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一瓜《致新年快乐》:降落现实的转境时刻
来源:《收获》 | 时间:2020年07月29日

  文/黄德海

  《致新年快乐》进行到三分之一左右,组队行动的反扒志愿者与一伙窃贼狭路相逢。大敌当前,一贯勇猛的郑氏兄弟中了美人计,完全丧失执行能力。“双胞胎一直目瞪口呆,他们完全反应不过来——开始是对这伙美女扒手猝不及防,后来是对各种混乱迟钝,他们都被马尾辫的美丽温柔转了境,一下子回不到过去的执业状态,脑子各自空白,下意识就不接受车里发生了扒窃。”在同伴抓住女扒手之后,他们也还是“不愿相信,眼前这个楚楚可怜的泪眼娑婆的马尾辫,是他们一贯乐意追捕的猎物”。

  小说临近结尾,成吉汉和猞猁一起追击逃跑的银行抢劫犯,前者一面疯狂驾车,一面打开高保真汽车音响,“在音乐中,所有的光影、人形、景致、颠簸与离心力感,飞逝的街道,远方的山岚雾气,乃至抽象的事物,所有的一切,全部在车行旋律中刷新、变形、升华,尤其是辅之以速度时,音乐绝对让成吉汉脑浆沸腾,血液狂飙”。这个平常看起来张皇羞涩的人,在音乐的致幻作用下,已经进入癫狂的幻觉状体,那个熟悉的成吉汉彻底消失了,他的“温柔与暴烈是随时转境的,没有过渡期”。

  引起我注意的,是上面两段文字中出现的“转境”一词,觉得有些新鲜的意味。不知道这词来源于佛典还是方言,但意思在上下文里可以看得清楚,即人被某些事物强烈影响,从而忘记了自己置身的现实,脱离了原本建基于日常的思维、情感和行动轨迹,脑子转入另外一种特殊情境之中。如果以上理解没有太大的偏差,那这一词语是否可以作为一个特殊的关键词,用来看待《致新年快乐》这一有着明显理想意味的小说?也就是说,这部小说是否可以整体上理解为一个有意延长的转境时刻?

  01

  从人物来看,须一瓜的这个小说,主要围绕新年快乐工厂的负责人和保安展开,他们身份不同,天性各异,人生遭际也不相同,却最终奇妙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反扒志愿团队。我们不禁要问的是,什么是这个团队成员最终能够组合在一起的理由?

  不妨先从负责人成吉汉说起。作为《致新年快乐》的重要人物,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他从小到大的各种情形。刚进小学的时候,成吉汉就成天穿一件橄榄绿上衣,把这当做他的警服,甚至因为等衣服熨烫好而上学迟到。高中时,在一辆长途车上,成吉汉跟一个小偷扭打起来,即便后来小偷的同伙持刀现身,成吉汉仍然“死死扭住行窃者”,以致大腿挨了一刀。再后来,看到一个女人背着孩子跳河,成吉汉立刻从车里蹿出来,跳下距离护栏十多米的冰冷河水里,差点送了命。不难看出,成吉汉拥有急公好义的“自然德性”(natural virtue),也即这一德性不是后天培养出来的,而是他身上天然具备的,不妨看成他的天性。这一天性,在积极意义上,通常会被称为嫉恶如仇、见义勇为;在消极意义上,则往往会被认为是缺心眼、二百五。

  与此同时,成吉汉对音乐无比痴迷。大学时,他就“买了很多很多很多盗版、正版的音乐碟片”,在新年快乐走马上任不久,他则采用先进的网络音频纯数字化体系,升级了全厂的广播音响系统,更新了全厂一百多只扬声器,还为自己“专门整出一间高档听音室”,甚至连学习滑板也“在音乐声中追风而行”。即使朋友因救他而去世,他的首要反应也不是悲伤,而是对方“非常了不起,终止在那么棒的音乐里。我一直在想,我在那个时刻,谁会为我播放我最爱的曲子呢”。这种对音乐的痴狂状态,不妨看成对美或艺术的天然热爱,当然,也可以换个角度看成不切实际。

