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北鸢》:“民国叙事”的逸出与回归
来源:《长江文艺》 | 时间:2020年11月23日

文/杨丹丹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不断将写作触角探入民国历史,“民国”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恒定的关注对象和写作资源,《白鹿原》《花腔》《老兵》《采桑子》《首战告捷》《乱世》《茶人三部曲》《长恨歌》等众多文本不断延伸和拓展“民国叙事”的宽度和长度。同时,长时段和大体量的“民国叙事”呈现出脸谱化的特征:一、在国家民族巨型话语规约下,民国成为各种意识形态话语相互交织、对话和抵牾的空间,民国历史演化为革命史、战争史和政治史,历史的纷繁复杂、波诡云谲、动荡不安最终被某一种强大的政治话语涂抹为单一的发展面相,“民国叙事”成为辨识意识形态正确性的中介和通道;二、作为对这种国家民族巨型话语的修正和反驳,民国成为表述个体经验、个人话语的装置和载体,民国历史不再是文学叙事的核心,而是退居到文本背后,演化为历史背景,在故事情节的铺展过程中,人们无法感受到民国的独特性,文本凸显的是个体经验的差异性,历史的厚重感、绵长感、总体性被个体话语割裂成丧失逻辑联系的一个个历史横截面,“民国叙事”成为个人史、家族史和地方史;三、这种个人话语和个体经验的无限制绵延,以及商业资本的注入,推使“民国叙事”滑向一种“消费物”的极端状态,民国成为满足大众文化猎奇的消费品,“民国叙事”也集中到对民国建筑、服饰、饮食等日常生活的精细刻画上,强调怀旧感、陌生化和传奇性与市场之间的逻辑关系,民国成为漂浮在纸上的消费符号,彻底失去了内在的历史鲜活感和文化独特性。

在这种写作情势和惯性下,“民国叙事”想要呈现出新的生命力,必须寻找新的写作资源和新的写作方向,既要在已有的“民国叙事”中打捞能够表征民国历史复杂性的常量,又要突破“民国叙事”常规,挖掘出新的叙事要素。而葛亮的《北鸢》无疑对“民国叙事”常规做出了一次积极而有效的“越轨”行为:《北鸢》无意构建国家民族巨型话语,虽然在小说叙事中植入有关现代革命史的故事情节,但并没有确定某种革命神话和指认历史发展趋向,以及回应革命与当代社会的历史逻辑;同时,《北鸢》也没有执着于民国历史中传奇性因素的挖掘,而是凸显民国故事的日常性,发现日常生活中稳固、恒常、不变和延续,社会疾速断裂所衍生出来的大开大合、跌宕沉浮、变化莫测,都悄然隐藏在日常生活的原生态中;更为重要的是,《北鸢》完全摆脱了消费文化的拘囿,虽然小说对民国日常生活进行了精耕细作,但与市场消费无关,而是强调日常生活背后的“地方性知识”,及其携带出来的文化意义和文化精神,“《北鸢》写得细密、扎实、气韵绵长,有静水深流之美。它没有变成对家族往事的追悼和缅怀。小说家成功地挣脱了家庭出身给予的限制,以更为疏离的视角去理解历史上的人事。——《北鸢》的意义不在于真切再现了民国时代的日常生活,而在于它提供了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进而引领读者一起,重新打量那些生长在传统内部的、被我们慢慢遗忘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能量。”①或者说,《北鸢》是一部民国革命史、家族史、地方史、个人史、生活史、文化史相互杂糅在一起的小说,我们无法将各种因素清晰地剥离出来,也无法将其归为某种特定类型,用某种特定的话语去阐释,小说传达的是一种民国历史的感觉。

