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建构中的中华文化基因
来源:文艺报 | 时间:2020年12月18日

  文/赵皙

  作为世界级城市群,系连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之间脉络依靠的是共同的中华文化基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的建构,也应当重视中华文化基因的凝聚作用。作为中华文化内部最小的信息单元和信息链路,中华文化基因以连续性和稳定性表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以“日用而不觉”的方式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延续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共有的中华文化基因不仅为湾区人民增强认同感提供精神动力,也为大湾区文学共同体建构的必然性找到了内在依据。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的文化基因识别与传承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首次于2017年12月21日在深圳举行的第一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发展峰会上提出。大湾区文学共同体构想的提出不仅有助于丰富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生态,更重要的是,还将与大湾区整体建设肩负共同的使命——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大湾区城市群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核心引擎,引领周边九座城市协同发展。因此,建构大湾区文学共同体也应以核心城市的文学特性为着力点,遵循“以点带面”的规律,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发展成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互动交流的重要交汇点做好准备。

  香港和澳门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中既重要又特殊,港澳两地的原生文化与大湾区其他城市无异,都是岭南地方文化的承袭者,流淌着中国东南沿海特质的文化血脉,这种浓厚的地域文化基因深切埋藏于城市的肌理,纵深而绵长。然而因历史的偶然命中,港澳两地“被选择”改写了命运,异质文化由此注入了原本单一而内向的文化传承模式,并逐步形成了开放而混杂的次生文化。虽然历史的选择一度让港澳两地失去了国籍,但百年间与祖国的往来从未间断,香港和澳门不仅作为内地与海外相当重要的资讯交汇处,还在文化群体“南下”与“北上”的往来中始终扮演着“第三空间”的角色。纵然开放而混杂的次生文化为文化基因的识别带来一定难度,几千年来的中华文化基因却始终根植于港澳同胞的血脉中,可以说,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基因一脉相承,从未断裂,由此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的建构奠定了十分深厚的文化和情感基础。

  在“有序”及“失序”之间

  若仅从香港、澳门的语言文字、风俗礼仪、地方建筑等一系列外显的文化层面来看,中华文化基因在港澳地区的传承从未间断,这些“外显的”文化标识甚至较之内地的其他城市保存得更加完好;而一旦触及到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身份认同和审美倾向等更加“内隐的”文化层面,这种差异就变得难以准确表述。

  以香港为例,这座历来被视为拥有较强秩序感的城市往往予人“文明有序”的印象,以往香港也的确在诸多方面表现出了应有的秩序感。然而在城市发展进程中香港“跳过”了一些必要的步骤,引发了城市运转过程中某些方面的失衡。如果单纯从文化的外显层面去考察,确实不易察觉,而一旦真正深入到香港文化的内隐层次,“有序”一词还能否继续为当下的香港文化特征而代言呢?其实这种潜藏于内的“失序”,不仅是香港市民对身份认同的困惑、焦虑甚至是逃避的外在体现,也是以香港市民为典型的现代人丧失精神依托从而盲目追逐物质成就的主要成因。虽然较为隐蔽,但纵观当代香港文学短短的几十年历史,不难发现其中对城市去向的密切关注以及对身份认同的困惑始终贯穿。20世纪70年代,西西在小说《我城》中发明了“城籍”和“国籍”的相对论;进入80年代,香港本土作家们自觉展开了对香港回归的大讨论,其中刘以鬯的《一九九七》、陈冠中的《什么都没有发生》、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她名叫蝴蝶》《遍山洋紫荆》《寂寞云团》)、李碧华的《胭脂扣》、黄碧云的《失城》、陶然的《天平》、梁锡华的《头上一片云》、陈浩泉的《香港九七》、叶娓娜的《长廊》以及白洛的《福地》等一系列小说,虽然各怀迥异心态,所依不同立场,但却一致表达了对香港回归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极度关切。除了小说以外,诗歌、散文和剧作等不同文体也都陆续涌入到这类主题的创作潮流中。这些作品反映出来的已经不是个别香港人的偶然情绪,而是面向内隐文化层次全面而持续的失序。香港总是因外在的物质成就而备受瞩目,必然导致香港人缺乏对内在精神多元性和复杂性的应有关注,于是当重大历史事件来临,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的精神空间时,自然会在短时间积聚各种复杂情绪,焦虑与迷惘不乏其中,而最终这种内隐的“失序”状态在香港文学场域中被充分地表达出来。

