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宁肯《防空洞》
日常生活伦理与时代伦理的对撞
来源:《收获》 | 时间:2020年12月10日

文/王春林

最近数年来,作家宁肯一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一个名为“北京:城与年”的中短篇小说系列的创作。对于他的这个系列,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试图用“一座城市”“一个年代”“一种文体”以及“一脉精神秘史”来加以概括。①具体来说,一座城市,就是指北京,一个年代,指的是1970年代前半期,也即宁肯他们同龄人的少年时期,一种文体,就是指短篇小说,一脉精神秘史,则是指这个系列所集中关注表现的一个少年群体与那个特定历史年代紧密相关的基本心理状况。正如同此前已经使用过的“火车”与“探照灯”一样,这一次,他所征用的小说标题,也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标志性物象之一:防空洞。同样是那一群正处于成长关键阶段的北京普通平民家庭的少年,到了这篇《防空洞》(载《收获》杂志2020年第6期)中,作家所关注思考的,乃是日常生活伦理与时代伦理相碰撞的问题,虽然说在其中,肯定也触及到了这一群少年的精神状态问题。

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第一人称叙述者的特别设定。与一般意义上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有所不同,宁肯这个短篇小说系列的特点在于,他的第一人称总是不时地游走于单数“我”与复数“我们”之间,一会儿是“我”,一会儿是“我们”。比如,“我不知道别的院具体是怎样开挖的,我们院是由我们这些孩子挖地窖开始的。当时上面也有规定,院子小的可挖可不挖,我们院以老张为首的老顽固,一直坚持不挖,最终我们开始自行其是。”第一句还是“我”,从第二句开始,就变成了“我们”。但其实,不论是“我”,抑或还是“我们”,在宁肯的笔下都是非常明确的。“我”被称作黑梦,身为侏儒的他,即使在“我们”这个少年群体中,也经常处于被忽略的状态:“我说过,通常我说‘我们’并不包括我,充其量我不过是他们的一个影子,一个旁观者:我既没拔过气门芯儿更没扎过带,也从未参与任何意见,我没什么可写的。”“其实我来讲岂不更好?他们同样看到我但像没看到一样,从来如此。”

从这样的叙事话语中,一个明显的信息就是,或许与自己是一个侏儒有关,在活跃于宁肯笔端的这一少年群体中,“我”长期处于某种被边缘化的位置。甚至,就连“我”的同胞哥哥黑雀儿,都会在很多时候视“我”若无物。但也偏偏就是这样的一个卑微者,被宁肯刻意选定,赋予重任,让他更多地从一种旁观者的角度来讲述“城与年”的系列故事。包括“我”在内的“我们”,则是差不多轮番在这一系列短篇小说中成为主角的一批年龄相当的北京胡同少年。具体来说,这一批少年主要有五一子、大烟儿、文庆、小芹、抹利、大鼻净、秋良、小永、死脖儿、四儿等。当“我”强调“我们”,以“我们”的方式讲述的时候,这个“我们”所指称的,也就是由以上成员为主要构成的一个胡同少年群体。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虽然文本的第一人称经常游走在单数的“我”和复数的“我们”之间,但相比较来说,还是使用“我们”展开叙述的时候居多。由此即不难断定,小说所试图表达的,乃是“我们”这个少年群体共同的一种生活经历与生存经验。

如同“防空洞”这样一个事物在日常生活中的出现,与1970年代前半期那样一个“冷战”的时代氛围紧密相关。正是为了防备来自于敌对方的突然袭击,为了贯彻落实“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也才会有到处挖防空洞这样一种新生事物出现。小说的主要情节,也主要是围绕到底应不应该在“我们”院子里挖防空洞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的。面对防空洞的挖掘,“我们”院子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大阵营。一个阵营,是“我们”这个少年群体,再加上稍后才粉墨登场的黑雀儿。另一个阵营,则是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北京铁路局会计张占楼他们一家(包括女儿张晨书,和他的独眼老婆祁氏。祁氏的独眼,与张占楼的因为历史问题被批斗游街有关:“老张的老婆跟老张一起游街时瞎了一只眼,现在是一只真眼一只假眼。她本来是我们院最漂亮的女人,现在比老张的白色横肉还瘆人,据说就是这只假眼反对我们院挖防空洞。”)。也因此,整篇《防空洞》所集中描写的,实际上也就是对立的两个阵营围绕防空洞的挖掘彼此斗法的一个过程。

