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发有:书信里的文学期刊史迹
来源:《当代作家评论》 | 时间:2020年10月20日

文/黄发有

在文学期刊的工作信函中,最常见的有约稿信、退稿信,约稿信和退稿信往往有清晰的时代印痕,现在已经很难看到纸质的约稿信和退稿信了。从80年代到90年代,很多期刊都登出启事或告示,不再退稿,退稿信也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现在的约稿信,不再像50年代或80年代,会很正式地盖上编辑部的公章,其载体大都是电子邮件、手机短信或微信短信,表述形式也比较随意,没有那么正式了。在私人函件中,编者与作者、批评家、记者、编辑同行的信件中,常会有跟期刊发展直接相关的信息。一些作家之间的通信,也有相互通报某一家期刊动态的内容,还有对某一家刊物或某一个编辑“吐槽”的文字,这些信息特别鲜活,读起来时常令人捧腹或扼腕。尽管这些信件都是通过合法的、正当渠道获得的,但因牵涉到个人隐私,不便公开。最近十余年,笔者广泛搜罗,购得各种奇奇怪怪的字纸,譬如旧书刊、旧书信、稿酬单、审稿单、油印资料等,零零碎碎加起来有几千件了。其中有20多封和文学期刊密切相关,这些信件留下了一些已经被大多数人遗忘的文学期刊踪迹,有些问题在当代文学期刊史上还是重要的事件或线索。现以笔者收藏的旧年书信为线索,一封信引出一个话题,以一种比较自由而随性的方式,追寻当代文学期刊的历史踪迹。本文的基本思路是由点到面,从典型个案入手,讨论文学期刊发展中具有普遍性的问题。采取这种面面观的方式,不同部分各有侧重,结构有点像屏风,各个板块之间关联比较松散,趣味性强一些,但逻辑性偏弱一些。正所谓有得有失。

一、省级文学期刊的变迁

期刊组:

我们于一九五〇年创刊,刊名《黑龙江文艺》,一九五四年改为《北方文学》(一九五六年10-12改为《北方》),一九六六年五月停刊。一九七三年复刊,刊名《黑龙江文艺》(双月刊),一九七四年改为月刊,一九七八年七月改为《北方文学》至今。

《黑龙江文艺》和《北方文学》是一个刊物,在不同时期,名称不一。和《哈尔滨文艺》没有联系。

此致

敬礼

北方文学编辑部(1)

一九八〇年八月六日

上面的这封公函是北方文学杂志社寄给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期刊组的,落款处盖有杂志社的公章,寄出邮戳的日期是1980年8月7日,也就是信件所署日期的第二天。

《黑龙江文艺》1950年2月8日创刊,创刊时为周刊,附于《黑龙江日报》出版,当时出版地点为原黑龙江省的省会齐齐哈尔。从1950年10月第36期开始,改刊为《黑龙江文艺报》旬刊,独立出版。1953年7月,黑龙江省文联调整内部机构,将《黑龙江画报》与《黑龙江文艺报》合并,改刊为《黑龙江文艺》半月刊,为综合性文艺刊物,增加了连环画等美术作品。1954年8月,黑龙江省和松江省合省后迁入哈尔滨出版,当时发表的主要是各种群众文艺的演出材料,也有工农兵文艺作品和文艺评论。1956年10月改名为《北方》月刊,主要刊登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文艺评论。1958年9月更名为《北方文学》。1966年5月停刊。1973年2月,黑龙江省革委会创作评论办公室主办的《黑龙江文艺》(试刊第一期)出版,当年共出版6期试刊,1974年改为月刊。1978年黑龙江省文联恢复活动后,黑龙江省文化局将刊物移交给文联,当年第七期再度更名为《北方文学》。

《北方文学》的主办单位曾经为黑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现在已经易主为黑龙江省委奋斗杂志社。不同时期担任过主编的有关沫南、严辰、鲁琪、黄益庸、陈碧芳、吴宝三、齐光瑞、佟堃等。目前《北方文学》为旬刊,上旬刊发表原创文学作品,中旬刊和下旬刊发表现当代文学、古典文学、外国文学、文学翻译、影视文学、语言学的论文,中旬刊和下旬刊收取版面费。

