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小说奖回望一本杂志
作家与《江南》 彼此懂得 不敢轻慢
来源:钱江晚报 | 时间:2020年12月07日
第二届郁达夫小说奖的奖杯 钱报资料图

  12月7日,又一个郁达夫的生日,在郁达夫的故乡富阳,第六届郁达夫小说奖颁奖。

  迟子建《候鸟的勇敢》、斯继东《禁指》分别摘得中篇小说奖和短篇小说奖。孙频《鲛在水中央》、马小淘《骨肉》、须一瓜《甜蜜点》获得中篇小说提名奖,邵丽《天台上的父亲》、雷默《大樟树下烹鲤鱼》、徐则臣《青城》获得短篇小说提名奖。

  正是大雪节气。从北国到南方的新老作家们汇聚在浙江富阳,又一年的文学盛事,以郁达夫的名义,星火传承在这片江南的土地上,辐射到更远的地方,更远方的文学爱好者。

  一本在江南水土上生长的文学期刊,走过了40年。一个在江南水土上诞生的文学奖项,走过了六届。在江南,谁人不知郁达夫。而郁达夫小说奖跨越十余年,也像富春江水,浩浩荡荡流向更广阔的土地。这正是江南文化美好的样子。

  郁达夫奖的全国影响力有目共睹。获奖作品榜上,一长串如雷贯耳的名字:从第一届到第六届,铁凝、王安忆、毕飞宇、阿来、白先勇、迟子建都是中国拥有海内外影响力重量级的作家。同时郁达夫小说奖也从不忽略文学的新生力量,如今已经成名的70后作家张楚,80后作家甫跃辉等等,《江南》都曾经是他们成长的“福地”,在他们的文学道路上,给了他们至关重要的肯定。

  一个郁奖,也培养了一批浙江本土的文学生力军。东君、斯继东、张翎、王手、祁媛等浙江本土作家都得到了郁达夫小说奖的关注。《江南》和郁达夫小说奖,也成为他们文学道路上的强大推动力。

评论家说 一种文学审美的范式正在构建

  《江南》40年来,既参与推动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也培养了浙江本土的一批优秀作家。从叶文玲、汪浙成、张廷竹,到余华、柯平、艾伟,很多本土优秀的作家,都得到了《江南》的大力扶持。这是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著名评论家洪治纲的观察。

  《江南》杂志自2009年开始设立郁达夫小说奖,每两年一届,至今已办了六届。洪治纲作为评论家,也一直关注着郁奖的生长。

  说起跟《江南》的缘分,洪治纲不仅是郁达夫文学奖的评审之一,且很早就是《江南》的作者。

  “我读书时就在《江南》上发表过组诗,后来还发表过随笔、评论等,对《江南》怀有非常温暖的记忆。”他说。

  以洪治纲的专业视野和目光打量这本在杭州土生土长的文学期刊,他说,《江南》的包容性和编辑视野很强。它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过众多极具影响的作品,包括余华的《祖先》等先锋小说、南方生活流诗歌等,在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领域,产生重大反响。新世纪以来,刊物继续保持这种开阔视野,发表了不少新移民作家作品。

  为什么《江南》的编辑视野很强大?他说,《江南》一代代的编辑,很多本人就是浙江重要作家。如汪浙成、谢鲁渤、袁敏、钟求是等,他们都有全国影响力。他们既决定了刊物的面孔、品质和胸怀,也团结了国内外大量优秀的作家,保证了刊物质量。

  洪治纲研究小说,也不仅仅关注小说。他说,《江南》拥有一些重要特色的专栏。《江南》的文化散文和诗歌,一直是具有本土特色的栏目,曾推出过张加强、柯平等一批作家极具江南特色的散文。诗歌栏目更是浙江诗人的作品重镇,并延伸出了《诗江南》。

  令洪治纲欣喜的是,40岁的《江南》,正在建构自己的审美范式——

  “很多重要刊物都设有自己的文学奖,但省级刊物中,像《江南》举办的全国郁达夫小说奖,可能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它以郁达夫式的审美格调作为基本的评判依据,既彰显了江南文化的特质,也倡导了文学回到人的内心世界、回到真情实感之中的审美理念。”

获奖者说 《江南》与我,好比老字号之于供货商

  “我跟外界一些同行相识相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些文学杂志主办的笔会,正如一棵树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一座山,一枚钥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门,一本杂志,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一群写作者,了解由这样一个复杂群体构成的一种文学生态与氛围。在网络阅读成风的时代,有几本自己喜欢翻阅的纸质杂志,有一些与自己心气相通且能跟进关注的作家或诗人,多少也算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

  温州作家东君,以第二届郁达夫小说奖短篇小说奖得主横空出世,那是8年前。当时,70后作家东君的得奖,被文坛称为“黑马”。东君与《江南》,有不短的一段故事。

  东君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开始订阅《读书》、《港台文学》,对别的什么文学杂志不甚了了。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县城读书,他才在图书馆里接触到大量文学期刊。有些文学杂志的名字是以时间节点命名,比如《十月》、《清明》之类,有些则是以地理空间命名,比如《江南》、《西湖》之类。《江南》是偏于南方的。“它有着南方的郁热、湿润、阴柔。我甚至觉得《江南》是偏于夏天的、中年的,而《西湖》是偏于春天的、青年的。”

  东君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走进《江南》杂志社的“初体验”——

  “1997年早春,我从北方远游归来,途经杭州,就在西湖一带逛了一圈,阴雨天,游客依旧不少,我逛完白堤,游兴不减,又逛到了布满法国梧桐的南山路,无意间瞥见一个浙江省作协的牌子。其时,作协里头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但我知道《江南》杂志社就跟省作协在一起办公,我认识其中的一位副主编谢鲁渤。彼时的《江南》有着《江南》该有的样子,设在一栋民国老房子的二楼,很是清幽。那里有一座庭院,还有几棵令人安宁的老树;没有门禁,访客可以直行无碍。我手头没稿子,就仿佛走亲戚家忘带伴手礼,犹豫再三,还是贸然敲开了杂志社的门。谢先生一见到我,便像与昔日的难友重逢,很客气地沏了茶,还拉着我的袖子转到另外一个编辑部参观……”

  东君说自己写小说已有二十来年,但跟杂志编辑之间很少往来或互通信息。《江南》也不例外。

  “不知为什么,我至今没有请过《江南》编辑一顿饭,他们私下里也没有请过我。然而,彼此之间却存有一份比酒更浓的情愫。”

  “认识钟求是,是在谢鲁渤之后。他比我大十岁,我一直视同兄长。十年前,《江南》杂志社打造了一个以郁达夫命名的小说奖,影响不可谓不大。那天中午,我正打算进一家面馆时,看到钟求是发来一条贺信,大意是说郁达夫小说奖已评出,短篇小说奖得主是我。我几乎有点不敢相信。钟求是当时虽然还不是评委,但他也在评审现场,因此,在事后很坦诚地告诉我,本次入围的小说家实力都很强,名气也都远远在我之上,我能得奖,多少让他感到有点意外。莫说是钟求是,这事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东君回忆他非常意外地获悉得奖的那一天。

  “获奖之后,我就成了《江南》特别关注的作者。”东君说,“《江南》与我之间的关系就好比老字号店之于供货商,彼此对上一眼,聊上几句,大致能明白手头的货色。然而,越是熟人,越是不敢轻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