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态文学播撒“绿水青山”的种子
来源:中国青年作家报 | 时间:2020年11月24日

文/李青松

李青松,生态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评委。长期从事生态文学研究与创作,已出版专著十余部。代表作品有《开国林垦部长》《哈拉哈河》《穿山甲》《万物笔记》《猕猴桃传奇》《粒粒饱满》《遥远的虎啸》《一种精神》《茶油时代》《大地伦理》《薇甘菊:外来物种入侵中国》等。曾获新中国六十年全国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北京文学奖、呀诺达生态文学奖。

这些年,生态文学发展势头很猛,相关题材也很多,许多人都来对生态文学进行定义、命名、概括、归纳和阐述,他们各有各的主张和论述。生态文学并非行业意义上的文学。按我的理解,生态文学是以自觉的生态意识,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强调人的责任、担当和使命。生态文学关注的不是自然本身,也不是自然背景中的人,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态文学是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万物的关系学

生态文学与自然文学几乎就是同义词,但不能说自然文学就是生态文学。生态文学的产生大约在1866年之后,它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而自然文学更久远一些,是一种把自然作为书写对象的作品。生态文学与自然文学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看作品中是否具有自觉的生态意识。唐代的诗僧寒山是中国自然文学的有代表性的人物。“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释,日出雾朦胧。”多美的意境啊,但诗句中对自然的描绘应该归于自然文学,而不是生态文学,因为里面没有生态自觉。

如果说“文学就是人学”,那么生态文学是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万物的关系学,所以生态文学所描述的不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怎样的,更重要的是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蕴含了一定前瞻性和美学的内容。生态文学是追求美的文学,这种美是人和自然共生、共融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屠格涅夫和普里什文的作品还不能算是生态文学,只能说是描绘自然的文学。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人还是处在中心的位置,大自然不过是背景。

生态文学是随着生态问题不断出现而产生的一个文学门类,带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甚至具有唤起人类警醒的意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生态问题日益严峻,甚至危及人的生存的背景下,中国涌现出了一批生态文学作品,状如井喷:徐刚的《伐木者,醒来》、沙青的《倾斜的北京城》、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郭雪波的《沙狐》、乌热尔图的《七叉犄角公鹿》、姜戎的《狼图腾》等。

如今,绿色发展成为了时代的主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国家先后实施了退耕还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湿地保护工程、蓝天保卫工程、江河治理工程,以及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等重大项目,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生态状况。

“文脉与国脉相牵,文运与国运相连”。回眸和梳理新时代文学创作情况,我们欣喜地看到,此间,生态文学日渐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创作愈加活跃和兴盛,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和代表性的作家,如:梁衡《树梢上的中国》、何建明《那山,那水》、韩少功《山南水北》、徐刚《大森林》《守望家园》《地球传》、刘醒龙《上上长江》、阿来《三只虫草》、李娟《遥远的向日葵地》、李成才《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王樵夫《纵马草原》、李乐明《这般花花草草有人恋》、舒志刚《野马风云》等。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这个绿色发展的时代,呈现了人与自然一种新的关系,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

生态文学不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

生态文学所持的生态整体观——大地完整性——即不把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中心,不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这并不意味生态文学蔑视或反人类。恰恰相反,生态的整体利益是人类的根本利益和最高价值。人类只有放弃或者矫正一些糟糕的行为,不把自己作为自然的主宰,才有可能逐渐远离生态危机。

生态文学主张,人应当过一种从容不迫的生活,同时去感受生命的教诲,在简约中体味生活的意义。生态文学与穷奢极欲逆向而驰,它从生态问题中来,到人的灵魂里去。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抗争与征服,而是一种融入与回归,应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使命和责任。文学,是人学。而生态文学,则是生命万物之关系学。

生态文学提醒我们,永远不要为了目的而忘了初衷,要适当慢下来,稳下来,要时常回头看看来处,要时常想想我们为什么出发。虽然生态文学不能直接改变生态状况,但改变人们的思维和观念,甚至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则是完全可能的。

近些年,生态文学之所以呈现蓬勃的生长态势,与主流媒体和相关刊物及网站的助推密不可分。《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散文百家》等刊物,不吝版面倾力推出“生态文学”主题的作品,关注生态文学的作家也越来越多,如陆梅、杨海蒂、周晓枫、鹤蜚、吴颖丽、刘慧娟、冻凤秋、刘慧春、叶浅韵、贾志红、杨瑛、杨亚丽、哈森高娃等均有特色鲜明的生态散文作品。

同生态文学创作相比,生态文学理论研究和翻译评介更为绚丽多姿。首都经贸大学、北京林业大学、苏州大学、山东大学、兰州交通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对生态文学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程虹、施战军、李炳银、鲁枢元、李朝全、丁晓原、胡颖峰、程相占、刘青汉、朱明东、刘秀娟、王丽梅等或有专著,或有撰述。还有一些学术和理论研究刊物对生态文学研究也给予了特别关注。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当代作家评论》等。各地以生态文学为主题的文学活动异常活跃。深圳市大鹏区、山西省沁源县、浙江省常山县专门建立了生态文学创作基地,组织作家采风创作。

传统文学与生态文学最大区别就在于作品是否具有自觉的生态意识

在我看来,传统文学与生态文学最大区别就在于作品是否具有自觉的生态意识。

比如,《水浒传》里施耐庵可以尽情地描写武松打虎的场面,但生态文学作品就不能那样写了。生态文学作者时刻要清醒的是——你作品中涉及到的野生动物,或者植物是不是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保护的,是不是列入到了濒危物种保护名录里。如果,国家法律法规明文规定保护的,或者已经列入保护名录中的野生动物和植物,那你下笔就要慎重了。至少你要传递一个信息,它们是不能随便捕杀和食用的,要保护——这就是生态文学的功能。