《北方文学》曾有广泛影响,在其首发作品中,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1982年第8期)、冰心的《空巢》(1980年第3期)、孙少山的《八百米深处》(1982年第2期)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十七年”时期的工农作家郭先红、高凤阁、韩统良、陈桂珍、刘柏生等,70年代的知青作家梁晓声、张抗抗、陆星儿、肖复兴、刘敬元等,新时期作家阿成、鲍十、孙少山、常新港、王左泓、王立纯等,都是在这片园地里萌芽并成长。迟子建1985年在该刊发表处女作《那丢失的……》(第1期)和成名作《沉睡的大固其固》(第3期),后来调入该刊担任编辑。《北方文学》在培养本土年轻作家方面,确实做出了重要贡献。《北方文学》有一个名为“书话闲话”的特色栏目,发表过很多不拘一格的思想随笔,南帆就将发在这个栏目的文章结集为《文明七巧板》。我读博士期间也在这个栏目发过多篇随笔,记得责任编辑都是白荔荔,其中的一篇《“另一面”和“另一个”》还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在中国当代省级文学期刊发展史上,有三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即创刊时间、不同阶段的改名或改刊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期刊转型问题。当代文学期刊的创刊呈现出潮涌的形式,即某一个阶段一大批期刊集中创办,这种特征和当代文学的制度化运作密切相关。1949年创刊的重要文学期刊有《文艺报》《人民文学》《长江文艺》《河北文艺》等,1950年创办的有《东北文艺》《西北文艺》《北京文艺》《说说唱唱》《山西文艺》《内蒙古文艺》《福建文艺》《江西文艺》《山东文艺》《甘肃文学》等。1950年是当代省级文学期刊集中涌现的年份,作为各级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文学工作者协会(作家协会的前身)的机关刊物,这些刊物基本上和其主办机构同步创建。《文艺报》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是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的机关刊物,《长江文艺》《东北文艺》《西北文艺》分别是中南区文联、东北区文联、西北区文联的机关刊物,除了《说说唱唱》由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主办,前面提到的其他省市级文学刊物都由相应省市的文联主办。机关刊物在当代文学刊物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是其主办机构面向作家、文学爱好者的一扇窗口,是发布文艺政策、指导文学活动、展示最新创作成果、组织动员作家、培养新人的重要平台。正如茅盾在《人民文学》的《创刊词》中所言:“作为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本刊编辑方针当然要遵循全国文协章程中所规定的我们的集团的任务。”(2)

“百花时代”是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期刊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百花文学”为当代文学史留下了一批重要的文学遗产,其代表性作品至今余响不息,闪耀着一种无法被埋没的光芒。就当代文学期刊而言,这段时间有一批期刊创刊,譬如1956年的《延河》《萌芽》《边疆文艺》《新港》等,1957年创刊的有《诗刊》《收获》《星星》《红旗飘飘》《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研究》《戏曲研究》《戏剧论丛》《文艺理论译丛》等。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一大批文学期刊改名,从清一色的《××文艺》改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刊名,譬如1956年改名的有《草地》《新苗》《长春》《红岩》《江淮文学》《东海》等;1957年改名的有《雨花》《奔流》《芒种》《蜜蜂》《漓江》《星火》《海燕》《处女地》《热风》等。《黑龙江文艺》1956年10月改名为《北方》,也是赶上了这波潮流。而且,尽管主办机构和编辑团队都维持原状,但这些刊物都宣称是创办新刊。不妨来看看《奔流》(原名《河南文艺》)编者的表述:“《奔流》将坚决地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打算大胆放手地发表具有不同意见的文章,具有不同风格、题材、样式的作品,以及尖锐地批评生活中的缺点的作品。当然,这不是说刊物没有立场。我们的刊物是有立场的,那就是人民的立场、党的立场。刊物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支持先进的事物、先进的思想和先进的艺术,而反对落后的事物、落后的思想和落后的艺术。”(3)《蜜蜂》(原名《河北文艺》)的编者说:“生活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作为生活反映的文学,难道还不自然而然地是多种多样的吗?”编者强调《蜜蜂》要充分利用河北的文化与文学资源,“具有自己的特色”。(4)《红岩》的原名为《西南文艺》,编者说:“更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谓‘一名之立,旬月踌躇’,但是,更名的目的还在于想做到对本刊内容与形式都来一番改进,有所兴,有所革,进一步贯彻文艺为工农兵的路线,真正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5)文学期刊的更名潮是“百花文学”潮流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转变并不是简单的更换包装,正因为文学期刊更加突出办刊特色,追求文学创作的多样化,激发了作家的创造激情,为文学发展带来活力。

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召开以后,出版机构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启动,一大批文学期刊在1972年或1973年正式复刊或出版试刊,这些刊物又改回了《××文艺》的刊名,譬如1972年复刊的《山东文艺》《天津文艺》《吉林文艺》《辽宁文艺》等,1973年复刊的《北京文艺》《陕西文艺》《湖北文艺》《甘肃文艺》等。《黑龙江文艺》的复刊也和兄弟刊物步调一致。《人民文学》1976年复刊,《文艺报》1978年复刊,《收获》迟至1979年才复刊。

