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向网络小说“借鉴”什么?
来源:中国作家网 | 时间:2020年07月21日

  文/房伟

  编者按

  21世纪已经过去20年。这20年里,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高速”、“加速”、“剧烈”、“骤变”、“创新”、“多样”来描述世界的变化、生活的变化。文学也一样,从创作思潮到门类、题材、风格、群体,包括文学与生活、文学与读者、与科技、与媒介、与市场的关系等等,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如何认知、理解这些变化,对于我们总结过往、思索未来都有重要的意义。为此,中国作家网特别推出“21世纪文学20年”系列专题,对本世纪20年来的文学做相对系统的梳理。

  我们希望这个专题尽量开放、包容,既可以看到对新世纪20年文学的宏观扫描、理论剖析,也可以看到以“关键词”方式呈现的现象或事件梳理;既有对文学现场的整体描述,也深入具体研究领域;既可以一窥20年来文学作品内部质素的生成、更迭与确立,也可辨析文化思潮、市场媒介等外部因素与文学的交互共生;既自我梳理,也观照他者,从中国当代文学延展至海外华文文学和世界文学,呈现全球化加速的时代,世界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异同。

  从文学史意义上来说,20年看文学或许略短,难成定论,难做定位,但文学行进过程中这些适时的总结又非常必要,它是回望,更指向未来。

  (中国作家网策划“21世纪文学20年”专题文章即将陆续推出,敬请关注)

  经过二十多年发展,网络文学已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文学现象。它拥有海量的读者,广泛的阅读量,强大的资本吸纳与文化产业转化能力。电子阅读的媒介转换,使得网文相对传统文学成本更低廉,生产更迅速,传播与交流更快捷,网络文学吸收国外类型文学元素,强化对中国通俗文学传统、古典传统与新文学传统的链接,也形成了对当下生活的想象力和知识能量的爆发,从而使得网文的容量扩展惊人,时空视野阔大。与之相对的,则是网络文学在艺术上的探索,吸收通俗文学、精英文学和后现代文化多种营养,形成了数百万字“超级文本”的存在。可以说,网络文学对精英文学及其背后的文学出版业,都造成了很大冲击,也形成了反思参照的样本。那么,我们可以向网络文学“借鉴”些什么呢?

  这是个容易引发“争议”的话题。在网文界看来,不仅中国古典文学,且起源自“五四”的“现代文学”,都被命名为“传统文学”。希尔斯在《论传统》中感叹,启蒙运动之后,“传统”的名声“江河日下”。这种不断以“传统/创新”区隔的思维,其实依旧来自现代文学。“点击量”、“订阅量”、资本转化率,似乎成为衡量网文价值的最高标准;另一方面,精英文学领域,以平等宽容态度看待网络文学,讨论小说背后的文化因素与社会含义,研究借鉴其优势之处,也是比较匮乏的。我们更多看到“网文百分之九十九是垃圾”这类判断。即使网文研究界,认为网文与纯文学可“沟通互补”的学者,也是“非主流”。很多学者追随网络产业的定义,更强调自身“媒介特殊性”,无疑更加深了这种隔阂。

  为何纯文学创作对网络文学的“借鉴”,有其必要性?

  范伯群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应是“一体两翼”状态,五四新文学与通俗文学,成为互相平衡的“展开的翅膀”。文学史经验证明,对通俗文学形态的吸纳与转化,也是精英文学发展的必要资源。比如,施克洛夫斯基指出,契诃夫将滑稽报刊“下品故事”改造成有艺术独创性的“形式完美的作品”。巴赫金则认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得益于不高雅的“欧洲惊险小说传统”。钱鍾书的《围城》,我们能看到“流浪汉小说”的影响。贾平凹的《废都》对狭邪小说的化用,《林海雪原》对英雄传奇的模仿,都是明显的例子。从发展轨迹看,文学发展会经历民间俗文学的“文人化”,也就是雅化过程,如唐宋词、元曲等文类。小说也是这样。文学的现代转化中,小说的长度和内容含量,既有利于盈利,更有利于“模拟”生活体验方式,包含各种复杂意识形态。现代中国小说,在接受西方文艺思想基础上,实现了小说雅化。不同的是,这种雅化脱离中国古代小说传统。陈平原认为,“五四”现代小说的发生,是西方文艺移植与小说地位从低向高位移的“合力”而成。现代小说继承的主要是“雅文化”,即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它与从六朝志怪、唐传奇、宋元话本到明清章回小说的“中国小说传统”,有着结构上的“反动”。这也是五四之后,小说“雅俗分野”的结构性因素之一。五四之前,尽管小说地位被不断鼓吹,但依然是“下里巴人”。五四之后,新文学将“白话”发明权和定义权抢在手里,并通过文学史、文学教育等诸多手段,将中国古小说传统打入“俗文学”地位,比如,五四文学家对晚清鸳鸯蝴蝶派小说、黑幕小说的批判,并造成“现代意义”上文类的雅俗分立。

