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写作《乡土中国》的前前后后
来源:人民政协报 | 时间:2020年07月20日

文/丁元竹

2019年8月,国家教育部将社会学家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编入高中统编三科教材《高中语文(必修上)》第五单元。《乡土中国》是费孝通的著名代表作之一,是他在20世纪40年代计划中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三部曲之一,但由于战争、院系调整、社会学被取消等原因,他畅想的这三部曲未能如愿以偿。《乡土中国》内容涉及传统中国的基本特征、农村生活、社会结构、家庭家族、道德规范、权力结构、社会变迁等内容,著作文字简洁、语言流畅、浅显易懂、雅俗共赏,是学界公认的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代表作之一。2020年是费孝通教授诞辰110周年,这篇文章想追溯费孝通写作《乡土中国》前前后后的学术活动,理解这本书产生的历史背景,以此作为纪念。

学者的认知方式除了取决于自己的知识积累和认知习惯,还取决于他(或她)所处的社会关系模式:他接触了什么人,与什么人交流和学术碰撞了,引发了什么思考等。换句话说,《乡土中国》基于费孝通长期的实地研究、理论探索的积累,还基于他个人在当时的时间和空间结构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模式。

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蹉跎岁月

从20世纪30年代末英伦归国,到云南的昆明、魁阁,美国芝加哥、波士顿等,再到英伦、清华,10年间,费孝通跨越中国南北、东西两半球,历经实地研究、国际交流、历史研讨,他活动的公共空间不断变换,社会空间不断扩大,形成了一个时间和空间上相互交错的社会关系模式,《乡土中国》就是在这样的时空结构变换中产生的。

从具体的社区研究到对整个中国社会整体把握是费孝通在大瑶山对瑶族进行的田野调查中与王同惠女士一起确立的认识中国社会的目标。《乡土中国》这本小册子是他从西南联大回到清华园给研究生讲授《乡村社会学》的讲稿汇集。为了讲授这门课,他先是使用美国教材做参考书,后来觉得美国教材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又尝试着使用自己过去在瑶山、江村、云南三村的调查材料,抗战后期,他还一度涉猎经济问题,在报刊发表有关经济的时评。1947年,他决定从社会结构入手来讲乡村社会问题,他写道,要“另起炉灶,甚至暂时撇开经济问题,专从社会结构本身来发挥”。

在《乡土中国》的《后记》中,他称这是他工作的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瑶山开始的实地研究;第二个阶段始于1946年前后的生育制度写作和研究,《生育制度》是这个阶段的第一本成果,《乡土中国》则是第二本。在这个两个阶段中间,即1943年,他访问了芝加哥大学,把《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改写英文,翻译成“EarthboundChina”一书,把《昆厂劳工》改写成“ChinaEnterstheMachineAge”,他还访问了哈佛大学等机构。

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费孝通的学术研究开始由田野工作转向理论建构,从以专注学术研究转向学术研究与时事评论写作并举。工作和政治等多种原因迫使他停止实地调查转向理论建构和开展更多的教学工作。由于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同时兼课、日军轰炸昆明被迫迁住乡下等原因,从1940年10月至1945年初(这中间有一年赴美交流)的近5年间,他更侧重授课和写作。1993年在《个人·群体·社会》一文中,他说:“魁阁后期,由于兼任云大和联大两校的教职以及当时政治局势的紧张,我不便直接参与实地调查,所以有更多时间从事讲课和写作。也可以提到,当时直线上升的通货膨胀使个人的实际收入不断下降,而我又在1940年成了一个孩子的父亲。我们在呈贡的农村里赁房而居,楼底下就是猪圈,生活十分艰苦。因之,我不能不在固定的薪金之外,另谋收入,我这个书生能找到的生活补贴,只能靠我以写作来换取稿费。我当时成了一个著名的多产作家。大后方的各大报纸杂志上经常发表我的文章,我几乎每天都要写,现货现卖,所得稿费要占我收入之半。”费孝通自少年时代开始写作,20世纪40年代的环境进一步养成了他的写作习惯,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写作风格。