新时期初期出现了新的创刊潮,从1978年至1982年,《十月》《钟山》《当代》《花城》《清明》《江南》《小说界》等大型文学双月刊创刊,推动了中长篇小说的创作,形成“中篇小说热”。与此同时,一大批省级文学期刊的刊名又陆续改回“百花时代”的刊名。《北方文学》的关键步伐都踩在了时代转折的节点上。新时期初期是文学期刊的黄金时代,《北方文学》抓住了时代机遇,尽管地处偏僻的北大荒,但因地制宜,集结起一批知青作家,形成鲜明的办刊特色,刊发了一批具有地域特征和时代内涵的优秀作品。

进入90年代以后,文学和期刊都逐渐边缘化。文学期刊在培养作家方面的作用,近年也呈现出弱化的趋势。在期刊企业化的转型过程中,一大批省级文学期刊陷入困境,并有一批文学期刊停刊,譬如《湖南文学》《东海》《漓江》《小说》《昆仑》《峨眉》《海峡》《江门文艺》《万象》《中华散文》《散文天地》等,还有2011年改版之后像流星一样转瞬即逝的《天南》。90年代末期以来,不少省级文学期刊选择了以刊养刊的路线,通过扩版,下半月刊或中下旬刊变身为理论版,收取版面费,主要刊发中小学教师或在读本科生或研究生的文学论文。2012年,云南省新闻出版局责令《大家》杂志从6月26日起停刊整顿,达到要求才能重新出刊。云南人民出版社主办的《大家》创刊于1994年,这是一家逆势而生的大型文学双月刊,创刊初期声誉鹊起,1998年自负盈亏后举步维艰,2009年、2011年两度扩版,先后改为半月刊、旬刊。在整顿之后,《大家》重回纯文学期刊路线,保持了较高的艺术质量。不少文学期刊曾尝试刊发商业广告,或者通过联合举办活动的形式获取商业赞助,但往往凭借私人关系才能得到支持,不是具有可持续性的市场行为。

进入新世纪以后,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等省市的文学刊物大都被划入公益二类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和办刊经费都有保障或部分保障,刊物的面貌和质量都比较稳定。但是,还有不少地区的文学期刊总在等米下锅。文学期刊读者量和订阅数的急剧下降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以《北方文学》为例,发行量最高的1982年达到每期18万册,要再造这种辉煌,已无可能。但是,面对网络日益强大的冲击,省级文学期刊如何生存?如何有效办刊?如何发展?这些问题长期困扰着编辑们。

90年代以来有不少期刊尝试改制,但多数不成功。《山花》的改版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但很难复制,因为当时的主编何锐是一个所有心思都放在刊物上的“疯子”,他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打动了很多人,包括一大批作家、评论家、厂长和经理。何锐去世后,很多作家自发写文章纪念他,向他的敬业精神致敬。他以近乎偏执而疯狂的激情挚爱文学,像他那样心里只惦记着刊物的编辑如今越来越稀罕了。作为一个地处边缘的省级刊物,《山花》之所以获得那么多重要作家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是被何锐的那颗赤子之心所打动。他在主持《山花》期间,不仅要半夜打电话四处拉稿子,像地下工作者对接头暗号一样,直奔主题,来去无踪,还要放下身段四处化缘,到企业去拉赞助。为了给《山花》寻找协作伙伴,何锐马不停蹄地拜访他所熟悉的厂长和经理。到遵义的湄潭酒厂寻求支持时,厂长的豪爽和热情让他误以为大功告成,居然连续灌下三四十杯“湄窖”,以表示感激之情。在文学期刊处境艰难的90年代,《山花》从贵阳卷烟厂(后改制为贵州黄果树集团)、茅台酒厂等当地企业获得了高额赞助,这为其崛起提供了坚强后盾。为了避免断炊之虞,何锐牵头成立了旨在为贵州经济发展提供决策咨询的“贵州企业决策者研究会”,他自己出任秘书长,编辑供企业家参考的《企业决策研究》和《信息快递》,获得了政界和商界的广泛响应和大力支持。《山花》此前一直是贵州作家的自留地,何锐面向全国的编辑思路使得本土作家的作品很难进入《山花》的视野,因而招来了一些非议,还有人吹毛求疵,向有关部门反映《山花》的问题。巧合的是,我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1期的《〈山花〉:边缘的力量》来得正是时候,《山花》马上在2003年第2期转载,作为汇报材料的附件,救了《山花》的急。为此,何锐对我有一种特殊的信任。2010年我在哈佛做访问学者,让当时在南京大学跟我读博士的王秀涛专门去拜访到南京出差的何锐,本来也安排他们做一次访谈,但他行色匆匆,没时间坐下来细谈,后来王秀涛专门写了一篇研究文章。(6)从《山花》主编岗位上退下来后,何锐对文学编辑工作依然念念不忘,投入地主编“新世纪文学突围丛书”。他每次到南京找江苏文艺出版社商量丛书的编辑出版事宜时,总会约我见面。我总是劝他丛书可以不编了,应该抓紧整理大量的作家来信等第一手材料,总结一下自己的编辑经验。2017年初,我居间联系,邢丽凤跟何锐做了一个长篇笔谈,初稿有两万五千字的篇幅,压缩版刊发于《当代文坛》2017年第5期,这应该是他谈得最深入的一次。后来他在电话里跟我说,“你说的有道理”,准备整理一下手头的原始材料,“好好搞一搞”,遗憾的是最终没有搞出来。在何锐之后,期待有情怀有智慧的期刊人以特色化实践闯出一条新路。