  然而,这种“传统的断裂”,也造成中国现代小说的“先天不足”,即未能与文类传统形成良性继承。“雅俗对峙”的变化,民国初年是“雅兴而俗衰”的五四文学崛起,其次是40年代赵树理与张恨水为代表的“雅俗互渗”,再次是20世纪70年代港台通俗文学兴起。就大陆而言,最新的雅俗之变发生在90年代中期之后、21世纪之初。通俗文学以市场属性赢得发展生机,尽管有时也以某种“纯文学面孔”出现。80后“青春文学”,女性“身体写作”,已带有很强的类型文学气质。90年代末,网络媒介产生的文学形式,从北美的中国留学生BBS,发展到榕树下、天涯两大文学社区,再到起点中文网收费模式出现,盛大文学成立,直到阅文集团上市,新媒介引爆通俗类型文学发展,也很好链接了“中国小说传统”。穿越、玄幻、盗墓、灵异、洪荒等小说类型内容、文化思维,抑或“拟章回”式“网文更新”叙事结构,都有中国小说传统的影子,闪烁着蒲松龄式的诡异,还珠楼主式的幻境营造,封神演义式的瑰丽传奇,三国式的历史权谋设计,水浒式的暗黑底层描述。网文对中国通俗文学传统的链接,也对追着西方文学一路狂奔的纯文学界,提供了参考价值。

  那么,纯文学作者,可以从网络小说“借鉴”什么呢?

  首先,小说在互联网新媒介语境下的“知识功能增值”,是网文给我们的启示之一。小说之所以大行于世,与现代印刷业发展和启蒙识字率提高有关。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以知识思辨叙事,指称现代性宏大叙事思维的一个分支。工业革命时代知识大爆炸,天文、地理、海洋、生物、物理、化学、心理学、金融、政治学各类学科蓬勃发展,同时影响到了小说的知识容量。小说走出中世纪罗曼斯传奇,不再纠缠于神秘传说、宗教秘闻,而是在“内”和“外”在两个方面,形成启蒙进步思维。殖民财富想象与冒险刺激,被赋予了现代性味道。十八与十九世纪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尤其看中外部知识描述。比如,福楼拜与巴尔扎克笔下细致逼真的“巴黎社会”。就内在性而言,二十世纪以后的小说走得更远,意识流小说兴起,文学对心理、梦境与幻想的开掘,造就了很多复杂人物形象与多样叙事形态。托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海明威、君特格拉斯等大师,则致力于将外在知识与内在体验相结合。然而,卡夫卡、舒尔茨等现代主义先锋作家身上,内在与外在的分裂对立已异常紧张,也导致了小说空间化等倾向。这种倾向反过来强化文学对现实体验的索求,甚至出现卡佛这种低词汇量“蓝领极简主义”写作。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就看到了“经验”贬值的危机。一战之后,人们不再关心外部世界,走向了内心与世界的对立分裂。现代主义走向内心玄想,反映世界的荒诞与不可知,迷恋语言和叙事实验。

  这种倾向发展到“拼贴杂糅”的后现代主义,也导致了“文学类型”的萎缩。“类型学”甚至归属于“通俗文学”标配。“文学类型”发达,不仅是文体意识变革,更体现着文学反映现实社会“知识变革”的能力。罗烨的《醉翁谈录·舌耕叙引》在“小说开辟”一章分古典小说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捍棒、妖术、神仙”八类,显示了古代中国人的社会知识及其文化想象。晚清是中国文学类型爆发期,梁启超论及“新小说”类型,分为历史、政治、哲理科学、军事、冒险、侦探、写情、语怪、社会等类型。这表现了晚清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巨大知识变化,比如,写情小说由古典写情变化而来,又与个性启蒙有关;军事小说乃铁骑、三分等历史军事小说发展而来,又有现代意味;冒险小说与海外殖民有关;科学小说与现代科学知识有关;侦探小说显示现代复杂人际关系,及逻辑推理的科学思维。

