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好小说永远在讲好人的故事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 | 时间:2020年07月20日

  文/麦家

  1954年5月的一天,在马德里的一家咖啡馆,海明威对前来采访的《巴黎评论》记者乔治·普林顿说:“你可以读读《赛马新闻报》,在那儿你能感受到真正的小说艺术。”海明威强调小说家要备具一颗世俗的心,对俗世生活保有常人鲜有的敏感和热情。

  确实,小说是通过描写人的俗世生活来展现人类活着的状态,以及复杂的精神世界的。这注定小说的土壤是生活,是生活中那些世俗的人,琐细的事,微妙的情,那些循环往复的、说不清道不白的冷暖人生。好的小说家,从来不是抽象地写一种生活,而是要照着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器物、风景、习俗、人情世故、气候变迁、道路的样子、食物的味道、人的感知、事的沉浮,乃至说话的口气、衣冠的穿戴等,去编织生活。生活是有形的,有一张由时间和空间编织的网,一个“壳”。小说家若不能编制一个坚固的俗世生活的外壳,人物的心灵就没有容器来装盛,读者也无从得知人物内心是怎样成长的,情感是怎么演变的,挫折或苦痛怎么拷打磨砺人的。生活有形,人心(灵魂)无形,只有用“有形”去装“无形”,无形才会变得有形,才能看得见、摸得着、握得住。否则人心(灵魂)随风而去,遁入空门,小说也就没了价值。比如一只破罐,非但盛不了东西,也是不美的,只能当垃圾丢掉。

  一定意义上说,小说家都是生活的专家。照沈从文先生的说法,专家就是有常识的人。小说家不能对生活犯常识错误,那样壳破了,读者就不会认同你,甚至嘲笑你。比如前不久,我看一篇小说,讲到二战时期中途岛上“腾起一架喷气式飞机”,我心里在笑,那时候喷气式飞机尚在研发中,怎么飞得上天?这就犯了常识错误。这种错误像饭碗里的一只苍蝇,会让你对整碗饭都不信任,倒胃口。前些年电视上冒出一堆抗日电视剧,被观众嘲讽为雷剧。为什么?因为常识性的错误太多,把八路军搞得那么神勇,把日本兵弄得那么软蛋,完全不符合历史真实。我们常说“真善美”,真是首当其冲的,失去了真,一切无从谈起。

  海明威说:我不允许任何不真实进入我的小说。好的小说假的也是真的,孙悟空,一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猴子,俘获了所有国人的心。这是真实的力量。这里的“真”不是真实存在的“真”,而是普遍认同的“真”,是建立在常识、常态、常情基础上的一种精神向度,一种从纷乱、芜杂、泥沙俱下的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真,像玫瑰精油之于玫瑰花。日本兵当然也有软蛋,但常识告诉我们:当时的日本兵整体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有战斗力的,个别软蛋不能代表整体。如果个别可以充当整体,那么文学不存在虚假: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你写什么都寻得到“真身”。

  问题是“真身”不一定就是真实,至少不是文学的真实。文学的真实是一种独特的真实,可以形不似,但必须神似;可以“在生活中不曾有”,但必须“在人心、人性里有”“在逻辑里有”“在象征里有”“在常识里有”。格里高尔有一天早晨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这当然是在生活里找不到的——假的,但他的种种非人感受却是生活在工业革命乌云下的每个人的内心写照。说到底,文学的真实不是打捞形而下的真实,而是提炼形而上的真实;不是“存在就是合理”,而是“合理才存在”;不是“活灵活现就逼真”,而是“感同身受才乱真”。

  所以,虽然生活无处不在,人人有份,但并不是什么样的生活都可以用来写小说。进入小说中的生活,必须经过作家的选择、过滤和重新组织。作家不能沉溺于生活中的某种个人趣味和认知而不能自拔。趣味和认知都要有“常识”,要筛选,要经得起民心拷问,时间追问。有一段时间,文学界流行写小事,写私情,写欲望,写细碎的生活,写心灵的乱象,一些作家甚至津津乐道于此。生活固然有颓败、暗黑的一面,但小说家不能任性直接展示这些颓败、暗黑,因为人的生存不止于这些表面的乱象和败象,人也不甘心于此。事实上,每个人的颓败背后都有复杂的心灵挣扎和精神冲突,这才是一种真实的人生。直接粗暴地耽于表现人性暗黑、颓败一面,正如那些声嘶力竭歌功颂德的马屁文学一样,都不是从人的真实出发的,而是从概念起步,怀揣着文学以外的图谋。什么是文学以内?就是人心之内。作家必须要深入人的内心生活,要追问,要去伪,目的是要挖拓人精神的深度、广度,展现人灵魂深处的纵深感,让人看到暗黑中的亮光、绝望中的希望,获得一种能站立起来的精神,而不是趴下,在怨毒和呻吟中沉沦——这是人最基本的真实,像心跳一样,人人共有。忽视这一点,遮盖这一点,就是“壳”破掉了,即便字字珠玑,步步惊心,活灵活现,终归是“个别软蛋日本兵的”的逼真,真实的背后是不真实。

  这就是说,尽管作家的世俗心任何时候都必须是活跃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持对生活的敏感,怀有一种饱满的创作热情,不讷于生活对他们的呼唤;但另一方面,作家对庸俗的趣味、赤裸的欲望,对人类内心黑暗的经验以及那种令人下坠的力量,也要保持应有的警惕。好的作家,永远不可能放弃他的批判性,但批判的目的是为了更加牢固地树立人的良知,更加强力地捍卫和坚守世道人心。这是文学的尊严,也是作家的责任。好作家永远在讲好人的故事,无论时代如何“喧哗与骚动”,无论生活如何“罪与罚”,无论人性如何“至暗时刻”,他都要劝人在“平凡的世界”里有一颗“勇敢的心”,做一个“良善的人”。雷蒙德·卡佛说,“文学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匮乏,还有生活中那些已经削弱我们并正在让我们气喘吁吁的东西。”他说出了文学的一个方面。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小说要探索人精神匮乏背后的真相、悲哀之中的仁慈、乱象之中的坚定,以及冷漠人群中隐藏的那颗慈爱的心,那只温暖的手,从而让我们活得更沉着,更勇敢。

  《人生海海》是一部残酷又温暖的小说,命运多舛的上校像一粒钻石,不断地被时代切割。一度,切割让他变得更加光彩夺目。但最后一刀,从中心切下去,又用刀背锤击,把他彻底捣毁,废了。我简直不能接受这种兽性,迅速安排林阿姨出场,后者穷尽大半辈子把散落一地的碎砾收拾起来,偿还上校足够的尊严和体面,同时也点亮了自己,散发出珍珠的光芒。小说最初构思中没有第三部,上校像侠客一样从监狱逃走,披着一身光辉消失在人海里。这不是“人生海海”的故事,而是一个超人落难的事故。当我意识到事故不能生动提供公共经验、只呈现传奇的局限性后,我开始调整构思,重新设定上校的人际。我要讲一个具有无限性的故事,于是长出林阿姨这个人物,她是第三部的灵魂。第三部让小说显得更加残酷,但残酷结出的是仁慈之果:悲哀之中的仁慈、苦难之中的友爱、绝望之中的希望。正如惠特曼在诗中写道:失败的人们万岁!沉没在大海里的战舰万岁!沉没在自己深海里的人们万岁!这就是“人生海海”,也是《人生海海》。我不想再多说了,海明威告诫我们:作家水平越高,就越少谈论自己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