  小说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猞猁(林羿),也就是保安队队长,天性几乎处处与成吉汉相左。他沉着、冷静、富有现实感,不会轻易被外在现象迷惑,“似乎天生就有‘清晰判断并尊重各方利益’的能力,再纷乱的情况,再凌乱的枝节,再巧言令色,好像都不能阻挡得住他对事情核心的把握”。他也从不动辄激动,几乎一直能够保持冷眼旁观的姿态,绝大部分时间处于清醒状态,能从各种表象中推断出事物的本质,所谓“对人对事,他有直达本质的奇怪天赋”。这一天赋可以说是“天生的猎人直觉”,让他能够从人群中发现坏人,辨认出谁会是麻烦的制造者。拥有如此天性的人,当然会得到周围人的信任,因此,不光老板对他依赖有加,他的恋人知道他是“敢担当、能担当的那种男人”,就连一贯嚣张跋扈的厨子阿四,也觉得猞猁身上有令她“又爱又怕的什么东西,微妙地威慑着她,让她不敢唐突造次”。

  围绕成吉汉和猞猁的,有始终“透着无所畏惧的沉着与英勇”的边不亮,“简直就是复仇似的和所有的小偷扒手恶人宣战”,是这个组合里“最坚忍、最手狠的一个”。当然,也不能忘了郑富了、郑贵了这对双胞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假扮警察”,虽然“不过端一个朝不保夕的保安破饭碗,还成天管天管地管空气”。跟成吉汉出于自然德性的嫉恶如仇不同,也没有猞猁对人和社会的天生直觉,边不亮和郑氏兄弟可以说是因为自己的人生遭际,无意间加入了这个对恶的抗争行列(当然,不可能完全排除天性)。或者可以说,他们的选择是被迫的“人为德性”(artificial virtue)——因为不幸的遭遇,边不亮对坏人积攒了刻骨的仇恨,用猞猁的话说,他“这么变态、这么不要命地嫉恶如仇,是他心里装满了恨”。郑氏兄弟呢,则是因为从小脑子迟钝,总被人欺负,“所以他们觉得警察威风凛凛,无人敢欺”,因此热衷于扮演警察,遇到不法之事表现得积极又勇敢。

  通常,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就是其天性被引导、并逐渐与世界和解的过程。可小说中的这群人,不管是出于天性的执着,还是出于后天的自我选择,即根据他们的自然德性或人为德性,围绕着对扒手的愤慨,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反扒团队,尝试着实现他们惩奸除恶的理想。也就是说,他们因为自己的天性和遭际,把与世界的和解过程强行扭转,从而进入了转境状态。了解世界运行逻辑的人当然明白,他们面临的将是什么,比如成吉汉的父亲,早就判定自己的儿子是一个高贵的蠢蛋;比如阿四,她关心侄儿郑氏兄弟,爱护成吉汉,疼惜边不亮,敬畏猞猁,感受得到他们身上那些罕见的东西,却也知道两兄弟的颟顸、成吉汉的没正经、猞猁和边不亮的伤痛与隐疾,几乎看得见这群看起来正气凛然的人失心疯一样的人生轨迹。

  阿四这一刘姥姥般充满世俗智慧的人,几乎可以代表现实世界对这群人的态度,也让人意识到,由亢奋的德性刺激构成的转境时刻,因为与现实世界并不贴合,定然不会长久维持。或者,就像猞猁意识到的,“人生也许就是如此吧,总有绚丽的七彩气泡在飞;总有人只为生命的荣耀而战,总有些傻瓜,一辈子目光远大,只看到远方诗性的光芒,永远看不到自己一脚狗屎”。当这群踩着一脚狗屎的人要凭靠自己的德性强令转境降落于现实之中,伴随着的恐怕必然是天生的缺陷和难以避免的千疮百孔。

  02

  我相信,新年快乐工厂的负责人和保安们,从来没有规划建立一个稳固的小共同体,他们只是在特殊的时代情形之下,因为种种有意无意的机缘,先是自发,后是半自觉地组成了以反扒为首要之务的临时团体,并努力维持着团体的运作。这一团体的运作,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有意延长的转境时刻,只是在小说里,这一转境状态阴差阳错地降落在现实的地面。