先是只知道珍宝岛和原子弹的“我们”,不顾老张他们的反对,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偷偷在院子里开挖防空洞:“没人教我们,我们都看过《地道战》,看过不知多少遍,百看不厌,满脑子都是地道战,不用想电影的情景我们就知道挖到下面,土扬不上来,就需要用绳子系一只筐再提上来。”请注意,在小说中,作家曾经多次提及《地道战》这部在当时为“我们”所耳熟能详的电影。之所以会是如此,一方面固然因为《地道战》乃是“我们”挖防空洞的直接仿效对象,但更重要的一点却在于,从一种象征的层面上说,《地道战》还可以被理解为时代意识形态的某种强烈暗示。“我们”的开挖行为,很快就遭到了张占楼的坚决反对:“我们唯独担心张占楼,果不其然就是他。”但在展开分析他们之间的斗法过程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张占楼其人,以及他和“我们”家长之间的内在关联有所了解。因为他是国民党的留用人员,被断定为是有历史问题的“历史反革命”,所以曾经遭到过“我们”的哥哥姐姐(其实也就是所谓的红卫兵)的批斗:“我们流着鼻涕看战斗队砸了张占楼的鱼盆、花盆,各种金鱼在廊前地上翻滚,抄出好多我们从未见过的东西,三间半是我们院子里最高的也唯一带廊的正房,现在只剩下一间半了。”但伴随着哥哥姐姐去往广阔天地之后,张占楼又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了,仿佛恢复到了原来的状态。正因为他已经自我感觉良好,所以,也才有了他和“我们”这伙少年之间的对峙。但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张占楼绝不仅仅只是张占楼一个人,他背后其实是院子里“我们”整个的父辈:“问题在于我们院人来北京多多少少都和张占楼有点关系,清末张占楼祖上就带着一家人离开我们老家到了北京城,我们院大人大多和老张是同乡,亲戚里道,我们的父母竟然都管老张叫‘叔’,动不动就‘占楼收’(叔),听上去特别扭,而且父母从小就让我们叫他‘三爷’,别说,他还真有点座山雕的架势。”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与张占楼之间的对抗,其实也是在对抗“我们”的家长或者说父辈。

具体来说,“我们”与张占楼之间的斗法,集中围绕着他那一架名贵的“风头”自行车的破坏与修复而进行。先是偷偷地拔掉气门芯儿,接着又是扎烂前后两条车带。然后,就是张占楼和“我们”的父辈对“我们”的惩罚。张占楼是要求“我们”写出详细的带有检举揭发性质的交代材料(请一定注意,作家宁肯在这里的艺术戏仿与反讽),“我们”的没有什么文化可言的工人阶级父辈,则是对“我们”悍然出手,不惜吊打。在这场斗法过程中,若非去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流氓黑雀儿及时出现,“历史反革命”张占楼眼看着就要大获全胜。黑雀儿这次之所以“折”进去,是因为吃“佛爷”(也即接受小偷的进贡)的缘故。黑雀儿甫一出场,就与张占楼形成了势不两立的尖锐对立状态。尽管自己的进“学习班”其实很不光彩,但黑雀儿面对着张占楼却依然振振有词:“但是你知道么?都是‘学习班儿’你和我不一样,我打架吃‘佛爷’那是人民内部矛盾,你知道什么叫人民内部矛盾?就都还是人民,是人民和人民之间,你他妈是什么?你他妈敌我矛盾!你上的那是‘黑五类学习班儿’。‘黑五类’!你都忘了吧!你是敌人,我是人民,你看看这些人都是人民,都是无产阶级,你是国民党,你们家是一小撮儿,你还打我,叫你闺女打我,你们这是变天,你们家要变天!”当张占楼强调自己之所以要反对挖防空洞,并不是反对伟大领袖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而是因为所谓的防空洞根本就没用,根本就防不了炸弹的时候,黑雀儿最终使出的杀手锏,就是一种政治威吓:“你们都听见了吧,‘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他说没用,五一子别挖了,你现在就去派出所报案……”面对着黑雀儿简直无人可以对抗的杀手锏,“话未说完,张占楼老婆独眼祁氏从老张背后走出来,众目睽睽,双膝跪下,一句话不说。”紧接着,“张晨书同样跪在母亲身边。”就这样,伴随着祁氏和张晨书母女的下跪,故事情节急转直下,借助于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流氓黑雀儿在这场斗法过程中,也就取得了最后的胜绩。

毫无疑问,如果说“我们”坚持挖防空洞的行为体现出的是“阶级斗争”的时代伦理的话,那么,张占楼他们的反对行为所体现出的,就是一种建立在人性逻辑基础上的日常生活伦理。就此而言,这一篇《防空洞》所书写表现的,当然也就是日常生活伦理与时代伦理之间一种尖锐激烈的对立与碰撞。然而,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忽略小说结尾处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细节的存在,那就是:“我们的爹头几年吊打黑雀儿满院子没一家吱声,只有瞎了一只眼的‘三奶奶’劝过,她的一只眼总有种让人说不出的东西。”问题很显然是,独眼祁氏眼中那“让人说不出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在我的理解中,这种东西当然也就是某种建立在人道立场上的悲悯情怀。从根本上说,这种悲悯情怀,与其说是属于独眼祁氏的,莫如直截了当地说,是属于作家宁肯的。

注释:

①王春林《女性“聊言”、农业时代与畸态人生》,载《长城》杂志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