具体而言,这种历史感觉的呈现是通过对民国日常生活情境和细节的拟真性还原和重塑来完成的,将人物、事件沉入到一系列日常生活横截面的精细描摹中,但这种日常生活的横截面又不是独立的、封闭的、僵化的,而是多向度的、敞开的、流动的,民国独特的历史、时代、社会和人之间的复杂纠葛,都在日常生活的横截面中透视出来,个体对民国历史的切身感知也在对日常生活的勘察过程中确立,“这段生活,事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北地礼俗与市井的风貌,大至政经地理、人文节庆,小至民间的穿衣饮食,无不需要落实。案头功夫便不可缺少。一时一事,皆具精神。”②进一步而言,《北鸢》执迷于茶食、餐饮、服饰、习俗、书画、戏剧、庭院、市井、节日、庆典、典籍、礼节等民国日常风貌,对其进行集中而繁复的展览,并在日常细节中注入一种历史感觉和历史感知。但这些日常风物并不仅仅作为一种历史性、地方性知识而存在,小说对其进行“考古式”勘察也不是为了提升小说的知识性,而是在小说、知识、历史、个体和想象力之间构建一种叙事法度。最为关键的是,这种叙事法度指向的是自然、合理、合情的历史情境的重塑,个体通过与日常生活场景建立起来的有机联系,来捕获一种独特历史情境中的独特历史感觉,正如葛亮所言:“了解史料的东西对我而言是一种情境元素的建构,而不是一定要把它作为写作的直接元素放在里面。对一个东西足够地了解,情境建立起来时,你就像那个时代的人一样,所以写任何一个人都是一种非常自由的状态,不需要考量他符不符合,而是他作为一个人物在这个情境里是否成立。”

例如,《北鸢》在塑造石玉璞这位民国军阀形象时采取的就是日常生活场景与历史情境相互叠加和印证的叙事策略。虽然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事件在小说中多次出现,但与一般意义上的“民国革命叙事”不同,《北鸢》对革命和战争场景构成要素进行了两次重新编排:一次是把“革命叙事”中反复渲染的血腥暴力从革命场景中淡化、抽离和删除;一次是把对革命的感知主体由军人置换为日常生活中的居家女人:石玉璞的妻子昭德。这两次有意的重排将革命历史情境和日常生活场景恰切地捏合在一起,恢复了历史的实感和人的质感。暴力不再是进入革命历史的唯一入口,肉体暴力的伤害会随着革命终结而终止,石玉璞的死亡也会被淹没在国家民族话语象征体系中。反而是昭德因石玉璞的死亡和家道败落而精神失常,在主体空间内根植了永远无法治愈的顽疾和症候,这种个体性和私人化的精神伤害使革命有了一种难以消失的持续性痛感。虽然昭德的命运际遇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却受制于民国历史框架,昭德的日常生活细节、场景和逻辑都来源于民国历史,因而这种个体痛感使民国历史变得真实、鲜活而富有烟火气。最为重要的是,《北鸢》没有将这种主体痛感进行归罪,小说中并没有明确的责任主体,也没有将主体痛感上升为仇恨,而是转化为无法逃脱宿命的平静。这种平静来源于在日常生活场景和历史情境中对人的历史感知的确认,来源于放弃了简单的道德化批判、指正,来源于对革命意识形态的再辨识。

在小说中昭德的死亡场景也别有意味,为了保护家人,选择与劫匪同归于尽,但在拉响手雷的瞬间,昭德突然进入清醒状态,意识到自己的真实身份:原名孟昭德,孟轲后裔,民国时期家道中落,嫁给军阀石玉璞,因夫婿在军阀混战中死亡,被妹妹昭如收留,颠沛流离,坎坷一生。对昭德而言,重新恢复意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重新恢复的意识,及其拖拽出来的一种特有的日常生活感觉在极端危险情境中被呈现出来,昭德由落难逃亡的主妇转变为乱世枭雄的夫人,因此也得以回到熟悉的日常生活场景中,回到了深宅大院,在熟悉的空间和场景中,一种身体感觉被重新激发出来。这种感觉是由书香世家、豪门望族及其携带的雅致、精巧的生活组成的人生意义感和身心充实感,这种感觉“以一种物理的方式铭刻在我们身上,记忆以身体为中介在时间和空间上扎下了根”③,并重新激活了昭德的人生意义,个体也因此完成一次重建,只不过这种重建不是革命的,而是日常生活的,不是大写的而小写的,“这时,‘人生’‘个人’‘感性’‘普通小人物’‘日常生活’‘细节’——诸如此类的范畴无不显示出某种相近的意味。”④确切地说,在某种意义上,《北鸢》传递出来的不仅仅是“半部民国史”(陈思和),而是一种民国史感觉,以及小说表述民国的策略和方法,抑或是,小说如何在历史、日常生活和人之间构建一个自然、贴合、严密的想象空间。

注释:

①张莉:《<北鸢>与想象文化中国的方法》,《文艺争鸣》2017年第3期。

②葛亮:《时间煮海》,《北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③[英]特纳(Turner Bryan S):《Blackwell社会理论指南》,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27页。

④南帆:《理论的半径与审美》,《东南学术》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