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风破浪的“青批”
来源:文艺报 | 时间:2020年07月24日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居于时代之“场”的文学批评应是文学的引路人。奔涌的时代洪流裹挟与淘洗着一代又一代的写作者和批评者,有人在浩如烟海的文本与史料阅读中,逐渐迷失与消耗着自我;有人选择转变话语身份,从“批评者”转向“写作者”;有人选择缄口沉默,甚至“退出文学现场”;而今天的青年批评家们,则以锐利的笔触、开放的视野和多样的姿态,在时代的洪流中迎波逐浪。

“青年”无疑是一个旗帜鲜明的标签,青年的文学与批评,可能由于这一身份的框定与桎梏,面临着重重质疑、困境与焦虑。与此同时,青年也有着独特的直觉与感性能力,可以无所畏惧地大胆放言、勇敢试错,有着打破文学固有秩序、挣脱知识惯性的无限创造可能。本期我们邀请到木叶、李静、唐诗人三位青年批评家,他们结合自身的批评与研究经验,从批评观、思想资源、理论建构等方面展现出青年批评的生命张力与思维活力。

——主持人 教鹤然

“驾言出游,以写我忧”

木叶,生于北京,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青年批评家,现为《上海文化》编辑。

艾略特曾说,随着时光流逝,依然能感到信心十足的文章,写的都是那些让自己“心存感激、可以由衷赞美的作家”。布罗茨基更是说,“取悦一个影子”。这样的例子或可说明,“肯定的火焰”是对双方乃至多方的同时照亮。不过在中国,每年产生的文学作品可能居世界之首,但让人发自内心欣赏的作品恐怕并不多。另外,对于一个认真或者说诚实的批评家而言,能欣喜地辨认出多少好作家好作品,也就可能生出同样多的不满足。

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说,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热衷于“阅读”。人们是如此喜欢或不得不读取各类文本——种种信息的获得、社会交往和工作展开都需要阅读文字(及相关视听),除了纸介质上的文本,眼睛还要盯着大大小小或固定或移动的屏幕。因此,我还认为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热衷于“评论”。于“实用性”评论之外,自然还存在大量关于文学艺术的谈论。纷繁的现实,海量的正式非正式、文艺非文艺的文本,疯狂的大数据,在召唤与之相应的文学作品,同样也期待着与之相匹配的文学批评。

评论家不免希望“人所难言,我易言之”,真动起笔来则并不易。且不说被浩瀚或琐细之物所淹没,很多专业的审美性评说也往往被轻忽或错过。

有一个编辑提醒作者要注意小说语言与美学,后来他自己写出了瑰伟的《繁花》,行动与文本有时比语重心长更具说服力。好的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一种批评,对(坏)作品的批评,对批评的批评,也是对社会的批评。于是,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去抱怨那些食而不化、既臭且长的论文,作为批评家你自身是否写出了博远晓畅的文章呢?它们本身就是对(坏的)批评与研究的批评,也是一种警示。好的批评家写一篇随笔或回答一个访谈,也可能于无形中构成一种批评或感召。

总是说注重结构、注重风格,那么,批评家自己的文体又如何?总是说思想,自己又有多少新的思考?当然,也不要疲于创新,或奢谈创造。无数看似陈旧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而它们正在成为新的问题,或者说期待着新的回应。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些“基础设施”还不是很扎实通透。小到如何评论一个结尾的动能,如何看待议论在叙事中的可能,大到对意识形态如何影响文学的审视,批评作为发现,正是一种与“温故”同时生长的“知新”。

大学毕业次年夏天,我有过一次漫游。偶遇一个朋友,他也骑了一辆破山地,却脱口而出“驾言出行,以写我忧”。像御风而行般驾着最可宝贵的语言远行,抒发心怀,自是振迅鼓荡。过一段时间,我才发现原文是“驾言出游,以写我忧”,可能他并没说错,只是我先入为主地喜欢言与行(以及写与忧)的对应。那时我正处于茫然的状态,不确知将来要做些什么,又能写出什么,只是像某些同龄人一样听凭无名的悲观、蛮力与骄傲撕扯着青春,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语不惊人死不休。

时间推移,这八个字的激越慢慢褪去,甚至有些不合时宜,后来在文学批评领域走得久了,尤其是经历了今年的种种,我感到这魅惑的诗行既沧桑又常新,对其的理解与误读很符合自己此刻心中文学批评该有的某些样貌。“一生所学,只为此刻”,非常可敬,但可能也要清楚坚硬的天花板就在那里,即便在很多具体的地方我们也缺乏原创思想力和综合创新力,困惑也正源于此。有时,无奈与无力一说出口都显得轻了。