  对于香港来说,精神内蕴的隐性缺失与物质成就的显性遮蔽之间犹如一道难以逾越的巨大裂隙,导致被秩序井然的外在环境所长久掩盖的“精神熵”逐渐浮现,为该地区失序状态随时升级埋下了隐患。虽然历史造就的这种群体性的内在“失序”无法避免,但值此背景所提出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的构想,正是以共同的中华文化基因作为文化内隐层面的内驱力来弥平这种“精神熵”的适时之举。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的构想与实现

  粤港澳大湾区共同体本身具有相对完整的地域空间,有相对稳定数量的人口,有相对完善的设施,也具备独有的文化与地域认同感,逐一符合“言语共同体(社区)”五要素,可以被看作一个完整的言语共同体。社会语言学家普遍认为,语言是言语共同体内部进行沟通、形成认同的工具,同时也是言语互动与认同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该结果有助于言语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增进彼此更深层次的情感认同。故由粤方言认同与粤方言书写意义的追认路径出发,最终实现大湾区文学共同体建构的愿景具有较为可行的理论依据,粤方言与藉此产生的认同感遂成为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的重要维度。

  一部分广东籍作家,尤其是当代香港作家热衷于粤方言作品的书写与保护,他们或以粤方言进行纯口语化的写作实验,或将大段的粤方言对白引入文中。不难发现,粤方言入文其实并非当代原创,由文言文、白话文、粤方言口语混合而作的“三及第”混杂文体早在晚清时期就已风靡于粤港地区,这类作品常见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广州报纸。早期的粤方言入文,还有着文学作品从口语载体转换为印刷文字载体的划时代意义,不仅促进了粤方言地域文学创作的雅俗合流,更重要的是为使用粤方言的读者们提供了阅读过程中的便利,并借由这种便捷,粤方言所带来的认同感再度得到强化。通过作家群体的不断坚持,“三及第”文体由原先的文言文、白话文、粤方言口语转换为现代汉语、粤方言口语和英语的组合方式,使得这种跨语言写作模式沿用至今,无疑成为了粤方言认同中一种常用的情感投射方式。依照言语共同体(社区)的概念——在一定地理范围内聚集的人群,彼此之间长期保持着互动的关系,并且有一种心理认同,言语共同体(社区)成员一般还具有相同的生活方式,共同体内部往往还有一些公共的设施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的建构也全面符合人群、互动、认同、生活方式及言语设施等共同体建构的五要素,而坚持将粤方言入文的书写行为,增加了“共同体”成员内部的互动,也加深了彼此的心理认同感,即从现实层面和理论层面分别印证了大湾区文学共同体建构的可行性。

  对粤方言书写重要性的追认,再度显示了粤港澳地区文化基因的中国文化根性,将“语言”从文学的想象园地中推及到现实的认同中来。香港学者黄念欣在谈及粤方言书写的保护时也认为,香港始终拥有广东地区这一众“里应外合的兄弟”,这种观念不仅表达了深厚的同胞情怀,还真实反映出大湾区内部成员间不仅已然形成了对言语共同体的认同,而且开始自觉地应用和维护共同体所拥有和使用的语言(方言),并将其认定为共同体的符号性标识。肯定粤方言的价值,并且重视相关的文学作品及其传播效用,亦有助于增强大湾区内外中华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

  最后,粤方言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的“语言设施”,需要不断进行维护与完善,因此实现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构建的又一项重要环节,便是启动以粤方言为基本内容的相关著作、典籍的收集、整理和修葺等系列工程,中华文化基因也将在这些典籍和重要文献的修复与完善过程中得以继续传承。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的构建,是将粤港澳大湾区丰富的内涵从文学、文化以及审美价值的维度向区位空间有机延展,并且通过根植于文学乃至文化中的中华文化基因来表达粤港澳大湾区共同体由内及外的整体性意义,加之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特质,被中华文化基因所标记的优秀的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也将会通过这个特殊的空间向外传递,从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