二、与文学新人共同成长

仁山同志:

您好!

前些时我出差在外半个月,您的五月中旬来信,我直到月底才看到,复信稍晚,乞谅。

回编辑部后忙于处理积稿,加上三期杂志上的一篇关于陈布雷及其女儿的传记文学被卡着不让发行,搞得整个编辑部(其实只有6个人)终日不安,以致我的那篇关于赵本夫的小文章也未及仔细推敲,只好稍事修改,寄给您斧正了!不知是否耽误了时间?

我刊去年发了些青年作者的作品,除赵本夫的《卖驴》得奖外,颜海平的处女作《秦王李世民》也得了全国剧本奖。此外,海翔的中篇《啊,生活的浪花》也被选入81年全国中篇选,并翻译成英法文转刊于《中国文学》。今后我刊还准备继续扶持文学新人。我省有一批年轻的业余作者,发过十多个短篇的可数上几十人,其中潜力较大的我以为是:短篇赵本夫,中篇姜滇(江广玉)。姜过去写过几年散文(也在贵报上发过几篇散文),近年来致力于中短篇,去年已发过五个中篇,今年已在《十月》3期发一中篇,还有三部中篇待发。估计两三年内能冲出全国水平。不知你注意到此人否?我同赵本夫和江广玉私交甚好,下次你来宁,倘有兴趣与他见面,我可介绍一二。

我之所以向你介绍这些青年作者,实在也想请你们报纸也能经常地注意对年青作者的评价,不要老介绍那么几个名作家。

拙文限于时间和水平,写得很不像样,如蒙刊用,请你删削即可。如实在不行,亦请掷还,不必为难。此文在写法上我的想法是:一、《卖驴》定评较多,故未多言;《狐仙》有争论,所以多说了几句;二、我不是一篇篇地评,而是把三篇揉在一起,提出几点看法,然后再分别举例说明。

在京的中青年作家不知你熟悉哪些人?倘能为我刊约到小说稿,则你随时均可为此新作写些短评文字。倘读到我刊上的好作品,有感而发,写些评论,也甚欢迎。我刊第四期发了孟伟哉的一篇中篇,涉及新的伦理道德和家庭结构等问题,不知贵报可有兴趣组织讨论?小样出来,要不要先寄你一份?

话说多了,就此打住!

欢迎你来社指导!

即颂

编安!

徐兆淮(7)

六月五日

上面这封信是从网上淘来的,没有信封,写在三页印有“江苏人民出版社”字样的信笺上,纸张已经变脆变暗。经与徐兆淮先生确认,此信写于1982年6月5日,收信人是《光明日报》的副刊编辑文仁山。经过文献检索确认,徐兆淮在信中提到的评论赵本夫小说的文章刊发于《光明日报》1982年7月1日,题为《努力探索农民的心灵变化——简评赵本夫的三篇小说》。

《钟山》初创时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主办,1978年出版了三期以书代刊的《钟山》文艺丛刊。往前追溯的话,1974年出版了两期“钟山文艺丛刊”,一本叫《风华正茂》,另一本叫《激流勇进》。1979年《钟山》改为季刊,首任主编海笑,副主编刘坪。从1985年第1期开始,《钟山》改由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徐兆淮做过《钟山》的编辑、副主编和执行主编,与《钟山》一道成长,将《钟山》视为“安身立命之所,是一项值得奋斗终生的文学事业”。(8)从徐兆淮给文仁山的信中可以看出,《钟山》一直扶持青年作家,编辑不仅做分内的事情,还亲自上阵写评论,为青年作家的成长争取各种机会。