  相对而言,现代主义对外在知识发展不再关心,认为是“过时”的现实主义态度。西方现代精英文学的类型萎缩,很大程度归咎于“内在诉求”与“外在知识认知”的隔离阻断。21世纪,随着互联网发展,出现了新世纪“知识爆炸”,特别是天文、生物、科技、金融、通讯等领域。而我国精英文学的类型变化却日渐逼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形成的“乡土—都市”知识形态,已不能反映当下世界的巨变。“乡土”与“都市”依然是文学创作主流类型,并辅之以部分先锋写作,而学者小说、讽刺小说、历史小说,乃至科幻、惊悚、金融等诸多晚清到现代文学时期就有发展的类型,却很难有“类型的创新”。更令人忧虑的是,中短篇小说出现新先锋化倾向,而长篇小说创作,出现“史诗”杂糅“后现代”的怪异组合。故事越写越复杂,叙事越来越晦涩,解构的野心与建构的雄心并存。然而,可读性越来越差,其对知识性的吸纳,不再以“文体创新”与“内容创新”为突破口,而更多表现在“装置性”知识杂糅与点缀。

  与此同时,网络文学的兴起,在知识类型爆发上形成穿越、军事、玄幻、科幻、奇幻、国术、鉴宝、盗墓、工业流、末日、惊悚、校园、推理、游戏、洪荒、竞技、商战、社会、现实主义等数十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类型或亚类型,这些叙事类型还有互相交叉融合的其他变种。类型繁盛的背后是知识爆炸。这不仅体现了当下社会的知识变革,也表现出中国网文对古今中外知识的“巨大热情”。比如,孔二狗的《东北往事》、狱中天的《看守所》、哥们儿的《四面墙》等“新社会小说”对底层生活的描写;齐橙的《大国重工》、任怨的《神工》对中国重工业发展的讲述,以及何常在的《浩荡》与阿耐的《大江东去》,对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变革蕴含的巨大社会知识变化,都有着令人敬佩的书写。中国穿越类型小说,表现出时间上跨越原始社会到未来社会,空间上跨越五大洲七大洋的“新天下视野”。衣山尽的《大学士》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的逼真描摹,实心熊的《征服天国》对中世纪欧洲史的精彩呈现,令人叹为观止。就科幻小说而言,咬狗的《全球进化》的“盖亚意识”、“逆进化”等生物与天文学知识虚构,都很好地将科幻与故事、人物融合在一起。天瑞说符的《死在火星上》,甚至在附录有数百篇天文、生物、科技方面专著与论文的名单,这都显示了“新知识”对小说理念的巨大冲击。

  这种“知识对文学的冲击”,还反映在作者知识背景的分化。网文作者大多出身金融、军事、医学、生物、制造业等理工科专业,纯粹出身文科的很少,即使是文科,也并非文学类,而大多是历史或社会学科。精英文学则大体延续新中国成立以来专业作家培养模式。50后、60后作家群,非文科专业向精英文学的流入,还是非常多的。比如,统计学出身的张洁,学电力的朱文,军事弹道学专业的作家黄梵,商品学和计算机专业的王小波,其他如张承志的民族学学者身份等。这些非文学背景,都丰富了纯文学书写的知识含量和思维方式。而70后、80后,甚至90后精英作家群,这种知识来源的多样性弱化了。即使非文科出身的纯文学作家身上,我们也看到,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学知识的“强大束缚力”。很多年轻作家深陷现代主义、先锋文学传统,迷恋隐晦的哲思与语言实验,对外部世界知识变化不敏感,也缺乏“突破而出”的能力与勇气。这无疑值得我们反思。

