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秀莹:焰火之美
来源:青年报 | 时间:2020年10月12日

文/李清川 陈仓

我害怕那种一眼就能看到底牌的生活 我们点燃焰火退到一旁欣赏升腾之美

付秀莹在中学的时候就是语文老师的心尖子,她发表的诗歌散文,被抄在黑板上反复吟咏,总有外班同学指着她,看,那就是付秀莹。后来,她当老师,教英语,和一茬一茬的学生告别,而自己依然留在原地,这种生活让她害怕。她害怕那种一眼就能看到底牌的生活,于是以考研的方式从故乡到了他乡。她不仅是一个好作家,同时也是一个好编辑,从《小说选刊》名编到《长篇小说选刊》主编,她对作者与编辑的关系有着清醒的认识:“好作者必须拥有源源不断的创造力,才能真正与好编辑一起成就所谓的文坛佳话。很多时候,面对一个有内在能量的作者,编辑就是那个点燃、引爆,然后退到一旁欣赏焰火升腾之美的人。”

付秀莹,著名作家,中国作协《长篇小说选刊》主编。著有长篇小说《陌上》《他乡》,小说集《爱情到处流传》《朱颜记》《花好月圆》《锦绣》《无衣令》《夜妆》《有时候岁月徒有虚名》《六月半》《旧院》等多部。其中长篇小说《陌上》入选2016年《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五佳、《收获》文学排行榜、春风图书势力榜、新浪好书榜、《文学蓝皮书:中国文情报告(2015—2016)》等。长篇小说《他乡》荣登中国小说学会2019年排行榜,入选2019年《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五佳,入选百道好书榜、影响力图书第三季、深港书评好书榜等各类榜单。曾获首届小说选刊奖、第九届十月文学奖、第三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首届茅盾文学新人奖、第五届汉语文学女评委奖、第五届汪曾祺文学奖、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第四届华语青年作家奖等多种奖项。

1、我挺害怕那种一眼就能看到底牌的生活。

青年报:芳村是你虚构的,肯定有故乡的影子,那么你真实的故乡叫什么? 你在那里生活了多少年? 你还记得第一次离开故乡进城的情景吗?

付秀莹:芳村是我小说中虚构的一个村庄,可以说是我纸上的故乡,肯定有我真实的故乡的影子。我出生长大的小村庄在华北大平原上,叫作南汪村,在滹沱河畔。四季分明,民风淳朴。我在这个村庄度过了我的童年时代,现在想来那应该是我一生中最好的光阴,父母在堂,姊妹在侧,甚至连色调都是明亮温暖的,叫人又甜蜜又惆怅。多年以后我还总是梦见村子里的那条街,小时候的家,房子,院子,树木,儿时伙伴,都是当年模样。这就是童年经验的厉害吧。它默默伴随和影响你的一生,无论你走多远的路,见多少人。从某种意义上,其实你永远都走不出那个小村庄,走不出你的童年。

我十多岁离开村庄,到县城读书。是一个秋天的早晨,母亲一早起来给我包饺子,厨房里有灯火,有香气。上马饺子下马面。这是我们家乡的民俗。我站在院子里,看着树叶在清晨的微风中簌簌颤动,远处有鸡在啼叫。父亲和我推着自行车出门,母亲送我们到村口。秋霜满天,晨曦初露。村庄还在睡梦中没有醒来。大片大片的田野向着远方延展,延展。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多年以后,这个场景我一遍又一遍想起,恍如昨日。其实,这大约也是很多人的集体记忆吧,为了求学,或者追梦,远离家乡,奔赴他乡,在一条路上越走越远,永不能再回。

青年报:每个人讲起自己的故乡都是充满着怀念。你用一个纯粹的故乡人介绍一下这块土地吧,那里还有让你念念不忘的现实人物吗?