  《致新年快乐》发生的时间距离现在二十多年,回想起这一时间段和对它的思考,我们大概会为自己曾经的轻视暗叫一声惭愧。那个时候,新年快乐工厂所在的地方,还“一派贫困杂乱、无序而生机盎然。很多城市化的基础设置、机构配置,都在应对人口快速增长的疲惫招架中”。就是在这样的城市化初级进程中,就是在这样的无序和生机中,就是在规范化还没有完全取走各种可能性的这一时期,开始逐渐积聚在一处的人群,还没有被固定安置或有意驱逐,社会还有一丝透气的空间,容得下妄诞的想象和离奇的行为,不少先天或后天德性没有被完全规制的人们,尚能寻到一个空隙来尝试他们在人世的各种可能,来安置他们正向的转境时刻。我们不妨记住这个时期,因为我们即将或已经开始怀念——或许,这也是小说题目使用了具有怀念气息的“致”的原因?当然,更重要的,这是作品人物停留的时代。

  郑氏兄弟的行为,差不多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宽松氛围催生出来的。喜欢多管闲事的郑富了出面制止小混混动手,却被双方合起来打了一顿,阴差阳错地上了报纸。或许是上报纸的虚荣刺激了他们,或许根本就是天生爱管闲事,此后“双胞胎一起迷上了社会警务管理。穿着保安制服,有事没事在人流密集处巡视,一碰到小偷的、打架的,夫妻在街上打闹的,他们就出手。警察没来,他们就说自己是警察,警察来了,他们就说自己是保安”。沿着这一自发的运行轨迹,郑氏兄弟和边不亮先后加入新年快乐保安队,“在成吉汉的直接领导下,治安巡逻的范围日益扩大”。在幼儿园血案中大得民心之后,这一队伍更是“膨胀得不行,也锐气风发得不行,恨不能铲平天下所有不平事”。是的,尽管是转境,却跟任何一个活物一样,先是自发地产生,然后,管理者有意无意的纵容,涉事者或明或暗的鼓励,被救助者真心实意的感戴,都成为输入这一团体的精神能量,让他们有机会给人间投下一点多余的善意。

  一个转境时刻能延长并有机会落地实行,肯定不能只依靠精神能量。幸好,新年快乐的少主成吉汉慷慨任侠,反扒志愿团队的住所、工资、装备、巡逻车辆、健身场所,甚至受伤之后的医药费、营养费,都由这一提款机供给。只是,天生容易混淆现实与幻想的成吉汉不会意识到,离开他的物质支持,以行侠仗义为己任的转境不会在现实中存在,并且,他对音乐的喜爱,还进一步掩盖了团体的现实根基,从而让成吉汉误以为建成了自己的非凡汗国,并在某些时刻显出近乎辉煌的色彩。看,这是英雄们的凯旋,一个属于他们的完美转境时刻——“一行挂彩的、疲惫的小队伍一进厂大门,忽地,新年快乐四至的白色栅栏内,大小灯齐放光明,维纳斯喷泉狂飙。阿依达的超长小号在夜空穿云裂雾,连接天国。光辉而磅礴的音色,让小小厂区,神迹般壮丽辉煌,是的,整个厂区,高分贝地响起了威尔第的《凯旋进行曲》。在那个夜晚,在那个远离市区万丈霓光与红尘之外的乡镇一隅,在那个月光隐约、夜色清幽的郊区厂房,辉煌的音乐,瞬间成就了天上人间的光辉遗址。音乐里,从天而下的金色高光,打亮了那天地间、唯一的非凡舞台。”

  尽管有成吉汉的物质输入,尽管期望“出钱、出力、出血,他们一起维护那个了不起的世界”,尽管默许和激励让这个转境时刻恍若正义的化土,但任何停留在地上的转境都难免与外在世界有交叉,现实会以雄强的逻辑摧毁这一异质的人造世界。因为自我定位不准确,这个团体的成员常常忘记自己的身份,越俎代庖地干起警察的活儿。对这一点,警察心知肚明,但念在他们对不法之徒的威慑作用上,平时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在制服一次抢劫行动后,扶持他们成立了“反扒志愿队”。但警察没有忘记严肃指出,“反扒志愿者,只允许以志愿者的身份活动,绝对——绝对不许假冒警察,严禁——严禁使用警械等任何违法行为”。当然,陶醉在自己正义情怀中的转境中人,多数会忘记这些告诫,继续行走到违法的边缘,“以警察口吻对歹徒们威武训斥”,甚至“避过警察,偷偷使用手铐、警棍等警具”。