乡村生活体验使他对农村文化和社会结构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作为一个思想敏锐的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有抓住生活中每一个细节的能力,直到晚年。这在他的许多论述中都表现出来。他从农村的生儿育女中悟出:“生孩子决不是件苟且随便的事。”看到住房楼下的猪圈,他想到,“牛羊和猪所需要食料的不同,逐使它们影响到我们利用土地的方式。”“人口繁密、荒地稀少,就只见猪而不见牛羊了。”“因为人多地少,猪就凭有它的经济优势。”这些生活观察和体验都使他的“通论”构建具有丰富的经验内涵。一个社会人类学家一旦将自己理解的生活寓于自己的理论逻辑中,其理论内涵丰富的经验。这样反复不断地进行下去,知识就会逐步积累起来,费孝通的学术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就经历了这样一个历程。

在拓展国际交流空间中不断深化对社会的认识

1943年6月至1944年7月初访美国,1946年11月至1947年3月重访英伦,都为费孝通在跨文化中认识中国社会提供了更加宽阔的视角。《乡土中国》的产生也得利于这两次出访。费孝通在这期间与美国学者进行了诸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像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论著一样,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文章中经常出现国内外著名学者的名字以及他们的论述,诸如,曼海姆(KarlMannheim,1893-1947)、索洛金(PitirimA.Sorokin,1889-1968)、弗洛伊德(SigmundFreud,1856-1939)、尼采(FriedrichWilhelmNietzsche,1844-1900)等,内容涉及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根据大卫·阿古什的研究,在出访美国期间,费孝通曾与罗伯特·帕克(RobertPark,1864-1944)等学者进行学术合作,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T.帕森斯(TalcottParsons,1902-1979)与他比较合得来。我们在这里进一步还原当时的理论环境,与同时代的社会学家进一步比较来探索费孝通的“通论”,可以看出,费孝通构建的“通论”是那个时代社会学的趋势之一。

在阅读了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1901-1978)的《美国人的性格》之后,他说到,他“看到了一个社会结构的标本”,据此,他认为“人类学的任务就在理解各式各种的文化形态。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可以成为我们理解的对象”。在撰写《美国人的性格》之后,他考虑“对于自己的传统、处境、和发展方向是必须要有一个全盘清理一次……我们必须用科学方法把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法,在这生活方式中所养成的观念,从我们的历史和处境中加以说明”。正巧此时,《世纪评论》约他为长期撰稿人,《乡土中国》应《世纪评论》之约从1947年暑期后陆续写出发表,既是基于他讲课的内容,也是基于他这个时期的思考。由此也可以理解《乡土中国》的行文风格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世纪评论》作为媒体对于文章要求的可读性决定了《乡土中国》的行文风格。他解释道,“我在这书里是以中国的事实来说明,乡土社会的特性,和Mead女士根据美国的事实说明移民社会的特性在方法上是相通的。”还有,从英国回来不久,他对媒体表示,“此后想静静地念一点书了,在国外觉得人家跑得很快。中国也需要人做一点研究工作。”战争年代的兵荒马乱以及其他政治原因,使学多学者或者没有条件深入实地研究,费孝通先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说出这番话的。

