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治纲:油菜坡里的“乾坤”
来源:《长江文艺·好小说》 | 时间:2021年01月05日

文/洪治纲

  晓苏是一个喜欢讲故事的人。他自觉遵循福斯特对小说的定义:讲好一个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一直在努力践行本雅明所说的讲故事的传统。所以他的短篇小说都比较好看,非常热闹,或峰回路转,或曲径通幽,常让人领略到欧·亨利式的叙事机趣。

  就我个人的阅读而言,晓苏的短篇主要集中在两个表达领域:高等学府和那个叫油菜坡的乡村。在以高校为题材的短篇中,晓苏凭借自身丰富的生活体验,以及对高等教育发展问题的深切思考,常常以轻松调侃的笔调,在亦庄亦谐的叙事中,揭开了一幅又一幅隐秘的面纱,让我们看到当今高等学府中诸多体制的弊端和人性的痼疾,令人啼笑皆非,又沉思良久。在以油菜坡为载体的短篇中,晓苏则拥有两副面孔,一副是怀抱温暖的人性,在各种伦理的缝隙之中,呈现人世间的真情或底层百姓的质朴;另一副是以戏谑之笔,嘲讽乡土社会里世道人心的功利化变迁,鞭笞之中,溢满作家的无奈之情。

  这里所选的短篇《海碗》《我们应该感谢谁》,都属于晓苏的油菜坡叙事。在我看来,它们也恰恰体现了晓苏面对油菜坡的两副面孔。《海碗》属于温暖人性的守护之作,乖张的人物性格和言行之中,饱含了某种至死难舍的情感记忆。它是一种立足于当下的历史遥望,也是一种内心深处的精神秉持。而《我们应该感谢谁》则从中国传统伦理出发,通过物质性的酬谢,撕开了乡村社会变迁中日趋诡异的人性景观,并对乡土中国的未来发出了质询。它们都是很热闹的小说,叙事跌宕起伏,人物之间的关系充满张力,或历史与现实纠缠,或伦理与人性冲突,让我们从油菜坡的小村庄里,看到中国乡村社会中复杂的生存景象。

  作为晓苏审视中国乡土社会生存形态的一个载体,小小的油菜坡,既蕴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伦理基质,又打上了时代变迁过程中的精神烙印;既承载了血缘亲情的内在结构形态,又映现了世俗欲望驱动下的人性错位;既牵扯着遥远的城市化想象,又有着独立自足的生活空间。油菜坡里的中国乡村,似乎隐含了晓苏的某种叙事雄心,即以此岸世界的忧思,寻找并抵达彼岸世界的缅想。这种叙事雄心,在《海碗》和《我们应该感谢谁》里,同样可以看到某种端倪。

  从故事层面上看,《海碗》多少有些传奇的成分。九十多岁的外婆虽然老得不成样子,但越活越精神,每顿饭要吃一大海碗,还加半碗汤。这当然有些超常。所以连“我”的父母都担心自己死在外婆的前面。但在这个传奇的人物身上,还附着了更多的传奇。首先是那只破旧的海碗,几乎是外婆永不离身的宝物。外婆与父亲的几场冲突,都源于这只海碗,而且外婆以绝决的姿态,最终捍卫了海碗。当父亲忍无可忍地将海碗扔进了屋后的藕塘,居然也被外婆找到了,似乎海碗与外婆之间,有着神秘的心灵感应。其次是那个受伤的剿匪战士,他藏在苏家寨的山洞里长达两个月,由外婆调养并恢复健康。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根据油菜坡的各种传说,再加上外公的英年早逝,也成为无法解释的历史之谜。最后是乞丐的出现,从不让人分享海碗中任何食物的外婆,竟以充满母性的情感,将食物给了这个可怜的乞丐,仅仅是因为他长得像当年的剿匪战士?外婆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传奇,是由于她的内心藏着太深的记忆。它是情感的,也是人性的,忘不了,也舍不掉。或许它有违于我们传统的日常伦理,但它无疑支撑了外婆作为女人的漫长人生。