  不止如此,当冒充的警察身份获得暂时承认的时候,原本封闭在转境中的欲望和权力,就有了向现实世界索要回报的意愿。成为新年快乐的保安之前,郑氏兄弟已经感受到,“虚拟的公权也是公权力,只要管理相对人以为是真的,那就是真的”。“公权力对人的侵蚀,比铁块生锈还容易”,而冒充人员缺乏监督,一旦开始腐败就是绝对的。郑氏兄弟收取着腐蚀带来的利益,享受着没有监督的公权力带来的恣意,于是,他们对坏人的看法会发生改变,并能接受私了。加入新年快乐保安队,成为反扒志愿队成员之后,他们继续接受或明或暗的贿赂,“双胞胎也已经不止一次逮住她(按指女贼)后放行,也就是说,不止一次受贿。猫和老鼠已经进入一个双方默契的互助互益循环。”即便猞猁大打出手,他俩仍然为行贿者(当然更是为自己)辩护:“她是有小偷病。是病人。我们所以这样,是为了保护她的家。”哥俩还说,“人家都怀孕了啊……”

  当然,不止郑氏兄弟在毁坏这个转境时刻,成吉汉和边不亮虽未收受贿赂,但也早就超出了一个志愿者的本分,让自己处于违法的边缘。一贯冷静的猞猁本是这个团队的基石,最终,因为关心则乱,他也越过了该有的界限。无可避免地,这个本来应该是有限的、局部的、始终小心翼翼的、已经足够延长的转境时刻,走进了无边的现实,也就再正常不过地来到了它的崩塌点。队友死亡,执掌现实的人即将索回他的权力,那个或许会越来越值得怀念的时代,就要无可奈何地走到它的尽头。

  03

  这样一个涉及转境崩塌的小说,很容易呈现出苦大仇深的样子,让读者对其中的人物充满同情,为理想境况的消失忧心忡忡,并有可能进一步引向对无情现实的痛斥。但《致新年快乐》的诉求并不在此,相反,在整个作品中,时时呈现出谐谑的意味。比如成吉汉喜欢古典音乐,这一爱好影响了保安队的人,连冷静的猞猁都会让音响室循环播放威尔第的《凯旋进行曲》,愚笨的郑氏兄弟也学会了用口哨吹出《威风堂堂进行曲》。更不用说,这爱好唤醒了厨子阿四那颗成吉汉命名的“古老的音乐灵魂”——

  有一次,她做的粉蒸排骨没有熟,食堂一片郁闷蛙声。阿四辩称是那天十一点多放的音乐不对;成吉汉居然就查那个时间点厂里的广播系统音乐,一查是肖斯塔科维奇的钢琴三重奏,成吉汉哈哈大笑后表示,那个音乐的确不合适蒸熟排骨。成吉汉宣布:以后阿四蒸排骨,音响室绝不许播放肖氏钢琴三重奏。阿四是很能顺竿高爬的,立刻说,前天下午的曲子,非常合适蒸粉丝包子——那包子你不是说非常非常好吃?就那个声音好。成吉汉让人马上播放阿四说的前天下午的音乐。拉赫玛尼诺夫《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一出来,阿四就腰杆挺直,一脸怎么样的自得神气,仿佛那音乐就是为她蒸包子谱写的,没有听完,成吉汉就跳起来重拍阿四的肩。没错!成吉汉指着空气中看不见的旋律,说,你对!我看到了,好吃的包子,就是这样熟的——纯美的、白色的水汽袅绕中,它们——慢慢、慢慢、慢慢变熟——淡淡的忧伤在蒸腾,热腾腾的炊气,散发着包子的复杂的美好香味——成吉汉嘎嘎咕咕地狂笑,看不出真言戏言,匪夷所思的魔怔,令周围侧目。