  不可否认,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形态,与后工业时代消费主义有关,也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对静态的代际体验与地域体验,包括历史体验有关。然而,这种源自战争伤痕的现代主义,静态生活背后的后现代消费奇观,与借助网络媒体与全球化进程进行高速工业化的“中国文化体”,还有着很多差别。中国飞速发展的社会现实,超级现代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都呼唤着精英文学的变革。特别在长篇小说领域,我们的审美趣味与知识构想,大多受到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以来,已经经典化的长篇小说的制囿。知识容量的匮乏,导致经验的匮乏,也导致长篇小说特有的认识社会功能的衰退。这无疑是越来越严重的长篇小说危机的内在因素。当然,不少严肃作家也在尝试借鉴科幻、悬疑等类型,探索新的表现领域,也有不少成功经验,如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王十月的《如果末日无期》等新作,就借鉴科幻、末日等知识类型,且融入了深刻的哲学思考。但这些作品,目前总量尚少

  其次,网络文学“想象力”的爆发。这种想象力的发展,不仅表现在虚构人与自我的关系,探索人性深度的能力,也表现在虚构与想象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外在关系的能力。内在性的想象力发掘,精英文学特别是先锋文学创造了惊人的成绩,而在外部想象,特别是人与外在世界的冲突与和解,人与大世界的故事关系的能力上,则是非常不足。这也表现在精英文学的情节能力的退化。情节构造能力是小说基本功,也表现为作家对外在世界的想象性建构。中国有散文小说、诗化小说、哲理小说等诸多淡化情节的分支,而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维下,有意回避典型人物、典型环境与典型事件的现实主义创作律令,使得很多作家更热衷语言实验、隐喻性诗学营造。但是,在优秀的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作品中,我们依然能看到建构情节、精心构思细节对一个作家的重要性。在卡佛、麦克尤恩、耶茨、安吉拉·卡特等擅长中短篇小说的现代主义作家笔下,也闪烁着令人过目不忘的情节和细节。卡夫卡的《变形记》在甲虫幻觉的“奇情”中见人性常态,科塔萨尔的《被侵占的房屋》中诡异的鬼魂入侵,萨拉马戈的《里卡尔多·雷耶斯离世那年》的佩索阿与虚构人物的宿命纠缠,也都表现了“情节”这个古老叙事传统的强大潜力。进而言之,情节能力也反映作家体察社会、了解人性深度、想象世界的能力。虚假苍白的情节,平庸无力的情节,都是作家缺乏社会体验性、缺乏想象力的表征。

  网络文学追求文本衍生的资本性,情节想象能力至为重要。很多优秀网文,不是简单追求情节刺激,而是吸取纯文学在叙事视角、叙事声音与叙事时空构造方面的某些经验,创造了极为丰富逼真又异彩纷呈的小说世界。天使奥斯卡的《宋时归》,发展现代历史小说情节模式,继承了晚清以来王少堂、陈士和等说书艺人,以“巨量情节”维持叙事时间的通俗小说传统。它有“无低谷”的全高潮式叙事模式,小说开场就是危机,且有着不断的危机冲突,以塑造典型人物与历史情境。作家还发展了一种“超级情节”,即以核心事件为焦点,结合多重叙事角度与全方位宏大场景描述,极富阅读代入感。小说只“汴梁惊变”事件,就写了20万字,却精彩纷呈,令人不肯罢手。梦入神机的《龙蛇演义》是新国术技击派代表作,情节构造能力也非常突出。它融合儒道释传统与人体科学,结合现代医学与技击技能研究,改变了“金古梁温”开创的文人新武侠传统。它的情节特点在于“奇中有奇”、“以奇写正”,写实狠辣,又包含对人体机能的合理想象,在对晚清武侠传统的复古中,结合现代性自我的理解,创造了令人难忘的情节。忘语的《凡人修仙传》、静官的《兽血沸腾》、鲁班尺的《青囊尸衣》等小说,也都有高超的情节建构。作为深层次探讨人性、思考社会与文化的纯文学创作,不能单纯恢复“以情节为中心”的状态,然而,网络文学情节构造能力的提升,也值得纯文学创作反思借鉴。对情节能力的再创造,可促使我们反思“近乎无事”,专注于荒诞俗常的现代文学传统,进而促进我们对“中国故事”的现代主体性的理解。

