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数十年文学批评的随想
来源:当代作家评论(微信公众号) | 时间:2020年08月03日

  文/贺绍俊

  我做文学批评也有几十年了,几十年来在文学批评的实践中,还是收获了很多很多的喜怒哀乐。

  要说时间的话,或许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那时候我在乡下当知识青年,前途渺茫,但那时候对读书仍充满极大的兴趣。我尤其喜欢论辩性的文字,当然能读到的书籍少得可怜,我侧重于读几本理论色彩很浓的马恩著作,比方《反杜林论》,还有鲁迅的书,甚至当时上海出的《学习与批判》杂志,我也是每期必会找来读的。我也试着写一些论辩性的文章,但这些文章既没有发表,也没有留下半点纸片,可以想象,那是一些多么幼稚可笑的文字。但我同时也相信,这样的经历无形中也在训练我的文学批评思维。

  真正进行文学批评实践是在80年代,更具体点说,是我1983年大学毕业来到文艺报社工作后,因为工作直接与文学理论和批评发生关系,自己也不由自主地拿起了笔。从80年代开始文学批评,这对我来说也许是一种幸运。那是一个让文学理想之花激情绽放的年代,我们沐浴着80年代的文学精神一路走过来,因此一直心存对她的眷念。新时期之初人们的思想在经历了“拨乱反正”的反复较量后,头脑中的种种思想禁区逐渐被撤除,特别是随着一大批在“十七年”和“文革”中受到政治迫害的作家被“解放”,一些在政治斗争中被定性为“毒草”的文学作品被“平反”,文学界一个相对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不期然地到来了,从而带来了80年代文学思潮的此起彼伏。那时候,我们被各种新奇的理论所震撼,这些新奇的理论也激活了我们的大脑,各种“奇谈怪论”由此应运而生。我们聚在一起,就愿意“高谈阔论”,每一个人都有新的想法和新的见解。相聚和讨论,成了80年代的文化时尚。“沙龙”一词在当时并不流行,可那时候在我们的身边其实有着大大小小的“沙龙”式聚会,或者在我们的单身宿舍,或者在下班后的办公室,或者在某一个周末的郊游,或者在某次会议的间隙。我们当时还年轻,旺盛的青春荷尔蒙甘愿挥洒在相聚和讨论上。我们讨论的话题固然从文学出发,但不时却会扩散到政治、哲学与历史,而扩散开去有时就收不回来,有时又回归到了文学。我们的讨论是热烈的,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心态则是平等的,谁都可以反驳他人的观点,谁同时也会认真倾听他人的申辩。当然那毕竟还是乍暖还寒的时代,我们的耳边不时还会听到政治的警钟在敲响,但这并没有太多地影响到我们的相聚和讨论,在这样的小环境里,我们感受到了心灵最大的自由,思想的激情在自由地释放。现在回想起当年的场景,才体会到那种心灵的自由是一种多么难得的精神享受!说实在的,当时一波又一波的思想斗争和批判声音,加上我们身处工作岗位的特殊,让我们不得不常常绷紧思想的弦。但我们不能指望别人给你自由,因为别人给予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现在看来,我们能够在当时为自己开辟出一个心灵自由的空间,实属不易,当然我们也在这个空间里真正享受到自由的愉悦。还得感谢我们那时候旺盛的青春荷尔蒙!终究还是年轻气盛,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一个大的群体,分布在全国各地,因此在全国各地都有这种心灵自由的小空间,那时候没有QQ、微信、互联网等迅捷的交流方式,但我们仍能通过书信或电话,交流不同空间的相聚和讨论。那时我们都很珍惜出差的机会,到了某一个地方,办公事往往变成了次要的任务,首要的则是和当地的朋友接洽上,参与到当地的小空间里,在异地也来一次相聚和讨论。说到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批评搭档潘凯雄。我们俩曾一起从大学来到文艺报,在一个办公室,一起编稿,也一起参与到当时热烈的文学讨论中。也许有一种志同道合的感觉吧,我们常常在观点上能达成一致,于是我们成了一对“批评双打”,一起合作撰写批评文章。但潘凯雄比我更有恒心和毅力,经常是他催着我甚至逼着我动笔写文章。如果不是我的这位好伙伴的敦促,也许我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好吧,那时候,常常挑灯夜战赶写文章,或者趴在资料室里翻查材料,现在想想也是顶累的活儿,但那股文学激情和理想精神,至今也不会忘记!

  新世纪之后,我从文学报刊的岗位来到了东北的一所大学。工作的变化也带来视野的变化。过去仿佛置身于文学现场,进大学后,则可以站在岸上冷静地望海观潮。大学提供了一种相对独立的环境,我可以钻进象牙塔里做自己的学问,但《文艺报》作为当代文学的一个风眼,一个聚焦点,一个风浪的旋涡,我在此工作了一二十年,耳濡目染,使我不由自主地追随着文艺的最新动向、最新潮流,也逐渐培养起我的问题意识。正是这种问题意识,让我在大学封闭的空间里打开了一扇窗口,我觉得很有必要将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衔接起来,这使我的文学批评到达了一个新的起点。

