个水层给打穿了,就是苦水和甜水打穿了,全都是苦水?是“文革”,红卫兵。红卫兵刚开始打流氓、抓流氓,后来发现这个流氓说话特别有意思,吃饭不叫吃饭,叫“搓”,就学他们这个话。《老炮儿》这个电影,没有把这一层揭示出来,把这一层揭示出来,这个电影会非常有意思。当时红卫兵以说流氓话为荣,而流氓以能穿军大衣为荣。后来冯小刚不也穿着一个假军大衣嘛,那意思就是“红卫兵是我哥儿们,西城平趟”。这两个结合起来的时候,苦水层就进入甜水层,区隔没有了,窜了。刘索拉有一次告诉我,六六年八月份的时候,因为不会骂人和不会说脏字,自觉特别地落后,被其他红卫兵看不起。她就专门在她们学校大操场扯开嗓门练骂脏话。就是清水层跟苦水层这个关系。道德区隔这个关系,是文化大革命破坏的。

  中国的这个世俗传统,和由此产生的跟世俗有关系的小说啊等等,它有一层东西,它是解决什么呢?解决下层道德。这个道德的教化问题,它主要就是劝善。善,需要劝,证明“善”这件事比较难做。我们说我们很善良,不是,我们不善良,如果都善良就不用劝善了,是都不太善,所以要有很多方法,例如说“这么做会有报应”。这个是世俗小说很重要的一个功能。说书也是,他一开始时候定场诗,就要讲出“大轮回”、报应什么的,不能做这件事啊。然后就开始进入不善良的细节。他先是善的宣言,完了是不善的细节,结尾呢再有一个善的教训。大约是这样的。

  艺术,不光是文学——小说、诗歌,它是改变你的状态。至于这个“改变状态”有没有什么用,我觉得可以不讨论。但是如果真要说的话,同一件事情你去做,你的状态不同,结果是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

  那么“诗”,我们现在常说的“意象”,是什么?我老是愿意举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为例。这四句不互为因果,不是因为“两个黄鹂鸣翠柳”,才造成“一行白鹭上青天”,不是,它们互不相关。但是这四句排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东西,说不出来的,不能复述的东西,是你“意”的那个“象”,升起来了。哦,你觉得起码是很开阔、很辽阔。你的状态会唤起你精神状态。唐代的诗发生了意象大爆发,从根本上与歌区别开了。初唐的文士想有所进取,要加入军事幕府,到前线,所以多边塞诗。即使到了盛唐,像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种边塞意象,还是出类拔萃,而且他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千古绝响。如果你想把这个状态跟别人说,您想跟别人说“哎呀我读了这首诗感觉怎么怎么样”,没有用的。把这首诗念给别人,那个人在心里头,这四句一碰,哇,也起来了。这个就是意象。意象不是靠逻辑造成的,也不能依逻辑得以另外复述。难就难在这里,一是写难,二是读难。

  中国最早的“诗”,一是言志,二是到了唐代以及之后,必须有意象产生,才叫诗。那我们看古罗马的贺拉斯在《诗艺》中讨论的其实是歌,后来的著名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仍在推敲前韵、后韵,还是歌的状态。而韵在中国古歌、诗的范畴里,韵是题中自有之义,并不特别讨论。西方,到了像艾略特、庞德,他们读了唐诗以后受到启发,就是不以语法连接,让词直接碰撞,产生一个不可再言说的东西——“意”,升起来了。由此现代英美诗最本质的是要能产生意象。

  因此我们再从上世纪60年代末读起,根子的《三月与末日》是第一首有强烈意象的诗,诗人多多回忆说第一次读到的时候觉得被深深“冒犯”,这就是以歌当作诗的误会状态下,被真正的诗才会产生的意象所冒犯。北岛早期的诗,都是歌,像“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是歌,以喻表达愤怒的歌。北岛后来有很多诗,意象感特别强。意象也有明晦,读者也有敏钝的差别,所以上世纪80年代有“朦胧诗”的叫法,是钝者茫然的反应。分清楚诗和歌的区别。

  意象产生的时候,其实就是你的状态有所改变。我个人认为艺术只是这一部分。有的人愿意把状态改变说成是升华,或等等等等,总之你阅读、观看之后,你的状态改变了。你以一个新的状态去做事情,结果会不一样。

  到王国维,他在《人间词话》里提出了“境界”。他认为诗词有境界之别,境界又有高低之别。非常好。诗言志,志有大小。诗可以产生意象,意象有境界之别,又有高低之分。于是,不管是世俗小说也好、先锋小说也好,古诗词也好,新诗也好,如果它在某一点上有境界浮出,我们的状态随之有变化,就是艺术的目的与意义。如果它没有改变你的状态,就不是“艺术”这种概念。比如某首流行歌曲,它提升你的状态了吗?如果没有,只是安慰你原来的状态,就是“歌”,而不是“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