  最后,对网络文学的“借鉴”,不等于否认纯文学存在价值和发展空间。纯文学创作与网文有着很明显区别。“雅俗对立”是现代社会文学意识形态功能与商品功能分离,必然导致的“结构性存在”。比之网络文学,纯文学更易经典化,其“美典”的符号权威价值,是网络文学难以企及的精神格局,也拥有权威的文学史学术阐释地位。精美的文字感觉,精妙的艺术构思,细腻生动的描述,与多层次立体化的审美意蕴与思想含量,使之跨越时空限制,加强人类认识社会、反映人生的能力,提供积极的精神滋养与境界提升,塑造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意识,也塑造良好的现代人格。相比而言,虽然很多通俗文学可做到雅俗共赏,甚至化俗为雅,但在现代社会文化格局中,由俗入雅,由通俗入经典的过程,还非常困难。

  其实,很多网文创作也借鉴了纯文学因素。有关网络文学的调查中,笔者曾问及“哪些纯文学作品对网文创作影响最深”这个题目。很多网文作者选择的都是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几部经典小说,除了深刻的思想性之外,其艺术特征上都有一种比较“利于沟通共鸣”的书写模态。比如,余华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放弃先锋文学叙事空缺与延宕、叙事时序变化等“叙事迷宫”手法,而专注于对“叙事频率”的改造。其“重复”的叙事手法,比如《活着》的多次死亡,《许三观卖血记》重复性卖血情节,及叙事声音的“反复”,符合中国人“重复性叙事”审美心理,如“三顾茅庐” “三打白骨精”等。路遥的小说,最动人之处在于“底层个人奋斗”叙事模式。它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浪漫感伤与悲剧的挫折感,又对现实形成有效心理刺激和反思性。这种“底层奋斗”的故事,也出现在当下纯文学创作中,但鲜有路遥式真诚的道德态度与“确认现代自我”的伦理勇气,反而过分夸大小人物的庸常猥琐对宏大叙事的消解作用。网文之中,“底层个人奋斗”故事常被赋予“个体神话”象征,被转化为“废柴逆袭”心理定式,如“赘婿文”亚类型。同时,它也为“网络现实主义”提供了内在心理机制,比如《大江东去》《浩荡》等小说,都有这种“小人物奋斗”的故事。这也符合阶层分化情况下,普通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的特殊心理。

  任何艺术门类要不断创新,都须有“海纳百川”的气度与胸怀。纵向关系而言,纯文学要积极继承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通俗小说传统;当下借鉴意义而言,纯文学应关注网络小说在新媒介语境下的变化。无论其书写形式,还是表现内容,网络文学的变化都可被吸纳融入纯文学发展的反思。比如,网络文学的科幻题材对未来的科学想象能力;网络文学对中国说书人传统的发展,可用来反思纯文学“可读性问题”;网络文学丰富的类型模式,也可以提高小说“沟通性”。从晚清梁启超提倡的“新小说”,到五四小说,直到新时期小说,无论思潮流派还是艺术手法与创作思维,纯文学创作对西方的学习借鉴,一直是“重中之重”。不可否认,西方文艺思想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养料,可进入新世纪,在中国不断探索现代性道路、不断展现出成功经验的今天,仅从西方艺术出发是远远不够的。“精英意识”也导致很多纯文学作家过度追求场域意义“稀缺性”,不断索求文字难度、文体难度、叙事难度。有的作家,以几百万字“大河小说篇幅”书写故乡精神史,却流于混乱意识狂想与破碎拼贴的景观,甚至完全无法形成有效隐喻性。另一种“逆向的先锋”,则倾向于以叙事空缺、意义空白,抽空现实所指,将之变成“伪装现实主义”先锋写作。这些“拟现实”“拟隐喻”新先锋写作,会加深纯文学与大众的“阅读隔离”,导致读者大量流失,也会造成自身的封闭与萎缩。

  当然,网文还在发展过程中,很多特征与规律有待于学者进行深度研究,也有待于纯文学作家进行有效辨析。“网络文学”也存在诸多问题,值得警惕与反思。比如,网络文学文本,强化小说情节能力,也造成“升级打怪”循环叙事的“审美弱化”,及小说语言的粗糙混乱。网络文学对现实因素的忽略,对游戏性的过度追求,也导致文本缺乏深层审美与思想意蕴,缺乏反复阅读的“经典意义”。网络文学必须借鉴纯文学经典化质素,走向自身的经典化。由此,范伯群教授所言“一体两翼”良性中国现代文学格局,才有可能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