在铸造新的学术共同体中形成新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前,对费孝通学术思想产生影响的学术共同体大致有这几个,一是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社”,这个学术共同体以学术讲座、师生交流、《北京晨报》和《天津益世报》的副刊《社会研究》为平台,开展研讨和学习。二是在英国学习期间,他参加马林诺夫斯基课程学习的研讨班活动,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和数据我们掌握得还不多。三是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期间,以“魁阁”为基地的学术共同体,这个学术共同体推动了费孝通对中外问题的思考。费孝通后来写道,魁阁“就是一个各学派的混合体;而且在经常的讨论中,谁都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例如,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陶云逵经常参加“魁阁”的讨论,不久就成了费孝通的“畏友”。在与陶云逵4年交往中,费孝通领会到“反对”的建设性。陶云逵曾师从德国人类学大师费舍尔(KunoFischer,1824-1907),德国学派和英国学派有很多地方针锋相对,还可以启发思考。德国学派注重历史、形式、传播,从各文化的相异之处入手。学问在辩论中发展是学术发展的优良传统,如梁启超所言,“学问不厌辩难,然一面申自己所学,一面仍尊人所学,庶不至入主出奴,蹈前代学风之弊。”四是回到清华大学后他与吴晗等人结成的社会结构研讨班,在历史与实地研究之间碰撞中产生了《皇权与绅权》等一系列对中国结构深刻认识的著述。此外,1943年春天,他经常与潘光旦讨论优生问题,后来产生了他关于社会选择的理论。潘光旦是费孝通的老师,也是益友,潘光旦对费孝通的影响广泛,甚至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也可以看到潘光旦学术思想的影子。从现有的文献看,与他讨论问题的人还有胡适、吴景超、吴晗。在回答吴景超的批评时,费孝通提出了自己关于社会发展的社会经济观,他说:“我们主张把经济活动成为完整社区生活的力量,而不使它成为相反的力量,是从一种社会价值的认定上发生的。”这种社会发展的社会经济观的核心是: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重建中国人民赖以生活的工业,提高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

早在昆明时,费孝通就结识了历史学家吴晗。他后来回忆说,回到清华后,与吴晗“一同组织了一个讨论班,聚集了一些对这问题有兴趣的朋友们一起切磋。同时还有学校开了一门‘社会结构’的课程……”“实际目的还是想借朋友们和同学们的督促,让自己多读一点中国历史,而且希望能和实地研究的材料联串起来,纠正那些认为功能学派轻视历史的说法。”他曾写道:“我曾跟读历史的老朋友商量,跟他们从头学起。”这里的“老朋友”包括潘光旦、吴晗等,历史研究帮助了他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从1947年底起,他开始研读中国历史,准备“费几年读读中国历史”。在与吴晗的交流合作中,也是受益很多,1947年在得到吴晗的《由僧钵到皇权》一书后,他曾写道:“辰伯(吴晗——笔者注)这本书若早出20年,我也不致和历史绝缘了。若是在20年前,像这类的书有100种,我相信我一定会全部看完。”1948年8月28日,在《皇权与绅权》后记中,费孝通再一次提到与吴晗组织讨论班,一起切磋“社会结构”问题。

《乡土中国》发表和出版已经70年有余,中国已经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后期,社会结构已经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乡土中国》写作时的中国社会已经不是孤立、互不往来的乡土社会,先是进入因资本主义入侵和中国进入全球经济体系而形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后来历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当然,即便是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国农村的人口依然占到90%左右,说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也不过分。在这个意义上,《乡土中国》通过时间和空间关系变动分析了传统中国的社会关系模式及其变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启迪。

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启的农村改革,以及由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发展,把那些本可以在土地上自食其力地生活的农民送到了乡镇企业、小城镇和大城市。尽管相当一部分进城农民没有真正意义上融入城市社会生活,但是,乡村社会的组织方式和移民出来的所谓“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先意义上的乡村熟人社会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乡土社会。进入工业化的农民依靠一个共同的体制,这就是正在建设的适应城市化需要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户籍制度,也就是费孝通所说的“共同的架子”。在这个阶段上,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领域。经过41年的发展、改革和开放,中国的社会组织由改革开放初期的1万多个发展到2018年的80多万个是另外一个例证。从2019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城乡人口统计数据看,中国大陆总人口140005万人。从城乡结构看,城镇常住人口84843万人,乡村常住人口55162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60.60%。全国人户分离人口(即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2.80亿人,其中流动人口2.36亿人。中国在经历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人口结构和社会体制确实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城乡人口经过41年的时间,在空间上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布局。

温故知新。我国正在由传统的乡土社会迈入工业社会、城市化阶段,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把《乡土中国》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研读、学习、体味,会进一步拉长视角,深化认识,不断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督学组督学、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