大多数当代文学期刊为了求新求异,习惯追捧名家和当时走红的年轻作家,尤其是新主编上任时往往会抛弃刊物原来的作者群,使得作者群不断更迭,缺乏稳定性。而《钟山》保持了持续性,始终关注刊物的重点作者,和作家结下长期的友谊。以王安忆为例,从发表于《钟山》1981年第4期的短篇小说《墙基》开始,包括创作谈在内,一共在《钟山》发表20篇作品,其中有《长恨歌》《遍地枭雄》《岗上的世纪》《乌托邦诗篇》《锦绣谷之恋》《流逝》等代表性作品,还有一篇王安忆与刘金冬的访谈录。《钟山》还发表了吴调公、曾镇南、包忠文和裴显生、蒋原伦、汪政和晓华、何言宏、刘庆邦撰写的7篇王安忆的作品评论。以迟子建为例,她首次在《钟山》发表的作品是1988年第4期的《没有夏天了》,到2019年第1期的《炖马靴》为止,一共发表了14篇(部)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有《满洲国》和《逆行精灵》《越过云层的晴朗》《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其中《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获得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此外还有吴义勤的《迟子建论》和方守金、迟子建的《以自然与朴素孕育文学的精灵——迟子建访谈录》。

再以叶兆言为例,他首次发表在《钟山》的作品为1985年第5期的《悬挂的绿苹果》,到2019年先后发表21篇(部),其中包括《花煞》《刻骨铭心》《别人的爱情》《状元境》《追月楼》。一家刊物能和多位核心作者保持二三十年的稳定合作关系,这种情形并不多见。这也说明《钟山》的几代编辑能够很好地继承和发扬刊物的传统,充分利用期刊的优质资源,不像一些变来变去的期刊,新主编总想另起炉灶,结果把刊物折腾得半死不活。还有个别刊物的老主编退下来之后,因为心里不舒服,或明或暗不让老作者支持自己的刊物,这样的刊物都很难持续发展,也无法形成稳定的特色。

和《人民文学》《当代》《收获》《十月》相比,《钟山》在争取优质稿源时缺乏优势,但编者采取与作家交朋友的方式,以心换心,跟踪作家创作的最新进展,赢得了作家的支持与信任。在徐兆淮的倡议下,《钟山》从1982年第3期开始设立“作家之窗”栏目,同时推出一个作家的作品、评论和创作谈,这种集束方式吸引了一批重量级作家的加盟,开发了更多优质稿源,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钟山》1994年与《文艺争鸣》联手,开设“新状态文学专辑”栏目,从1994年第4期开始,到1995年第5期截止,集中推出韩东、朱文、述平、陈染、邱华栋、夏商、鲁羊等年轻作家的作品,成为新生代小说家的重要推手。从1995年第6期开始,到1999年第6期截止,《钟山》与《作家》《山花》《大家》杂志和山东的《作家报》携手合作,联合推出“联网四重奏”栏目,集中刊发朱文、徐坤、东西、刁斗、张梅、邱华栋、鲁羊、文浪、李冯、夏商、丁天、陈家桥、李洱、王海玲、李大卫、吴晨骏、刘庆、卫慧、金仁顺、叶弥、胡性能、谢挺共22位青年作家的新作。从“新状态文学专辑”到“联网四重奏”,《钟山》搭建了重要的平台,推动了新生代作家的成长,发表了一批在审美观念、艺术形式上都包含新元素的作品。新世纪以来,《钟山》通过专栏的形式稳定了一批重点作者,保持了栏目结构的持续性。而且,《钟山》没有片面倚重老作者,而是不断引入新作者,借此提升期刊的活力。对有潜力的新人的发掘与培养,这是《钟山》长期形成的优秀传统。1981年第1期《钟山》发表了当时还在复旦大学读本科的颜海平的《秦王李世民》,好评如潮。赵本夫在1981年第2期发表的处女作《卖驴》更是一鸣惊人,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王兆军的中篇处女作《拂晓前的葬礼》(1984年第5期)和朱晓平的中篇处女作《桑树坪纪事》(1985年第3期)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桑树坪纪事》曾“屡投不中”,却幸运地登上了《钟山》的头条,编者还专门为之配了6幅插图。叶弥的处女作《成长如蜕》发表于《钟山》1997年第4期,《美哉少年》《明月寺》《云追月》等代表性作品也首发于《钟山》,迄今为止已经在该刊发表了12篇(部)作品。

