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文学的尊严和作家的福泽
来源:文艺报 | 时间:2020年09月07日

  文/蒋子龙

  我依然清楚地记得,1980年秋后的一天,在车间办公室赫然见到两本《小说选刊》的情状:惊奇、兴奋、庆幸、感动……

  因为我当时的处境艰难而又尴尬。天津的第一大报已经连续发表了14块版的批判我小说的文章,不知道还有没有下文。是“批判”不是批评,气势和用词都是“文革”大批判的方式。是市里一位领导公开组织的这场批判,并上书中央告我的状,认为我的小说是“大毒草”。

  在工厂里,我却仍然担任着一个庞大的有着3万多平方米的车间的主任,每天忙得像救火。而管生产的副厂长是我的同学,却常会突然闯进车间,不是检查生产,是看我会不会在上班时间写小说,想抓我个“现行”……说实在的,我已经不像1976年春夏两季被“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那么紧张,只是“癞蛤蟆趴在脚面上”——不咬人,硌硬人。

  可想而知,这时候《小说选刊》的横空出世,对我有雪中送炭、伸援手救我于水火的意义!

  况且是茅盾写的发刊词。这是文坛上的一道重彩。我反复掂量着手中的《小说选刊》,那真叫“爱不释手”,想穷尽脑中一时想到的好词来形容她:文气雄厚、慧眼辽阔、囊括诸家……

  创刊号的头条,竟选上了我发在地方刊物上的短篇小说《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且配发了阎纲先生的短评。爱默生说过,不要让一个人去守卫他的尊严,而应让他的尊严来守卫他。以前被不断地批倒批臭,还谈何尊严?我甚至想不明白是自己牵累了文学,还是文学牵累了我?“文革”结束,正本清源,理应恢复人的尊严、文学的尊严。当时我却没有能力守卫自己的尊严,满心希望文学的尊严能帮助我。

  我与同时代的大多数业余作者一样,对文学抱有宗教般的感情,想能成为文学殿堂的朝圣者。在这样的“圣殿”里,总该是安全的吧?即使“文无第一”,《小说选刊》至少是最高的文学殿堂之一,对作家的精神的福泽,非比寻常。

  说句没出息的话,《小说选刊》的问世,对作家还有“扶贫”的意义。作品有幸被选中,还会再发一次稿费。我当时的工资每月40多元,《小说选刊》给《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的稿费至少顶我两三个月的工资。这在当时对我来说是大钱,对其他业余作者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外快”。一位在塘沽盐场工作的朋友,已经公开发表过多篇小说和散文,后来调到塘沽文化馆,他让我在歇班的日子去塘沽讲课,讲完课不仅没有讲课费,我还得请塘沽的十来位业余作者吃饭。理由是我刚从《小说选刊》又“白拿了”一次稿费,而且明年评奖也“有戏”了。

  后来知道,《小说选刊》是当时的中国作协一把手张光年提议创办的,第二年张光年和夫人由王蒙陪同来天津,光年先生对我说:“35年没有吃狗不理了。”我大吃一惊:狗不理就是个包子,怎么多长时间没有吃它还记得如此清楚?

  原来他在35年前来天津吃过狗不理,此后再没来过天津。我当时刚发表了中篇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王蒙接口说:把你的“赤橙”两个字拿出来请我们吃狗不理。虽然那顿饭最后结账时不光是吃掉“赤橙”,连同“黄绿”也一块吃掉了,我却于心满足,终于有机会对创办《小说选刊》的功德表达了自己的敬谢之意。

  自见到创刊号后,我开始订阅《小说选刊》,每期刊物到手,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读下来。一刊在手,便对当前好小说的风貌、全国文坛动态,就了解个大概。特别是从《小说选刊》的风格以及选取作品的标准中,一直感受到一种“现实的骨感”,即便在新潮流、新技法大行其道时,也保留着丰富的文学内容和生活内容,这让我心里踏实。因为我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已经成了自己的一种性格、一种命运,想改也难。

  我理解的现实却并非只是当下,现实不可能脱离历史和未来。除此之外还有作家内心的现实、精神的现实状态,以及情感的现实,好小说产生于真性情。为此我曾认真阅读茅盾的发刊词,他肯定“文革”后短篇小说“欣欣向荣……建国三十年来,未有此盛事”。这应该理解为对文学关注现实的肯定。

  1960年代初,我还在军队上,读了茅盾点评的《1960年短篇小说欣赏》一书,深受启发,当即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读后感,不知天高地厚地寄给了《文艺报》。隔了没多久,竟收到《文艺报》的回信,写信者是大名鼎鼎的评论家阎纲,一笔美不胜收的好字,写了三页,告诉我怎样修改这篇文章。我按他的意见改好后重新寄回,可惜不久“文革”开始,《文艺报》和其他文学刊物都停了。但阎纲先生是信人,将我的文章的大样寄给了我。由此我跟阎先生有了联系,什么时候见了面都感到很亲切,没有距离,不必客套,可以说说心里话。想不到在《小说选刊》的创刊号上,续上了前缘。

  不可否认,《小说选刊》的存在也给作家以很大的压力,写出的小说除去要争取能上《人民文学》和刊中“四大名旦”之外,更重要的是能被《小说选刊》看中。茅盾在“发刊词”中说得很清楚,创办《小说选刊》有助于将全国短篇小说评奖常规化,上了《小说选刊》就有可能“名标金榜”。我的《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在第二年的全国短篇小说评比中果然中奖。

  当时的评奖是读者投票和专家意见相结合,上一年的《乔厂长上任记》,之所以我生活的城市的市委领导告状都告不下来,跟得票不少有关,拿下来跟群众怎么交代?当然,专家的认可也至关重要,最后还是排在最前边。《小说选刊》创刊号开印就是30万册,从第二期发行量就飙升至100多万册。根据当时全国群众阅读情况调查显示,平均每一本刊物的读者是10个人,这是多大的影响力!上了《小说选刊》不能说评上奖就十拿九稳了,却至少有了一多半的把握。

  当时傅活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称我是“文学新秀”,多么妩媚的称号。40年来为了争取上《小说选刊》,熬成了糟老头子,我是不是可以考虑向《小说选刊》讨要“青春损失费”?人会老,刊物不会老,文学不会老。铁打的刊物,流水的编辑和作者。

  借《小说选刊》创刊40周年庆典,向选刊的新老编辑们说声谢谢!并祝福《小说选刊》:福寿康宁,万紫千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