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北上》:看他如何在这片大地上行走
来源:《长江文艺》 | 时间:2020年09月09日

  文/李勇

  《北上》的标题起的很好。它指示着方向,包含着行动,有强烈的召唤和引领味道。展露在我们面前的,仿佛有个人,或一群人,正跋涉在前行的路上——笔墨至简的两个汉字,所勾勒出的正是这样一幅生动鲜活的画面。

  徐则臣的小说,感觉篇名都很讲究,《跑步穿过中关村》《耶路撒冷》《如果大雪封门》……这些篇名也能让我们把握住它们背后的一些共性特征,这个特征指向作者本人,我们可以用他另一个小说的名字来形容:《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

  作家本人是否“一直在路上”,我不得而知,但是他的小说——哪怕只是那些篇名——所透露出来的对于远方和行走的兴致,却能够彰显和透露出作者的某种精神讯息。按照朱一帆博士的解读,这种讯息即“到世界去”。“到世界去”也许是徐则臣对自己的解读,读《北上》之前,我并没有集中读过徐则臣其他的小说,所以这一点并不确定。倘真是他自己的概括,那么就可以说,对于行走的渴望,是他的一种自觉。

  作家或知识分子谈行走,当然不是纯空间意义上的,而必然是精神性的。几年前,看到《耶路撒冷》,第一眼便深受震撼,那震撼不涉内容,而纯粹是篇名的四个字带来的。那四个字包含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太丰富、太复杂了。它们让我很直观性地想到一个词:巨著。而面对那样的“巨著”,我始终心存疑惧——我首先怀疑的是自己是否做好了充分的阅读准备,另一方面我又怕自己会失望。因为这疑惧,那本黑黄二色封皮的书至今依然悬置案头。

  《北上》却是容易进入得多。它不涉及那么多的知识、文化和历史的屏障。它的风格似乎就像它真正的“主人公”——那条大运河一样,平坦宽阔,一目了然。其实,真正的运河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并不知晓。搜肠刮肚,也找不到自己和它有关的哪怕一星半点的记忆。最多,也就是小说写到了《大河谭》论证报告会时有一位“郑州大学”的专家,还写到了运河的“济宁”段,这是这个作品离我最近的部分。

  寻找这条运河和我自己的关系,有助于我理解作者和作品的关系。虽然关于前者,我寻找到的不多,但是那种“关系”却扎扎实实地存在。因为,京杭大运河镌刻着中国人共同的历史,它的名字出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告诉我们民族昔日的离乱和辉煌。所以,哪怕我们从未见过大运河,却对它毫不陌生。生长于江南水乡的徐则臣,更不会陌生。当然,他和它的关系究竟如何,我并不确知,在小说中,他塑造了一系列的人物一系列对运河一往情深的人物,他们必然是作者的某种心意照影,但他们是否又全然代表着作者本人,似乎又颇值得商榷。

  小说有现实和历史两条线索。历史的线索围绕了小波罗一干人等沿水北上,在硝烟和离乱中颠沛流离的旅程;现实的线索则是谢望和的电视纪录片《大河谭》的拍摄。两条线索,作者精心设计了它们的关联。这关联——或者说那些偶然与巧合——让历史和现实融合成一部“小说”。小说由历史(小波罗来中国寻亲)说起,终结于现实:小波罗的家族后人(考古学家胡念之)重塑运河文化和运河精神的努力终得始终。

  现代小说,尤其是纯文学意义上的现代小说,总有其不言而喻的批判性。《北上》的批判性,至少展现于以下几个细节:一是小波罗北上所见证的中国的苦难和战争,二是运河航运事业和航运史在转型时代的终结,三是推进运河非遗化过程中所遭遇的困难和挫折。这些细节的一个共同的重点就是:“航运”。这也是运河在我们的民族史中之所以有如此重要历史地位的关键。徐则臣写小说也好,历史学家考古也好,甚至某个运河儿女伫立河畔眺望家园也好,所有的文化情怀和历史情绪背后,那不易察觉的最根本的驱动力量,都在航运。没有航运,便没有运河,便没有关于运河的历史。

  而航运,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以这么说,运河的所有历史,都脱不开航运——那些战争、争夺,都和它有关;那些贫穷、富饶,甚至情爱、离合,也都和它有关。而追溯这样的航运史,便自然不仅仅是一个文学的甚至文化的工程,而是更包含着一种综合性的历史反思的工程。所以《北上》最终集合了考古学家、摄影家、企业家、平民,让他们一起加入到让运河重焕生机的事业中来,不能不说是作者有意无意间的一种寄托。

  当然,作家让整个小说的重心落在运河“非遗”申报成功上,这一点值得商榷。申报“非遗”,今天是举国上下一项浩大的工程,工程之浩大,事业之隆重,所涉地区、人群、诸种力量之重视,可谓空前。但正是这种空前性,也让我们心存疑虑,因为它背后所涌动的,更多还是各种各样的现实利益考量。《北上》力图让那些对运河真正怀有赤子之心的运河儿女集结起来,去做一项在他们看来意义重大的事业,很大程度上应该也是出于作者对那种功利性的社会热潮的批判做出的选择。这种选择,让小波罗沿水北上付出性命,让意大利人迪马克变成了中国老汉马德福,让胡念之、孙宴临、周海阔、邵秉义坚定地选择和值守了自己的命运。但是,如此重大的一项使命,或者说这一切的一切,最后全都被维系于了申遗成功这样一个事件,是否显得有些草率和轻飘了呢?

  《北上》择取了我们民族历史中一个不应该被忽略,看起来也未曾被忽略的部分,寄托了一种宏大的历史忧患——想必也有某种个人的情感和怀念。但是这种历史忧患如果足够深广和宏大的话,那么这个小说似乎在某些地方可以描写得更深沉、更悲剧化一些。尽管,那些战争,小波罗的死、如玉的死、马福德的死,都有足够的悲剧性,但是运河在进入现代以来的那种衰败,与申遗受挫相关的权力和利益纠葛,似乎是可以被挖掘和展现得更充分一些。申遗成功意味着什么?某种程度上,那不过是一种更高级别的博物馆和展览馆式的操作罢了吧?也许我的理解有误,但至少,对于历史,对于凝聚了我们民族历史的那些遗迹,除了今天现有的这些纪念、挖掘和再开发的方式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更恰切和熨帖的方式与可能,这是最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探寻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上》毋宁说只是一个开启,它启发我们反思历史、对待历史(以及现实)的态度与方式。民族的历史留给我们很多,在这块属于我们的土地上,河流、山岳、工程、庙宇、书籍……它们无一不承载着历史,讲述着历史,而知识分子很多时候所扮演的则是倾听者和发现者,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倾听、行走和思考,并以自己的理性和良知告诫贪婪者和索取者。

  徐则臣依旧在这块大地上行走,很多人也在这块大地上行走,那么他们还会发现什么,并告诉我们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