在《钟山》亮相的名家,大多数都是刊物当年扶持的新人,加上源源不断的新人,使得《钟山》既有成熟的厚重,又有创新的锋芒。《钟山》走的是一种“有情的”路线,推举的也是“有情的文学”。正因如此,她的作者对刊物都有较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钟山》对于自己认定的作家,不离不弃,把作者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就像徐兆淮在信中对赵本夫和姜滇的力荐。1962年出生的山东作家夏立君曾在中学当了十余年的语文教师,随后在地方媒体工作了将近20年,50岁开始写作古代文人系列散文。《钟山》杂志社2013年收到了夏立君的首次来稿,长篇散文的语言功力、历史内涵和思想力度打动了责任编辑和主编贾梦玮。《钟山》随后在2016年第3期、2017年第5期连续刊发《时间的压力》系列散文,而且两次都推上头条位置,还加上编者按,向读者重点推荐。贾梦玮还将作品推荐给译林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了同名散文集。2018年《时间的压力》荣登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奖的榜单。这一案例充分显示出《钟山》杂志和贾梦玮擅长发掘好作家的胆识与眼光。同时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还有朱辉的《七层宝塔》(2017年第4期)和黄咏梅的《父亲的后视镜》(2014年第1期),这两位作家也是《钟山》长期跟踪、重点关注的对象。截止到2019年,朱辉在《钟山》发表了9篇中短篇小说和3部长篇小说,黄咏梅发表了8篇(部)小说。

徐兆淮的这封信很好地诠释了《钟山》“立足江苏,放眼全国”的办刊原则,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向外界推介江苏的作家,尤其是年轻人;另一方面广开稿源,希望文仁山帮忙约请北京中青年作家的小说稿。《钟山》对江苏文学资源的深入开掘,成为其办刊过程中的重要特点。《钟山》是江苏文学向外界展示其最新动态的一扇窗口。截止到2019年底,在《钟山》发文量高居前列的作家中,江苏作家是其核心主体:丁帆(22篇)、王彬彬(76篇)、叶兆言(21篇或部)、叶弥(12篇或部)、毕飞宇(21篇或部)、苏童(19篇或部)、赵本夫(8篇)、黄蓓佳(11篇)、韩东(小说诗歌11篇或组)、鲁敏(10篇)。另一方面,江苏作家和全国作家在《钟山》同台竞技,相互激荡。《钟山》没有像一些省级文学期刊那样,办成了本省作者封闭的自留地。《钟山》既热心扶持本省作者,也密切跟踪处于文学前沿的各地作者。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不管是本省作家还是外地作家,《钟山》都是一个长情的同道,陪伴一代代作家从年轻走向成熟。

三、文学期刊的评奖实践

《文艺界通讯》编辑部:

现将《1981年〈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获奖揭晓》简讯两则,及《获奖篇目名单》一份寄上,请收!欢迎能予刊登,以进一步促进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繁荣。

谢谢!

此致

敬礼

解放军文艺社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五日

上面这封公函的正文为油印稿,抬头手写,用纸为印有“解放军文艺社”红色字样的信笺,盖有“总政治部解放军文艺社”的朱红印章。两则简讯的内容大致相同,一则重点介绍获奖名单,另一则详细一些,均用复写纸复写于“解放军文艺社”的方格稿纸上。现将内容更简略的一则照录如下,并引用另一则简讯中介绍评奖目的、评奖规则和评奖过程的内容。

1981年《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获奖揭晓

1981年《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评选于5月1日揭晓,共有16篇作品获奖。

其中短篇小说8篇是:王海鸰(女)的《她们的路》(3月号)、齐平的《白云岛》(1月号)、海波的《啊!兵》(1月号)、韦建勇的《“书迷”立功》(11月号)、刘增新的《同根生》(7月号)、张波的《共鸣》(7月号)、贾国荣的《故乡等着你的爱》(9月号)、任喜民的《小草》(10月号);报告文学4篇是:朱秀海、袁厚春的《河那边升起一颗星》(12月号)、江永红、钱钢的《“蓝军司令”》(8月号)、李大明、肖允康、严立群、邢昆明的《五月的鲜花》(8月号)、毛文戎的《这是我们的将军》(2月号);散文4篇是:王树增、张嵩山的《通往发射场的路》(7月号)、娄仲毓(女)的《她们正年轻》(11月号)、高耀峰的《出操》(5月号)、冯复加的《在那遥远的地方》(3月号)。这些作品的作者,大部分是部队的,也有地方的。

该刊的优秀作品评选明年将继续进行,评选范围除今年在该刊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外,还将增加诗歌。