  从这段文字,或许可以看出整个小说的调性——正面看起一本正经,似乎炖菜、蒸包子真的需要音乐的辅助,侧面看,叙述中又渗透着戏谑成分,反衬出此前一本正经的好笑。也可以反过来说,虽然小说整体上显得谐谑,但内里却透出一种古怪的认真,牵连着人们内在的某种值得珍视的东西。这或许是作者有意的选择,这群看起来没心没肺的天真汉,有着各自的莽撞、草率和尴尬,却又不时给多难的人间点上一星灯光;与此同时,他们也并非让人省心的老实人,而是处处表现着自己的不着调、不靠谱和不正经,仿佛随时准备把肃剧演成谐剧。或者不妨说,《致新年快乐》的叙述语调,一直在对人物的信赖和反讽中不停转境,甚至在某些时候显出狂欢的气息,你以为该对他们大加赞扬了,却转身就是一脸揶揄;眼看他们就要遭人鄙视,却又忽然气派得威武堂皇。

  不只是在谐谑和严肃之间,这个小说几乎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遵循的都不是单一的直线逻辑。反扒志愿团队的所有成员,从成吉汉到郑氏兄弟,几乎无一例外地有着自己的伤痕,或者年幼失母,并在同一场车祸中留下了残疾;或者遭人诬陷而丢掉工作,并因此导致了母亲的去世;或者缺失母爱还遭恶人欺凌,几乎家破人亡;因脑袋迟钝而被人欺负的双胞胎兄弟,在里面算是受损较轻的,却也有足够的理由痛恨这个社会。但他们并没有像“准备做坏事或至少不愿做好事的自私之人”那样发出质问:“因为我童年受过苦被施暴,所以现在我有某种道德豁免权,社会还欠我、人生还欠我、你们所有人都还欠我不是吗?”相反,在不尽完善的社会情境和人群处境之中,他们隐藏起自己地裂深处的伤痛,把这一切转化为对坏事的抗争,“全力以赴演绎着人世暖和时光”。

  有了上面的说明,我们自然不用担心作者会把小说处理成因恶成善的大团圆故事,也不用担心这个临时搭建起来的草台班子会成为某种不切实际的榜样。“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一个认真的写作者,不会放任自己的人物脱离具体环境优入圣域,也不会把伤痛轻易转化为通往天堂的地砖。毋宁说,《致新年快乐》始终警惕着这种一惊一乍的大反转,并有意无意地传递出复杂的信息——未经反省的自然德性和被迫选择的人为德性,都很难值得信任;企图把不切实际的转境状态长时间维持在地面,必定随时面临崩塌的危险,而其中的人也难免会被置于绝境。果然是这样,猞猁对自我的过度信任造成局面失控,双胞胎此前的勇敢在关键时刻失效,成吉汉容易模糊现实与幻想的天性导致了最后的灾难。失望的父亲收回了交托给儿子的工厂,“彻底失去信任的王子,将失去他的自由国度”,一段历史终结。

  不过,小说并没有因为这个结局而给人物定谳,比如以此责备他们的虚妄自大或天真幼稚,相反,我们始终能感觉到作品传递出来的某种哀婉气息。或许,这气息如作品里人物感受到的那样,是“直觉到那种源于灵魂深处的默契感吧,这个默契,来源于可依靠的强韧力量,源于邪不压正的信念。甚至源于某种哀伤”。在不断转换的叙述语调中,作为读者的我们,既感受着人物身上散发出的独特光亮,也不断思考着他们此后的命运——继续担任保安的郑氏兄弟在度过了最初的难过之后,还会如以往那样见义勇为吗?骑摩托车离开的边不亮,此后会用什么方式来消化始终伴随着自己的伤痛呢?离家出走的成吉汉,能就此意识到自己存在的问题吗?沿着小说给出的这些信号,如果读者在思考人物命运的同时,继续追问转境的合理性问题,意识到未经反省的德性可能的局限,进一步检查不同性情在当下时代的表现,是否能算得上这个作品小小的成功?确切点说,尝试多角度理解每个人物,引发细心阅读者的持续反省,是不是这个小说,甚或所有叙事作品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