既是“驾言出游”,就会遇到新事物新问题。这是一个算法的时代。创作者需要不断打开自己,能领略高新科技自是很好,但不要忘记,那些古典资源与智慧也隐含珍贵的算法,甚至先于我们进入未来。不仅《诗经》多处涉及“忧”,“忧患”千百年来几乎是中国诗人、知识人的一种背负或抱负。我对批评的理解中一直隐含一个忧字,包括个人的忧心、文本的困惑,以及更细微或更广大的思虑。同时,仅仅凭借“忧”并不足以洞悉或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还有赖于必要的愤怒、狂喜、惊异,以及沉默或行动,有志者既不能忘记自己体内的黑夜,也要看到光的运行。

“言”并不发言,“写”并不是书写,类似情况在其他诗文里也有。这几乎是隐喻。有的小说看似是这样,但可能是那样;有些似乎没有意义、持久静默,却充满了能量与声音。要看到事物的一面,也要看到更多的面向。

在世界和文本之间游走,注定穿行于诸多未知未明未然,批评家还需要正视并努力减少自己的傲慢与偏见,珍视并审视理智与情感,化繁为简,并进一步由简入深,由深及远。

写到这里想到,几天前一个年轻译者对我说起所译诗集的豆瓣评分莫名之低。我安慰说不要太在意外界评价,也不要为不可控因素费神。我当时脑子里闪过的卓越之作是《应物兄》,当然又不止这一部。我知道自己这么说丝毫无助于缓解其不甘或焦虑,但似乎又只得如此。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身为创作者面对质疑甚或污水,首先能做也最值得做的就是检视自身,反思有何局限与短板,同时思考如何更有力地向世界敞开。

一部小说或任何一个文本,要面对人们私下的议论或公开的言说,还有大数据所生成的貌似客观的评定,以及专业专注的评论,而这一切又都不过是时间的花瓣——作为批评,无论赞弹,都是在向文本中注入新的时间、新的可能。时间青睐于强健而有耐心的跋涉者。

至于一个评论者,无论是仅仅写评论做研究,还是同时涉足小说等创作,有一点也值得警醒:你在大浪之中淘沙,你自身也在被淘洗之中。

最后录几位前辈的话收束此文。他们虽是于微醺之际或晦暗时刻有意无意所言,却也仿佛两三千年前那不确知其名而又了不起的作者吟诵出“驾言出游,以写我忧”,“我”是自己又不仅仅是自己,正如文学批评有理有情,却又志不在一辩,而是一种创造,一种朝向无尽时间与虚空的召唤。这些话或慷慨或幽微,因为不易做到,所以尤为可亲:

文学批评在根子里须是诗。

写具有荷尔蒙的文学批评。

要跟随布罗茨基那样的漂亮文章,要信赖思想和语言,要葆有哪怕是微弱的勇气,不断趋于强大,同时也要清醒意识到自己可能尚处于时代的瓶子之中。

互联网时代的人文批评何以可能?

李静,1989年生,文学博士,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

作为一名年轻的当代文学研究者与批评者,我的求学生涯与移动互联网的崛起进程几乎同步:一方面是在象牙塔内苦读“伟大的传统”,研习文本分析的专业技能,在理论谱系与文学史脉络中“客观”审视研究对象;而另一方面,与其他年轻人一样,我也目眩神迷于互联网的海量信息与文化景观之中,时常被各类活泼机智的评论戳中内心,也忍不住操刀撰写最当下的文化批评。最初,学院体制与互联网文化构成的双层处境,令我犹如两者间的“夹心”,左顾右盼“心茫然”。在我所寄身的学院体制中,对于当下文化的评论,往往被视作学术含量不高、专业性不强的写作类型,如若耽溺于此,不仅可能导致笔下浮泛无根,更是对学术积累的“分心”。这就好比在一场向上攀爬的学术之旅中,如果被悬崖间的娇花诱惑,便有走偏或是坠底的危险。

强烈的不适感,逼迫我重新思考文化批评的当代意义。当代大众文化泥沙俱下,影剧综与热点事件层出不穷,每个当代人都生活于如此大体量、高密度、快节奏的文化环境中。我也同样,观看电影、电视剧与综艺节目,追踪舆论焦点与文化事件,早已化入日常,占据了生命中永不再现的无数时刻。对于它们的思考与书写,为我提供了理解时代的一把钥匙,更重要的,这也是与自己对话的一种方式。因此,我近乎着魔般地注视着喧嚣蓬勃的文化现场,并坚信其中埋藏着真挚、永恒而又严肃的思想议题,其分量丝毫不亚于一般的学术选题。

互联网时代提供了完全不同的批评语境,图像声音、声光化电为人亲近,文字反而备受冷落,长文更是观者寥寥。互联网每日都在制造“10万+”的爆款文章,但大多是有意迎合大众情绪的投机之作,山呼而来,海啸而去,最后却无所留存,更令人患上“信息疲劳症”,屡经捶打的神经变得日益麻木。更不必说文字本身已被商品化,甚至连诗歌都沦为电商广告的最佳文案。身处其中,我经常扪心自问:专业的批评训练可以在互联网上有所作为吗,是否存在沟通专业性与网络化的方式?我们是否还能对“批评”这一文体寄予希望,并借此为时代潮流注入人文思考的底色与厚度?