付秀莹:我的家乡河北无极,历史文脉源远流长,据《汉书》记载,汉初置毋极县,北魏时城址迁到现址。滹沱河水哺育和滋养了这片土地,留下很多迷人的传说。比如汉王城和康王城,介子推庙,包公祠,曹植封地安侯乡,著名的闻鸡起舞的主人公除了祖狄,还有无极人刘琨……燕赵大地,多慷慨悲歌之士。这块土地豪杰侠士辈出。“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处报仇身不死”的邯郸游侠,“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刺客荆轲,“当阳桥头一声吼,喝断桥梁水倒流”的猛张飞,刺配沧州道、雪夜上梁山的好汉林冲,血染沙场、舍身报国的狼牙山五壮士……人初见都问我是南方人吧,大概是因为看起来颇柔弱。燕赵儿女嘛,肯定有着一腔热血难凉。至今我们无极人酒风豪放,酒胆壮烈,怕也与此有关。

故乡还生活着我的亲人们。我经常回去看望他们,尤其是我的父亲。他八十岁了,依然身体硬朗,精神健旺,这真是做儿女的最大的福气。我几乎每天都要给他打电话,说说家常,问问安。每天的电话,成了习惯,有时候有事没打,他就会担心。担心我在城里这个那个。我要是打不通他的电话,也会坐卧不宁,一遍又一遍打。这就是血脉相连吧。我总想,每一次拨电话,有人在那边应你,每一次回故乡,有人在家等你,这是人生多大的幸福! 对于每个远离故乡的人,父母与故土几乎是同义的。

青年报:我们总觉得你天生就是当作家和从事编辑工作的,因为你身上具备了一种文人的气息。事实是,你到北京以前,在河北还有一段工作经历,你当时是干什么工作的? 这段经历对于作家而言可以忽略吗?

付秀莹:我在中学教书,当老师,教英语。要说影响,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每一种经历都是珍贵的,每一条路都是必经之路。我很感谢那一段生活,正是青春年华,在校园里,跟年轻的学生们在一起,见证他们的成长,在与他们的共同成长中,不断认真寻找价值和意义。一茬一茬学生成熟,告别,离去,踏上新征程,而作为老师,依然留在原地,反反复复。当有一天这种熟极而流的生活令我感到不安和惊惶的时候,我知道,我需要新的挑战性,新的有难度的工作。我挺害怕那种一眼就能看到底牌的生活。

青年报:你进京的方式,和许多青年人一样,是通过考研这样一条道路。你是进京之前还是进京以后开始写作的? 北京的大学校园文学土壤特别肥沃,我们假设一下,你当初没有考上研究生,你现在会在哪里干什么? 你还能成为著名作家吗?

付秀莹:通过读书考试,改变生活路径和命运方向,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成长经验吧,尤其是出身乡下的孩子,除了手里的一支笔,什么都没有。其实文学是我很小时候的梦想。我作文好,几乎每篇作文都被当作范文,是语文老师的心尖子。小学的时候写作文,写六一儿童节演出,我竟然写了“轻启朱唇,慢吐莺声”这样的句子,也不知道从哪里看来的。中学时代发表诗歌散文,据说诗句被理科班老师抄在黑板上,反复吟咏。后来在校园里总有外班同学指着我,看,那就是付秀莹。也算是当时校园里的风云人物吧,挺能激发和满足一个女孩子青春期狂妄的虚荣心的。也曾收到很多读者来信,那时候还是手写,各种字迹。但高中时代的写作实在是不务正业,高考才是最大的前程和出路。真正的写作,是在来北京以后。当时我是跨专业考研,同学们都是科班出身,读过很多书,对作家作品如数家珍。我哪里敢开口? 只有加倍努力,刻苦补课。欠下的,总是要还回来的。当时的理想倒并不是当作家,还是想读研读博,搞研究做学术。但后来还是走上写作道路,大概是当年那颗种子的暗中怂恿吧。

有时候我也想,要是不来京,我可能在我们那个北方省城,像我的同事们一样,教书育人,直到退休。我可能不会写作吧。我不知道。生活是不能假设的。命运也是。有时候,可能一个极为偶然的转折,就会改变人生的路径。就仿佛在林间分岔的小路上,选择了一种可能,同时也就失去了其他的众多可能。是偶然性让生活千差万别,是偶然性让我们一唱三叹。但偶然里肯定隐藏着某种必然。

青年报:你的第一部长篇《陌上》是讲乡村的,随后又创作了第二部长篇《他乡》,这是讲城市的。在这个大移民时代,其实很多人都生活在“他乡”,“他乡”才是真正的生活中心,是生命的主战场。你是怎么理解“他乡”这一时代概念的?