  我越来越发现,当代文学研究必须与文学批评结合在一起,文学批评能够使当代文学研究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在所有文学研究的领域中,唯有当代文学是没有终点的,这意味着当代文学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当代文学的这一特征给当代文学研究带来极大的刺激和挑战,因为你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活的机体,在你的研究过程中,当代文学仍在不断地生成出新的因素。当代文学的生成功能与当代文学的研究就构成了一种张力,一方面,研究者试图左右或预示这种生成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生成的现实又在改变或扭曲研究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文学研究就是当代文学中的一部分,它的研究对象也就是它自身。如果把其他的文学研究如古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界定为是对“他者”的研究,那么,当代文学就不完全是对“他者”的研究,而应该是一种对“自我”的研究;研究者应该在研究对象中看到自我的影子,如果研究者看不到自我的影子,那只能说明他的研究没有抓住当代文学的根本。换一个角度说,其他的文学研究是在阐释历史,顶多是在建构历史,而当代文学研究则应该是在生成历史。所以,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同人们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选择而自豪,因为这种研究更富于创造性,它是参与到创造当代文学经典的过程之中的。当代文学研究的特征就决定了它与文学批评的密切关系。文学批评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畅通无阻的绿色通道,使研究者能够时刻保持着与不断变异着的当代文学实践的联系。

  当代文学批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可以说是风起云涌、蔚为壮观。无论是批评家阵营,还是批评方法和批评理论,与80年代初相比显然可以看到明显的进步和发展的程度之大。特别难得的是,今天的文学批评现场更加看重批评家的主体精神,更加强调批评家的独立品格,因此也就带来文学批评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就是说,文学批评有不同的批评个性,也有不同的批评样式,有的是犀利尖刻的批评,但也有非常谦逊的批评;有的是充满着破坏性的批评,但同样也有具有建设性的批评,可以说这是一个批评百家争鸣的时代。百家争鸣是建设一个良好批评生态的基础,但坦率地说,文学现场一直以来并没有给百家争鸣提供一个良好的批评生态环境,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从根本上说要从文学制度的改革和建设的宏观角度来考虑,才是解决问题之本。但我想对于批评家个人来说,应该认真对待文学批评的伦理问题。

  每一个专业的文学批评家,首先应该恪守一些基本的文学批评伦理。那么什么是文学批评的伦理?所谓文学批评的伦理,就是指人们在批评活动中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是从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出发而设定的,是为了彰显文学批评的宗旨和目的,强调文学批评的伦理,并不是要求批评家都成为道德圣人,也不是要求批评家所写的文章都是道德文章,而是为了让文学批评能够成为真正的文学批评,是为了尽量真正减少非文学的因素,伤害到批评的实质。

  从这个角度来说,提出文学批评的伦理问题,不过是要求一个专业文学批评家应该遵守伦理的底线。文学批评应该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这是没有错的。但是无论是说好的批评,还是说坏的批评,都应该是一种真诚的批评,这样才会使批评具有信服力。真诚,这是文学批评家必须恪守的批评伦理。所谓真诚就是对文学批评抱有真诚的态度,是期待通过文学批评达到弘扬文学精神的目的,是要用文学批评的方式来传递真善美。因此,文学批评尽管会不留情面地揭露文学创作中的问题和缺陷,但这种揭露从根本上说是具有建设性的。

  真诚,同时也就意味着批评是有一说一、言之有据的,因为真诚是和真实联系在一起的。真诚同时就还意味着善意,也就是说即使是最尖锐的批评、最刺激的言语,都是带有善意的。有人针对现在的文学批评一味地说好话,就积极倡导否定性的批评,这样的倡导一般来说也是对的,它有益于改变目前不良的批评生态,但是否定性的批评同样需要恪守文学批评的伦理,否定性的批评会很尖锐甚至刺耳,但只要你的态度是真诚的话,尖锐刺耳的话会说得在理。

  而且当你抱着真诚态度进行否定性批评的时候,你也会很慎重,很严谨,你就会遵循着一个最小伤害原则。“最小伤害原则”是从美国新闻工作者的伦理规则中借用过来的。美国的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订立了一个伦理规则,其中就有这样的话:“对那些可能受到新闻报道负面影响的人表示同情。”这就是说一个职业的新闻工作者,一方面要在新闻报道中揭露社会的问题,但是他又要谨慎地注意到这种揭露不要伤害到无辜。所以他们就提出了一个“最小伤害原则”的伦理规则,最小伤害原则所强调的是一种同情心。所以真诚是跟同情心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一个真诚的文学批评家自然是富有同情心的。

  真诚在文学批评伦理中,还特别意味着面对学术的真诚,也就是要求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向内对自身的言行做出规范要求,使自己恪守真诚。哈贝马斯对人类的言行进行了分类,分类的原则是根据行为的不同性质和目的。以哈贝马斯的行动理论来处理文学批评,我以为基本上有两种行动,第一是策略性行动,第二是沟通性行动。按照哈贝马斯的解释,策略性行动是私人性的、合理的,以追逐自己利益而采取行动,是最终的诉求。沟通性行动则是公共性的,理性的,将私人利益之考量完全凭借在外。因为在商业社会中,策略性行动是支配性的,也是无孔不入的,所以在文学批评中也就难免存在着大量的策略性行动的文学批评,比方说所谓的人情批评、红包批评、媒体批评,这些都可以归结到策略性行动的文学批评。当然策略性行动在商业社会具有合理性,因为商业社会就是以追逐利益为最大原则的,文学作为文化产品自然也要进入商业流通渠道,当它以文化产品的身份出现时,它必然要遵循商业社会的规则。但这样的文学批评只能在商业流通环节中有效,比如出现在图书市场的宣传广告上,出现在市场化运作的媒体上。但如果一个文学批评家在学术性批评中也采用这种策略性行动,那就是一种严重丧失批评伦理的行为了。哈贝马斯认为,学术研究、科学研究这种追求精神价值和探寻真理的行为,必须以沟通性行动来行使,否则你所做的学术研究或者科学研究只能是伪学术、伪科学。沟通性行动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行动中的言行是真诚的。今天我们的学术交流不畅通,文学批评中的对话关系很紧张,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缺乏足够的真诚性。所以谈到文学批评伦理,真诚是伦理的第一条。

  转眼间我已到了人生暮年,如果我还继续从事文学批评的话,就以真诚作为对自己的告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