我认为,专业研究与当代批评是可以互哺的,尤其是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历史的视野与智慧。历史学家王汎森曾强调,互联网时代的一大特色是满眼都是“现在”,建立历史的纵深是很困难的。这一点也被理论家阐发为后现代社会的“历史扁平化”。对许多人来说,不断涌现的“当下”诱惑和霸占着他们的注意力,历史黯淡为不需涉足的他乡。而专业的学术训练可以帮助我“定位”此刻,在一个较长的历史视野中思考常与变。我也特别欣赏艾柯的忠告,要将古代视为当代研究,同时也将当代作为古代来研究。在近来的批评写作中,我在贴近批评对象的同时,也尝试建立适当的距离,努力从事“认知测绘”的工作。在这一点上,杰姆逊作了很好的示范,他游走于文化现象、再现模式、意识形态与生产机制之间,为我们提供了精准的理论分析。这些都是我在批评写作中想要不断靠近的境界。比如,在分析电视剧《都挺好》“大团圆”结局时,我便有意识地梳理了文学史上关于“大团圆”结局的讨论,在写作中时时扣连家庭文化的古今变迁,并沉入其艺术表现的细节,以此定位《都挺好》的时代心理与价值意涵所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化身为一个掉书袋的学究便是批评的捷径。相反,批评的能量正在于它与当下短兵相接的能力,即它是否能够敏锐地感知矛盾,说出大家难以言明的细节,并提供具有洞察力的分析。对于大众文化现象的分析,由于批评者与批评对象的距离太近,往往导致判断的失误,或是出于喜爱为之辩护,或是提出严苛的、不切实际的批判。而我对于批评“当代性”的追求,首先要求自己全面地、充分地感受对象,了解各方面的观感,并在不同观点间不断深化自己的思考。比如在对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的分析中,我尽量去把握当代文化中关于情感的多种表现模式,并从中提炼了三大难解的议题,希望以此为媒介,提供一个具备延展性的思考空间;再比如,对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进行分析时,我没有急于用“文化工业”之类的理论展开批评,而是尽力去理解它得以出现和流行的社会文化土壤——我们为何需要这样的女性叙事,又是为何如此需要获取“快乐”?我们为何这样观看节目,而这样的观看方式又会带来什么影响?我并不欣赏高高在上的批判,而是希望既能作为普通观众体贴其中的合理性,又能出乎其外,给予相对冷静的观察与反思。

桑塔格在《反对阐释》里,曾提出批评家的任务是恢复我们自身的感知力。对我来说,每一次的批评写作,都是焕发自我、调动全部身心的过程。历史、知识、情感、艺术,恍若多重世界与多副面孔,我在它们之间穿梭,编织每个文化现象所独有的意义之网。因为没有固定模式可以套用,因而带来了无限创造与无穷可能。更为重要的,批评应当发挥其原本具有的人文功能,在一个逐新的时代,“初心”变得愈加重要。伊格尔顿在追述批评文体时,曾指出批评原本是一个公共领域,倡导理性判断和启蒙批判。而在如今的互联网语境中,批评也应当成为一个又一个闪亮而深沉的据点,关乎每个人的议题从中产生,充满张力与智慧的思维在其中彼此激荡,而关于更好未来的想象也从高悬的神话落实为一点一滴的行动。作为文学研究者的我,愿意参与到构筑批评-人文空间的日常劳作之中,与时代同行,与无数跟我一样的普通人一道,在“此刻”把握我们的过去与未来。

更多时候是自我批评

唐诗人,1989年生,文学博士,现任职于暨南大学文学院文艺学教研室,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研究。

每次被冠以“文学批评家”头衔,我都会有一种恍惚感:我怎么就成了专门批评别人的“家”了?我从小就不太能接受别人的批评,总想驳倒对方。小时候的“驳倒”也只是在内心世界完成,后来我步入了文学批评领域,或许是这种心理逻辑作祟的结果。