  外婆的传奇是隐秘的。这同样与晓苏对叙述者的设定有关。作为孙辈的叙述者“我”,当然无法清晰地了解外婆的人生。外公去世时,母亲也只有十岁左右,父亲作为外乡人,对此更是一无所知。这意味着,“我”要解开外婆充满谜团一样的漫长人生,只有通过一些必要的冲突去抽丝剥茧。为此,晓苏设计了三场颇有意味的冲突。第一次是搬家,父亲发财之后弃旧迎新,很自然地将矛头指向那只旧海碗,导致外婆绝决的抗争。这次抗争,表明了海碗是外婆生命里的重要信物。接着是在新居里,父亲将外婆的海碗摔破,导致外婆直接绝食,直到海碗重新锔好,外婆才恢复常态,而且为了守住海碗,外婆宁愿每天在卧室吃饭。这次冲突,表明了海碗就是外婆的生命。海碗在,生命便在。第三次是父亲将海碗悄悄扔进了藕塘里,居然让外婆找回来了。这次冲突,将海碗上升到灵魂共振的层面,即海碗与外婆的灵魂彼此呼应,休戚与共。从信物到生命再到灵魂的相依,晓苏以不断蓄势式的叙述,完成了海碗在外婆心中的意义,也使我们看到了海碗所承载的极为幽深的历史记忆。

  读《海碗》,很容易让人想起晓苏的另一个短篇《花被窝》。它们都选择了看似日常却又不太引人注意的意象,并以此作为整个小说叙事的纽带,推衍人物内心某些隐秘的情感。这种写法当然算不上新奇,但体现了晓苏对日常生活的观察能力,也体现了“小说从小处着眼”这一基本叙事原则,因为无论是海碗还是花被窝,都是乡村日常生活中每天相随的东西,也是最容易承载人物内在情感的物象。如果换成某些颇为稀罕的物件,可能会导致叙事在说服力上出现问题。

  说到小说的说服力,最关键的,还是作家要建构坚实的逻辑依据。当作家在构筑小说的整个故事框架时,基石要结实可靠,情节转换要合乎情理。由于晓苏擅长传奇性的故事编撰,叙事的说服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我们应该感谢谁》里,父亲中风后觉得自己来日无多,一定要返回油菜坡。油菜坡对他来说,是生活之根,也是生命之根,因为他的世界是建构在这块土地上的,即使他的孩子都不在身边,但他熟悉的生存经验、获得认同的群体关系以及世俗欲求的资源系统,都处在油菜坡。所以,父亲死活都要回到油菜坡,即使子女无法回乡照顾。这是传统中国农民永远也无法舍弃的土地情结。小说正是在这种坚实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故事。当父亲去世之后,他也顺理成章地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叶落归根。

  当然,随着父亲葬礼的完成,摆在子女面前的伦理问题出来了:要感谢侍候父亲的乡亲们。首先当然是村长尤神,因为他最早主动提出来可以照顾好父亲,事实上,尤神也确实做到了,“尤神每次都说我们的父亲很好,有专人给他煮饭,有专人为他洗衣服,还有专人陪他睡觉,让我们不要牵挂,只管安心工作。”但是,当“我们”买来电视机等贵重物品感谢村长之后,钱春早却出现了,因为他的老婆每天都给父亲做饭。看到钱春早充满怨气的神色,“我们”只好再次买来电视机等,以示谢意。岂料三天之后,又出现了哑巴金斗,他可能是日夜陪着父亲的人,也似乎是“我们”最需要感谢的人。从正常的人伦出发,“我们”渐渐地发现,尽管照顾父亲确实是一个复杂的事儿,尽管村长和钱春早也未必说过谎,但是“我们”要感谢的核心目标,似乎在以击鼓传花的方式不断变换。这种变换,既凸现了油菜坡的世道人心,也使“我们”陷入某种伦理的怪圈,因为从村长到钱春早再到孤寡的哑巴金斗,身份愈渐卑微,却愈是具有道德的拷问之力。

  中国是礼仪之邦,乡村更是礼仪尤为讲究的社会。《我们应该感谢谁》从日常的人伦出发,意欲彰显“我们”对礼仪的尊崇,却不料陷入某种道德的困境。其中所隐含的世俗物欲、情义礼节、道德律令及人性景观,却让人寻思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