另一则简讯中这样介绍评奖的目的:“繁荣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团结、培养军内外作家、作者,不断提高刊物质量。”《解放军文艺》1980年首次举办优秀作品评奖活动,“1981年该刊优秀作品的评选,是经读者、部队各大单位文化部门推荐,采取群众、有关领导部门、专家和编辑部同志相结合的方法,共同研究评定的。评选活动从一月初开始,至三月末结束,于五月一日揭晓”。

从1978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开评以后,各种文学奖项逐渐多了起来,文学期刊的文学奖项种类繁多,这是文学期刊确立自己特色的重要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文学创作的发展。事实上,1978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由《人民文学》杂志具体操办。1997年启动的首届鲁迅文学奖,也由中国作家协会下属刊物负责具体事务,譬如《小说选刊》《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诗刊》分别负责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等文体的评选工作。也就是说,中国当代文学评奖与文学期刊的关系非常密切。遗憾的是,目前很少有人关注文学期刊的评奖活动,较为系统的研究文章更为少见。《解放军文艺》是最早一批设立奖项的文学期刊之一,评奖活动持续了多年,一度从年度奖调整为双年奖。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文学期刊设立的奖项都没有坚持下来,停停办办,缺乏连续性。1984年《青年文学》设立的“青年文学创作奖”和大多数的期刊奖项一样,评选几次后没有了下文。

文学期刊评奖实践的发展历程是折射文学期刊自身处境的一面镜子。操办评奖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发展处于良性状态的期刊才有心思去评奖。不少文学期刊奖项诸如“茅台杯人民文学奖”“《大家》·红河文学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中国李庄杯十月文学奖”等,都获得了企业或机构的资助。在纸媒生存压力日渐增大的环境中,文学期刊很难凭借自身的财力设立奖项。值得注意的是,可以依靠影响力获取赞助的文学期刊毕竟是少数大刊名刊。在90年代,有一些文学期刊以奖金额度造势,譬如1995年赵锐勇担任《东海》社长兼主编后,为了摆脱经营亏损、影响衰退的困境,1996年在得到商业赞助后,设立了“东海文学奖”,第一届总奖金30万元,第二届总奖金50万元,第一届金奖得主是史铁生,第二届金奖得主是莫言。当时,“三十万文学巨奖”“五十万文学巨奖”的广告词在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遗憾的是,《东海》2000年改刊为《品位》,这家创刊于1957年的老牌文学刊物黯然谢幕。1994年创刊的《大家》于次年设立10万元大奖,第二、三届大奖连续空缺,为此引来外界的议论,批评期刊以高额奖金炒作,实际操作时又开出空头支票。文学评奖不应是短期行为,否则,不仅对期刊发展无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还会动摇期刊的根基。

在文学期刊设立的奖项中,《小说月报》1984年设立的“百花奖”一直坚持至今,已经评选了18届,而且始终采取读者投票的形式。“百花奖”已经成为国内文坛别具一格的奖项,它和《小说月报》的办刊实践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百花奖”的评奖理念和《小说月报》的办刊理念都高度稳定,其清晰的读者路线和明确的现实主义风格不断强化刊物的品牌辨识度,使得《小说月报》在期刊边缘化的语境中依然保持较高的影响力。“十月文学奖”首届评选的是1978—1981年发表于《十月》的作品,从第二届开始三年一届,第八届评选的是2001—2007年间的作品,2013年后改为三年一届。历届获奖作品中有张承志的《黑骏马》、张贤亮的《绿化树》、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铁凝的《永远有多远》、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等,多数获奖作品都是同时期作品中的精品。尽管一度难以为继,但《十月》克服困难,让“十月文学奖”在接续传承中焕发新的生机。正如邢丽凤所言:“文学期刊主办的成功的文学评奖,通过奖励那些真正具有现实意义和艺术价值的创作,向社会和读者推荐好作品,可以扩大获奖作品和期刊的知名度与社会影响力,巩固自己的作者队伍,强化办刊特色。如果一项评奖能够做到公开、公平、公正,而且持之以恒,就像《小说月报》百花奖一样,它一定会成一种文学品牌。出色的文学奖项会生发出一种内在的凝聚力,源源不断地吸引那些有才华的作家加盟,使文学期刊拥有一支可以自我更新的、充满活力的作者队伍。文学评奖也是文学期刊的试金石,在文学评奖中可以坚持艺术标准的文学期刊,在选择稿件时也往往能够择优汰劣,获得广大作者的信任,同时也赢得读者的支持。”(9)