所谓驳倒那些自己不认同的批评意见,其实就是为自己的审美见解和趣味选择寻找合理性解释和合法性依据,这正是文学批评创作所需要的思维逻辑。文学批评的精神起点是我们最纯真的阅读感觉,如何对待这种感觉?有些人阅读感受与其他人并不相同,甚至会完全相悖。对这种差异,大多数人是习以为常、不了了之,因为这太普遍了。但如果有人带有一点偏执,或许就会不断去挖掘这些差异意味着什么。偏执的我,自然就陷入到了这团迷雾当中,耗费多年为那种自我感觉极好的阅读感受寻找理论依据和知识支撑。

很早的时候,我总想着要完成一部大著,以向那些否定我的文学趣味的人宣告:我的理解是成立的,我所欣赏的作品有它难得的价值。如今再看这一“理想”,很是天真。但我至今始终认为,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学阅读感觉的理性化表达,它的“理性化”并不是要压抑或摒除我们作为个体的独特感受。相反,用知识、理论和逻辑去维护和声张一种最纯真的审美感受,恰恰是我们从事文学批评创作的一个重要意义。尊重个体的生命感觉,激发每一个不同的读者去言说和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文学阅读感想,这是对人的内心生活的体认,是对实实在在的个体灵魂的关慰。唤醒人心,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沟通,这是文学最诱人的魅力表现,自然也是文学批评要去呵护的价值品质。

当然,真正进入到专业的文学知识学习和研究后,很快会发现,所谓文学阅读的个人独特感受往往并不独特新鲜,大概率只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领域的常见问题。但这种为个体感觉寻绎知识根据的情绪,确实也是激起我们从事文学批评创作、引导我们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重要缘由。“审美偏执”可以指引我们投入到专业的文学知识内部,经过理论知识的熏陶之后,我们写文章可以摆脱直白的感受表达,可以引经据典、使用很多专业概念,甚至把问题理论化、知识化。但很快也会意识到,追求理论化的同时,曾经以为那个独特的“我”好像被知识所淹没了。把文学感受化作理论和知识,把文学阅读中有情绪、有偏好的“我”变成了一个隐匿在理论话语和知识概念背后的、看起来无比客观的“技术专家”,这其实也是一种遗憾。

文学批评要“有我”,评论家要有自己的个性化表达方式以及独特的文学见解。如此,问题似乎又回到了“独特性”——经历了专业训练和有相应知识修养之后的审美独特性与最初阅读时所感知到的独特性有怎样的差别?可以肯定,前者才是文学批评家所要寻找和追求的东西,这既区别于多数人的习惯性解读,也是批评家综合比较历史以及同时代其他作品之后的“独特性”判断。所以,批评家的“我”不是一个只会发泄情绪、表达感慨的“我”,这个“我”必须足够独立、足够理性和足够专业。

从接触文学之初的感性,到专业化之后的理性,这或许是一个普通读者成为一个文学批评家的过程。普通读者完全可以由着自己的兴趣展开阅读,对作品的解读也可以是自由随性的。而转型为从事专业的文学批评创作时,我们不得不去阅读很多以往并不喜欢或者尚未了解到的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阅读面的拓展,无时无刻不在修改着我们关于文学的理解。最初时候那些自我感觉极好的阅读感触,很可能就在知识增长过程中自我消解了。即便不会完全消解,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解答也会因为视野的扩大而变得更为开阔、包容。

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创作时,当源源不断的新作品、新现象、新问题涌现时,我们该坚持什么、调整什么?最初的文学感觉,自然需要去呵护,因为它们朴质真诚,但批评家也要把它提升为专业层面的独特性判断,把握文学内部的差异,并理解这些差异。在差异中寻找共通性,相互调整,以完成更广大的精神互动和文化建构。

我所看重的文学批评创作不是一味地针对他人作品进行评点批判,更多时候反而是针对自我的反思性批评。评论他人的作品,是力求在阅读中实现一种内在的理解,是把“我”放进文学作品中,与作家对话,与作品对话,感知差异,辨认价值。有真正的差异,才可能有创造性价值,才是突破性的文学创作。因为差异,作家能够获得自己的独特性,批评家也能获得新的思想启示,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最近读卡内蒂《人的疆域》,看到一句话:“一个灵魂越确定,它就越需要新东西。”文学批评家可把这话视作职业忠告:当我们对文学是什么、好的文学创作应该如何等一类问题越来越明确的时候,我们肯定是朽化了,需要新东西来滋养了。世界在变,人在变,作品在变,文学批评又如何能自足于某些确定性的文学理念?我之所以对文学批评保持着持续的热情,不是喜欢批评他人,而是可以通过他人的作品感知一些全新的生命经验,可以在辨认差异中不断地自我批评、自我完善。批评家不是骂人的专家,而是可以借着作品与世界与作家与自我真诚对话的人,这种内在的对话既补益于批评家的自我建构,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作家去完成新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