我在创作《哈拉哈河》时,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早年间,在东北林区,家里来客人,餐桌上摆一碗飞龙(花尾榛鸡)汤是很有面子的。满汉全席也断断少不了这道菜。飞龙肉,的确是美味。然而,今天飞龙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了,你就不能信马由缰地写了,文中一定要交代清楚。

文学有什么影响?有人说,文学是月亮倒映在湖里的影子——看着有,捞着无。但是生态文学是有用的,我们通过研究几个代表性作家的作品可以判断出:生态文学不仅能看,还有巨大的影响力。

第一位作家是亨利·戴维·梭罗。梭罗《瓦尔登湖》的出版并不像现在这样有许多个版本。

1854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总共才2000本,还卖不动,但是《瓦尔登湖》对人类生态史的贡献是巨大的——这本书影响了世界的生态保护意识。

第二位作家是约翰·缪尔。缪尔是一位彻底的自然保护主义者,是真正意义的生态文学作家。缪尔在1869年夏天里,他一直跟羊群生活在约塞米蒂区域。4个月后,他写出了《夏夜走过山间》这本书。之后他又写了一本《我们的国家公园》,这本书使他成为“国家公园之父”。在书中,缪尔用文学语言阐述了国家公园,尽情呈现了国家公园的美。这本书唤醒了美国人的国家公园意识,甚至影响了美国总统。1903年,罗斯福总统与缪尔一同用4天时间在约塞米蒂考察,并就自然保护问题向他讨教。罗斯福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的谈话比他的文字更能打动人心”。罗斯福还说:“美国立国不是为了一时,而是为了长远。”1905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在全美范围内建立国家公园体系。至今,全世界已建国家公园6000多个,包括中国大熊猫国家公园和三江源国家公园等10个国家公园在内。

第三位作家是法利·莫厄特。莫厄特是加拿大人,二战结束后,莫厄特被政府派往北极地区考察“狼灾”,因为北极地区不断向政府告状:当地驯鹿急剧减少,罪魁祸首正是狼。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不仅调查信息,而且与狼接触,亲自观察,最终认为情况并不属实:“狼捕食驯鹿的数量十分有限,毁灭驯鹿的真正元凶是人和人进行的商业贸易。”莫厄特是地球上第一个走近狼的世界的作家,也是地球上第一个站出来为狼辩护的人。《与狼共度》的俄文版在前苏联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前苏联出台法令,禁止捕狼。这本书不仅影响了一个政府的法令,更是影响了一个物种的生存。

第四位作家是安妮·普鲁。普鲁85岁的时候写了一部生态文学作品《树民》,这本书可以说是生态文学历史上最新的作品,它在美国的出版时间是2016年,但在中国出版是2020年7月。这本书写的是17世纪末,两名未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在大变革的时代中离开法国,来到加拿大的原始森林中,希冀由此改变命运,开拓未来。他们迁徙、逃亡,征服遮天蔽日的古老森林,也被森林所征服。在其后300年的历史长河中,他们的子孙后代在这片大陆上历尽悲欢。这本书的可贵之处是认识到了人与自然的这一切,最初的年轻人早就没有了,但他们的后代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然、重建自然、恢复自然。

这本书让我们看到的是希望,而不是悲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是生命的共同体,这样的认识,是人对自然的认识的一个飞跃。

青年作家要通过亲历和体验去创作生态文学

青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我希望在生态文学作家的队伍中能有更多的青年作家的身影。青年作家需要认识到,生态文学在一定意义上是主题先行的文学。有人曾提出批评,认为生态文学作品还没发表就已经知道所表达的意思,但生态文学的使命就是如此。

生态文学的主题一定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主题先行还体现在境界,作品不只是揭示生态问题、人性的丑陋,它所追求的是“美”,这个美不是辞藻的美,而是构建人与自然共建共融、和谐共生、生命共同体的美的境界。

生态文学强调亲历性和体验性。青年作家必须清楚,生态文学的写作素材不能是道听途说得来的东西,更不是闷在书房里或者酒店里生编硬造出来的东西。它的体验性和亲历性要求把你的那种观察,那种“置于自然中的感觉和感受”写出来,把你的认识表达出来。

生态文学不图热闹,远离喧嚣,也无意追逐物质层面的繁盛,它注重的是生命内在的丰沛和高贵。生态问题的本质是人的问题。生态文学通过独特的视角,呈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生态问题中人的问题。或许,人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丢失了人性。近年来,我逐渐认识到,生态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不是管理问题,甚至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深层的文化问题。这就要求,生态文学必须回到本源去——进入人的内心。我们心中的道德律所起的作用,我们对自然的敬畏和尊重,我们对于发展的巅峰到底是什么的重新审视和思考,是生态文学万万不能忽略的。

克服现代化的轻率和功利,将生态意识和自然伦理精神深深地嵌入到我们民族文化中,把生态文明的种子播入每个人的内心。——或许,生态文学的使命和责任就在这里。

今天,生态文学的发展势不可当,不仅在报纸杂志中占有重要的文学位置,评论与理论也在不断跟进,我们也有了以浙江江山市生态作家协会为代表的团体组织,还有其他如生态文学社、生态文学创作基地等,生态文学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学现象,它的前景是广阔的,大有可为的。

(祝春蕾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