从2010年以来,部分中断了的文学期刊奖项再续前缘,不少文学期刊新设文学奖,这已经成为文学期刊领域的新现象。1984年《花城》设立的《花城》文学奖在评选了五届之后,中断了25年,到了2017年再次启动。南京的《青春》杂志从1980年到1984年,连续评选了五届的“青春文学奖”,贾平凹、王安忆、苏童、梁晓声等人都是当年的获奖者。在中断了35年之后,第六届“青春文学奖”于2019年重启,以发现文学之星、培养未来大家为目标。2020年第4期的《鸭绿江》杂志刊登《恢复“鸭绿江文学奖”暨举办“第八届鸭绿江文学奖”评奖启事》,首届鸭绿江文学奖于1979年启动,在连续评选了七届之后停办。编者重启奖项的目的是“为了承续传统,繁荣文学事业”。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新设的文学期刊奖项令人目不暇接。江苏省作家协会2013年设立“紫金·江苏文学期刊优秀作品奖”,集中推出下属4家文学期刊的奖项——“《钟山》文学奖”“《雨花》文学奖”“《扬子江》诗刊奖”“《扬子江》评论奖”,评奖周期为两年一次,奖励范围为4家文学期刊刊发的优秀作品。宁波的《文学港》2013年设立了“储吉旺文学奖”,陕西的《延安文学》2013年设立“延安文学奖”,《山东文学》2017年启动“首届山东文学奖”,《中国校园文学》2018年开评“首届中国校园文学奖”,山东的《青岛文学》2019年设立了海鸥文学奖,文学期刊设奖成为一种常态。多种文学期刊重启或新设文学奖项,这表明编者意识到了文学评奖对于凝练期刊品牌的重要作用,有利于吸引优质稿件和优质作者。另一方面,近年各地文化宣传部门加大了对文学期刊的支持力度,甚至为文学期刊办奖拨付专项资金。

应当注意的是,不管期刊办刊或期刊设奖都要避免跟风,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中期文学期刊界刮起“评奖风”,如果算上各种征文评奖或竞赛活动,大小奖项真是多如牛毛,遗憾的是很快就风平浪静,大多数奖项没有挺过三届。文学期刊设奖要和期刊自身定位相辅相成,而且要有长远规划,保证评奖程序的公平、公开、公正,切忌随风摆动的变脸游戏,避免看米下锅、看人下碟的随意性。文学期刊的评奖要办得长远,而且真正有益于文学发展,至关重要的还是要奖掖好作品和好作家,这样才能提升奖项的含金量。期刊奖项应该是文学期刊的自我约束,努力造就出精品出人才的局面。孙犁写过一篇《我观文学奖》的短文,他说:“以本国奖金而论,在每届发奖的当年,文艺界热闹一阵,过不了多久,群众不只对获奖的书名,即获奖的作者,也就淡忘了。文学作品,以时代和读者,为筛选之具。如果连书名都不能印在读者心中,这种文学奖还有什么意义?”有个别文学期刊的评奖程序不透明,获奖作品艺术质量不高,好作品反而名落孙山,缺乏公信力,这无疑会透支刊物的声誉,引发恶性循环,得不偿失。文学期刊奖项办好了,还有另一个重要功能——发掘并培养新人。对于年轻的写作者而言,在起步阶段不太可能获得省市级或全国级的文学奖项,如果他们具有探索性但尚不成熟的作品能够获得期刊文学奖,这对他们不仅是巨大的鼓励,还有利于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加速其成长进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扬子江文学评论》持续至今的年度优秀论文奖,对促进青年批评家的成长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家文学刊物如果不愿意花力气培养新人,只愿意坐享其成,伸手摘别人的树上结的桃子,我认为这样的刊物不是有情怀、有境界的好刊物。那些深度介入文学史进程的文学期刊,大都能够持续地推出新人,这些新人中有不少成为大作家,这样不仅塑造了刊物自己的作者群体,还影响了文学思潮的演进与文学流派的成长。

注释:

(1)原信中正文第一段的“北方”和第二段的“黑龙江文艺”没加书名号。

(2)茅盾:《发刊词》,《人民文学》1949年创刊号。

(3)《编者的话》,《奔流》1957年第1期。

(4)本刊编辑部:《我们的希望》,《蜜蜂》1957年第1期。

(5)《编校杂记》,《红岩》1956年第1期。

(6)王秀涛:《文学的守夜人——编辑家何锐素描》,《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5期。

(7)此信的公开得到徐兆淮先生的授权。

(8)徐兆淮:《编余琐忆》,第221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

(9)邢丽凤:《文学期刊与文学评奖》,《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