付秀莹:他乡,是相对故乡而言的。在地理意义上,故乡是我们的血地,是生身之地,是出处,是来路,是源头。而他乡是异地,是新路,是去处,充满未知和不确定性。从哲学意义上说,故乡是此处,他乡是彼岸。从故乡到他乡,从此岸到彼岸,需要一生的艰难泅渡,其中的俯仰沉浮,风高浪急,个中滋味,不足为外人道。在我们身处的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多少人都是人在他乡呀。我想,《他乡》之所以能引发一些读者的共鸣,大约是触动了当下时代生活中人们的集体无意识。我们远离故乡,走异地寻新路,梦想着在他乡重建一个世界重建一个家园。昨天在一个访谈中我说,无论如何,他乡终究是要成为我们的归处的。我们在他乡打拼,爱过痛过哭过笑过,我们把一腔热血抛洒在他乡的土地上。

2、编辑是那个点燃、引爆的人,然后退到一旁欣赏焰火升腾之美。

青年报:你的“他乡”是北京,你在北京生活工作这么多年,还有哪些东西是属于“他的”而不是“你的”? 把“他乡”唤为“故乡”的条件成熟了吗?

付秀莹:我喜欢北京这个城市的气质,宽阔、包容、大气,它海纳百川,却波澜不惊。北京大,北京傲慢,皇城根儿,伟人脚下,冠盖满京华,北京对什么都见怪不怪。就算你在大街上痛哭失声或者仰天长啸,恐怕也没人会好奇地问你为什么。在北京多年,跟这个城市朝夕相对,耳鬓厮磨,渐渐有了更多的情感认同。户口,房子,工作单位,社会关系,这些城市生活的代表性符号,让人内心安定。有时候,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看着人来人往,烟火繁茂,觉得温暖可亲,觉得这就是自己的城市,这就是自己的生活。人在他乡的异地感、疏离感,焦虑感、无助感,会渐渐淡去。这可能跟年纪渐长有关吧。其实是跌跌撞撞走过,领教了生活的厉害,知道了时间的残酷无情。懂得了珍惜当下,怜取眼前。这个时候,他乡即故乡。

青年报:很多人都说《他乡》主人公“翟小梨”就是付秀莹。其实写小说的人都知道,哪怕是科幻小说,都会有作家的影子。想问一下,你和她保持着什么样的关系?

付秀莹:去年新书出来,我在各种场合申辩,我不是翟小梨。说得多了,自己也觉得困惑。其实何必申辩呢。每一部作品都是作家的自传,这说法虽然极端,却也诚恳。一部作品要想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肯定有作家自己的热血奔涌,有作家自己的热泪飞溅。《他乡》里的翟小梨身上肯定有我的影子,有一代知识女性层层叠叠的万千身影,错杂缠绕不可分辨。不是小说的故事本身,而是小说中人物的内心情感,情感的内在逻辑。我把经验、情感、思想、审美、想象打碎,借助虚构的力量,重新塑造了一个这样的翟小梨,血肉融合,不可拆解,不可剥离。正如鲁迅先生说的,“杂取种种,合为一个”,“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这里有一个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之间关系的问题。当然,读者不管这一套。他们固执地认定作家就是他笔下的人物,付秀莹就是翟小梨,那么也只好由他们。没有什么不好。甚至我还会暗自得意,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我写了,你信了。这不是对作家最大的信赖和赞美吗?

青年报:我隐隐地觉得,你又在憋着一部大作品,这部作品的背景是城还是乡? 你在这部作品里会扮演什么角色?

付秀莹:是在写,但还是暂时不说吧。主要是我说了不算。等作品出来,作家退场,白纸黑字,抵赖不得。生杀大权交给读者吧。

青年报:你不仅仅是一位著名作家,还有编辑家这样一个身份。你是从学校毕业就进入《小说选刊》了吗?

付秀莹:编辑家不敢称,就是一个文学编辑。硕士毕业之后,我先是在一家报社,跟你算同行吧。我也有记者证,做文化记者,做副刊编辑,读书版作品版都做过,业余时间写小说。后来一个偶然机会,中国作协招聘,我参加了招聘考试,当然也是因为我的短篇小说《爱情到处流传》,调入中国作协,在《小说选刊》做编辑。

青年报:我有一句“谢谢”的话,至今都没有机会好好说出来,因为我写的第一篇小说《父亲进城》,是通过你的手被《小说选刊》转载的。其实,我过去是写诗的,没有写过小说,一点也不了解小说界。回过头想想,如果不是转载,就没有一个小说家的我了。我特别想知道这篇小说出笼的幕后故事,你还记得那篇小说吗?

付秀莹:当然记得啊。那时候我还做初审编辑,读到《父亲进城》的时候,很惊喜,当期就提了稿,并建议放中篇头条。其实这样干还是冒着一些风险的。对于文学界,尤其是小说界,作者陈仓还是一个崭新的人,陌生的名字,谁也无法预测作者的日后的成长道路。而且《小说选刊》要走市场,作者尤其是头条作者要有一定影响力,有市场号召力,否则可能会直接影响发行。记得当时我的审稿意见写得很详尽具体,在发稿会上也陈述了充分理由,这篇小说打动我的不是技术的圆熟,而是情感的力量,深沉有力,直击人心。一看就不是写小说写滑了的,不是我们习见的那种惯性叙事。技巧几乎没有,甚至有些笨拙,而恰恰是无技之技方为大技。我直觉这个作者大有潜力,编辑部当即顺利通过,头条发稿。值得高兴的是,后来你果然陆续写出了《女儿进城》等进城系列,有一大批新作力作问世。

青年报:如果用传统小说的标准来衡量,《父亲进城》有许多“非小说”的成分,事实是,我开始写的时候,没有想过是什么文体,尤其没有当成小说来写。你作为选刊的编辑,在选择小说的时候,特别看重的是什么? 有没有恒定不变的东西?

付秀莹:《父亲进城》确实不大像小说。但我们当下很多小说的问题恰恰是,写得太像小说了。记得多年前有一个我的访谈,题目是编辑拟的:“我不是技术派”。我当然不是说技术不重要,但好小说靠的是情感的力量,审美的力量,是蕴藏其中的复杂多义、一言难以道尽的对人世的感慨,甚至有时候就是一滴无法命名的泪水,一声含义模糊的叹息。尽管文无第一,艺术感受千差万别,但好小说肯定是有一个审美公约的。

青年报:你的编辑生涯中,应该当过很多人的伯乐,你能再举例讲一讲,有哪些作者或者作品,是通过你而走向精品的吗? 你和我们分享几个文坛佳话吧。

付秀莹:做编辑多年,这样的例子当然很多。有时候,为了一篇自己钟爱的稿子要跟各方反复推荐反复沟通。不论作者有名无名,我都是一视同仁。具体例子就不说了吧。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是我的工作,是职业本分。编辑嘛,就是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就应该隐身在作者作品后面,甘做无名英雄。我当初也是受益于编辑的发掘和扶植,遇到过很多伯乐,并因此走上文学道路。我对编辑工作是怀有很高的敬意的,也有很深的职业荣誉感和价值感。我深知编辑的职责和操守,深知好编辑对作者作品的重要性,因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敢稍有轻忽和懈怠。并且我也深知,好作者与好编辑是彼此成就的。好作者必须拥有源源不断的创造力,才能真正与好编辑一起成就所谓的文坛佳话。很多时候,对于一个有内在能量的作者,编辑就是那个点燃、引爆的人,然后退到一旁欣赏那焰火升腾之美。

3、读一部好的长篇,仿佛重新度过了一生。

青年报:你担任《长篇小说选刊》主编已经四五年了吧? 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非常多,你们选择的时候有具体的标准和倾向吗?

付秀莹:我主持《长篇小说选刊》整整四年了。我们刊物是双月刊,每期六十万字容量,加上配发的评论,也只能选载两到三部。而每年长篇小说出版数量大概有八千到一万部,这还不包括大量网络文学作品。面对如此汹涌而来的作品,如此繁荣活跃的文学现场,作为选刊,如何选择很重要。《长篇小说选刊》的办刊宗旨是好作品主义,从海量作品中遴选那些艺术性思想性俱佳的优秀长篇,在坚持平等、包容、海纳百川的专业胸怀的同时,更加关注具有现实性、人民性、时代性的现实主义力作,记录时代风貌,书写时代生活,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建构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我们还设有佳作推介栏目,对佳作力作进行推荐评论,有力地弥补了版面不足的遗憾,力求更全面展现当下长篇创作风貌。

青年报:我们看到你们有一句话,“流动的文学史”,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们编辑刊物的过程,就是替文学史打草稿的过程,你们是用历史的眼光在编选作品,或者说进入文学史的作品基本绕不开你们?

付秀莹:长篇小说因为其长度、密度和难度,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从这个意义上,一个时代的文学高峰,很大程度取决于长篇小说创作成就。作为中国作协旗下的唯一长篇类选刊,《长篇小说选刊》力求披沙拣金,选优拔萃,把作品放在文学史框架中去考量去评判,力求为当代文学史打好草稿。我们紧跟最新出版态势,选载当年最新力作,因而是流动的、动态的、不断更新、修订、补充、丰富中的文学史草稿,最终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文学史是人类文化成果之一的文学的历史,经过时间积淀和读者检验,经典化或者有经典化可能性,大浪淘沙,最终留下的才是耀眼的金子。

青年报:你们还有一句话,“茅盾文学奖备选篇目库”,结合你们的办刊思路,你能解释一下这句话吗?

付秀莹:《长篇小说选刊》以遴选优秀长篇小说为己任,这与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有着共同的职责和目标。当年创办刊物的初衷是为了推动、繁荣长篇小说创作,多年来的办刊实践也有力践行了这一初衷。历届茅盾文学奖入围和获奖作品,绝大部分都被《长篇小说选刊》选载推介过。这是对我们办刊宗旨的检验,也是对“不忘初心”的最好阐释。从这个意义上,《长篇小说选刊》被称为“茅盾文学奖备选篇目库”一点也不夸张。当然也不是说,被我们刊物选了就能获奖,但好作品被及时转载,及时肯定,及时扩大,在广大读者中更大范围地传播,无疑对作家的影响力以及作品的经典化可能,都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

青年报:你有没有统计过,《长篇小说选刊》2008年创刊至今,有哪些作品获得了茅盾文学奖? 尤其是在最近一两届的评奖中情况如何?

付秀莹:这个我还没有完整、具体地统计过。但我看到过一则资料,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五部获奖作品,张炜《你在高原》、刘醒龙《天行者》、莫言《蛙》、毕飞宇《推拿》、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全部被《长篇小说选刊》转载过。最近一两届,尤其是新一届,因为我正赶上,印象很深。十部入围作品中,除了一部因为篇幅太大无法选载外,其他九部均被我们刊物选载和推介过。

青年报:你任《长篇小说选刊》主编后,创办了长篇小说金榜,这个项目以其权威性和文学性,在长篇小说领域影响巨大。你们和其他一些奖项不一样,没有奖金也没有颁奖仪式的对吧?

付秀莹:多年来,《长篇小说选刊》作为长篇类专业刊物,一直没有自己的奖项,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我任主编后,于2016年创办了这个金榜暨高峰论坛,迄今已成功举办了四届,第五届也即将开始筹备工作。我们目前是零奖金,也没有颁奖仪式。如果条件成熟,我们也会考虑给作家精神激励的同时,也给他们以物质奖励。

青年报:在一个破片化阅读的时代,人们越来越没有耐心读鸿篇巨作了,长篇小说的读者会不会越来越少? 在这种背景下,你觉得长篇小说的挑战和优势是什么?

付秀莹:文学本来就是小众的,热爱的赶不走,不爱的拉不来。好作品总会有固定的读者群在那里。关键是我们能不能给读者提供真正优秀的作品。总有一天,当人们厌倦了碎片化阅读的时候,他们也许更愿意沉浸在长篇小说里,着迷于其中的人物、故事、命运,读一部好的长篇,仿佛重新度过了一生。这种感觉是迷人的。

青年报:大家对微信、抖音这些应用特别着迷。你是怎么看待这些新型社交媒体的呢?

付秀莹:说实话,方便是方便,可也实在是太烦乱。对生活是一种很大的干扰。当初我是单位里最后一个换智能手机的,因为工作需要,各种通知都在工作群里发,让你不得不用。我至今不大会用抖音快手之类,也不迷恋这些。但年轻人好像都在玩在看,地铁上,公交上,甚至大街上走路的时候,放眼望去都是低头族。手机几乎强势占据了人们日常生活各种缝隙,如果人们都长时间沉浸在虚拟时空里,将会对对现实生活产生负面影响。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青年报:你是很少的有定力的作家,你已经很久没有发过朋友圈了,这一点是怎么做到的呢? 你有什么话对年轻人说吗?

付秀莹:新书出版的时候,也发过朋友圈,配合宣传,愿意多卖书嘛。后来慢慢就不发了。再后来连朋友圈也不大看了。偶尔浏览一下,也只是偶尔了。刚开始还有不适,习惯性去看,但很快也就养成了新的习惯。你会发现各种喧嚣都远去了,世界一下子安静下来。安静,宽阔,幽深。更多的时间,读读书,写写东西,散散步,看看风景,陪陪家人,发发呆,走走神。感觉很清净,很丰富,很妥帖,很好。到了一定年纪,人终究要学会如何跟世界相处,跟自己相处。人生太短,光阴太贵。除了玩手机,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值得我们抓紧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